蒋庆研究的是古人的文化理念，与今日已相去远矣。我并不认为在今天的社会，照搬古人的一套做法会有什么成效。然而政治与文化是不同层面的东西。政治更多考虑的是现实的利益，而文化则是要有积淀、有传承的。中国文化的香火不能自燃自熄，总要有人把这文化的火炬点燃，高举起来，照亮那些在迷茫中漫漫长行的世人。———刘申宁

       近日，关于蒋庆的消息传闻日渐多了起来，人们发现深圳似乎一夜之间就冒出了一位儒学家。其实近年来，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和北京天则研究所特别邀请深圳的蒋庆前去讲学，就对其评价甚高，称之为当今中国的大儒。我与蒋庆在一起共事已经整整十年了。十年来，我们是挚友，是诤友，论道谈事，虽不乏争执，但心却是时常相互挂记的。

       记得是1994年，我从山东社会科学院调来深圳市委党校，被分配到社会发展研究所工作。说心里话，当时我并没有想到在深圳，尤其是在这个单位会遇到什么学者。初到所里便听说这里有一位大儒，名叫蒋庆，对中国传统儒学极有研究。我们终于见面了：他中等个子，很随便地穿一件夹克衫，整齐干净，不见刻意修饰，一切都显得很平常，惟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上唇那一撇浓浓的小胡子，略显港台之风。这就是那位“大儒”？我心中泛起无数问号。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开会时见到了我的老师、复旦大学的朱维铮教授。说到深圳，朱老师突然脱口说出：深圳有个蒋庆，那是个“怪人”。他说有次参加香港国际儒学大会，有一人穿着奇特，全身老式中装，在与会者中格外醒目，给大家一个“辜鸿铭再现”的感觉。据说那人叫蒋庆，在深圳工作。后来，我就此事曾专门问过蒋庆。他说在80年代是买不到唐装的，那件对襟的中式夹袄是他妻子和岳母在开会前连夜赶制的。蒋庆说，开中国儒学的大会，一个个西装革履，成何体统。研究中国儒学，先从正衣冠开始，别人不穿，我穿。蒋庆是个“怪人”被学界所传，便由此始。

       蒋庆从读经开始发痴，最后走进深山隐居起来。他现在每年绝大多数的时间蛰伏于深山之中，读书讲学

       和怪人接触，常会激发人的好奇感，这促使我总想去接近蒋庆，了解他的学术理念，探求他的内心世界。一次茶余饭后，我们聊起了当今文人无行、世风日下的状况，蒋庆不无感慨。他说应该复兴儒学，用儒学的价值理念去填充那些苍白空洞的心灵。我说这个办不到，不管是不是知识分子，只要是人，首先得解决生存的问题，要先有饭吃，才能谈得上学问。另外，读书人还需要名声和地位，要评教授，要有头有脸地做人，你说的儒学，恐不切实用。蒋庆不同意我的意见，他说，古代的先贤大儒没有什么教授身份，依然可以发挥对社会的影响。人是靠自己的学问、人品和信念来立足社会的，而不是靠那些外在的虚名。说着他突然把话题扯到自己身上，说：我不想再申报正高了，职称除了与工资待遇挂钩，可以多得点福利外，并不能说明什么！当时，我深感震惊，一介书生，终生奔波，不就是为了显示你存在的价值吗？这个价值是何物？专家，教授，学者是也。不要教授，不当学者，不做专家，那还追求什么呢？我突然感到眼前这人有些不凡了。当时评教授是要过外语关的，而蒋庆的外语很好，已经有几本译著了，可以免试。再说他的学术专著《公羊学引论》已经出版，成果是实实在在的，评正高毫无问题。但他不去申请，放弃教授头衔，要实实在在地做一点有益的学问。这种靠信仰支撑起来的信念，让我好感动。有段时间，学校领导考虑到蒋庆在学术上的影响，曾提议由他出任教研部主任。蒋庆得知后婉言回绝，但态度极为坚决。他这些做法在世人眼里定是迂不可及。人们会想一个好端端的学子，不小心读了孔夫子的书，影响太深，不谙世事，变成了一个迂阔的腐儒。不能小瞧这些事情，由于它涉及一个人的名声、地位和实际利益，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遇事就会患得患失，是不可能坚持下去的。我也曾想学习蒋庆，尝试放弃一些身外的东西，但终究是在世俗的幻海中漂浮，没有蒋庆那般坚毅的定力。

       在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工作期间，我和蒋庆共处一室，办公室除了是我和蒋庆的工作间外，还是我当时的居所。初到深圳，没有房子倒也罢了，没有亲朋好友和同道知音打发时间，却令我时感孤独。于是周末到蒋庆家混饭吃，便成了我的常事。我去他家，往往不坐客厅，径闯书房，和蒋庆盘腿聊天，听他论道。他会边说边动手，查找材料来证实其论断，好在材料很熟，不会间断思路。遇到意见不合时，我们之间的争论是避免不了的。蒋庆很固执，这不是脾气的执拗，而是学理和信念使然。这种由坚定信念铸就的学术品格，使他要坚持自己的理念，就如同战士在坚守阵地一样，绝不让步分毫。一次我们谈到康有为，蒋庆突然情绪高涨，严谴“康、梁为近代中国文化的破坏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之衰落即肇始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他说是这两部书动摇了孔学在士大夫心目中的神圣地位，从而有了“五四”的反孔运动。他说得太严重了，我反驳了他。我说康有为的这两部书在那个年代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打破了人们头脑中的禁锢，对于推动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有很好的催化作用。蒋庆坚决不同意我的看法，反复举例说明康有为所起的不良作用。当时，我们各执一端：一从近代化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社会的进步，一是站在传统思潮的角度去惋惜文化的“礼崩乐坏”。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我们谁也不可能说服谁。至于说到对“五四”运动的看法，蒋庆的认识并非无可取之处，只是略显偏激而已。争执使我感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保存于我们的遗传基因中，我们在清理这些宝贵财富的同时，要本着一种向前看的姿态，才能使传统文化拥有现实的时代风貌。

       蒋庆是按照他自己的体认来研读“六经”的。他对先秦诸子和宋明理学极为熟谙，谈到其中任何一人，均如数家珍，其中最让蒋庆折服的，除了孔子，就是王阳明。这位明代的著名思想家，无论学理还是做人，都让蒋庆着迷，对他极为崇拜，进而模仿之。退休以后，蒋庆去了当年王阳明所在的贵州龙场，用自己有限的积蓄，在许多朋友的帮助下，在当年王阳明“龙场悟道”的山洞附近买了块地，种了些果树，盖了几间砖瓦房，取名曰“阳明精舍”。这成了蒋庆安排自己晚年生活和读书的去处。据说那儿地处深山，风景优美，山清水秀。房前还有个小水库，边上种了一片蔬菜，房后是大山。“阳明精舍”的小小院落白墙红瓦，隐于郁郁葱葱的深山之中，宛如一幅傅抱石笔下的高士隐居图。我曾经劝过蒋庆，去那么远的地方干什么！生活无人照应，信息也不灵通，离贵阳还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山上又不通公路，这不等于出家吗？别和自己过不去了。蒋庆不听，执意如此。他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学在民间，在民间传播学问，让学问形成信念，使信念改变现实中的一切不合理状况，可以使社会逐步恢复理性和秩序。他认为中国总是要有人去做这件事，与其等待别人去做，不如自己现在就做，身体力行。蒋庆从读经开始发痴，由书痴、理痴到对宋明理学大儒的顶礼膜拜，最后走进深山隐居起来。他现在每年绝大多数的时间蛰伏于深山之中，读书讲学。国内外一些人慕名而至，好奇参观者有之，观摩仿习者亦有之，更多的则是前来论道问学，相与辩析。

       在商潮如海的深圳，能有人不炒股票，心无旁骛，钻进故纸堆，去钻研这些不讨人喜欢，又费心费力的事情，这就难免让人有些惊诧了

       蒋庆并非问学初始就痴迷儒学的。他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原本可以做一个很不错的法官或律师。但是对文化的执著，使他开始追求人类的终极关怀。他研究过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禅宗的教义理念，独自或合作翻译过《基督的人生观》、《政治神学》、《自由与传统》、《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政治的罪恶》等许多西方学术名著，但这些都未能使他寻找到可以使自己信服的理论。彼岸的东西毕竟过于虚无飘渺了，他需要在历史与现实中寻找自己的理念。由是，他开始关注孔子，了解儒学。待到真正读经读进去了，便一发不可收拾，他终于体悟到，在今天这个竞争如此激烈的社会，要想保持社会的平衡发展，必须用孔子的学说来洗涤人们的头脑，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来拯救世间的道德理念。我曾问过他，其主张是否与海外近年来炒得沸沸扬扬的港台新儒家学派相一致。蒋庆说：“我与港台新儒家不同，我坚持的是中国纯粹正统的儒家学说，而港台新儒家则是用西学的方法对儒学进行了改造的产物，他们以西方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有“变相西化”之嫌，而我则立足于中国文化本位，可以说我是老儒学，是儒学中的“清流派”，而不是“新儒家”。

       由于坚持这样的一种认识，蒋庆常常会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有时会很守旧，有时也会很新颖。记得有一次我和蒋庆共同接待欧洲的一个代表团，因团员皆欧洲一些知名大学的学者，故交谈中多了一些学理的探究。对方在谈到社会发展时，无意中提出了一个原则，即进步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惟一尺度。蒋庆立刻表示反对。他说进步不是惟一的尺度，把进步作为社会发展尺度的认识，是社会科学受了达尔文学说影响的结果。人类社会发展最重要的标准，是幸福。如果舍弃了对幸福的追求，进步的意义又何在？如果我们以幸福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尺度，就不会去做那些开山毁林、破坏环境的事情。社会的发展若仅以进步为惟一尺度，则往往牺牲的便是幸福。这在十多年前科学发展观尚未被人们认识的时候，蒋庆表达出这种理论见解，很是让那些西方学者开眼界，大感兴趣。

       蒋庆醉心于自己的学问，对学理的深入研究，使他产生了许多想法，于是他将这些想法写出，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如《公羊学引论》、《政治儒学》、《以善致善》、《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等，其中《公羊学引论》收入张岱年先生主编的“国学丛书”，《政治儒学》收入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并被“新浪网”评为“2003年度最有价值图书”之一，被北京大学李强教授评为“近年来从政治角度探讨儒家文化与现代政治关系的力作”。其中《政治儒学》与《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均出了海外版。这些著作表达了蒋庆对儒学的根本看法，以及他研读经学的心路历程。在商潮如海的深圳，能有人不炒股票，心无旁骛，钻进故纸堆，去钻研这些不讨人喜欢，又费心费力的事情，这就难免让人有些惊诧了。于是海内外就有人前来拜访，来看看蒋庆。如日本著名企业家与社会活动家、日本将来世代国际财团理事长、王阳明先生的信徒矢琦胜彦先生十多年前曾来深圳专程看望蒋庆；北京著名经济学家盛洪先生，也常来深圳和蒋庆谈学论道，虽然二人所熟悉的领域各不相同，但学理的钻研达到一定高度时，表达的则是一种终极关怀，这是对中国文化的关怀，是对人类文明的关怀。

       蒋庆的所作所为即是“为往圣继绝学”，是要把已经断了的文化香火续上，难度之大可以想见。

       在这个世界上，表达关怀的人有，居心叵测的人也有。蒋庆由于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与人争论辩解是常有的事，甚至连他的一位在学术界颇有知名度的好友也因道不同不相为谋而日渐疏远。蒋庆因为学术观点的不同而与人争执，写文发难，由此也得罪了不少人。记得有一次，领导找我，告知北方学界的一位“大人物”，给深圳写了封信，讲了蒋庆的“错误观点”，并说深圳怎么能让这样的人教书呢？要求将蒋庆调离现职工作岗位。学术上有不同看法或观点，本是极正常的事情，可以商榷、辩解，甚至争执，皆无不可，采取组织手段来解决学术问题妥当吗？好在领导比较开明，了解情况后未再做追究。这件事之后一段时间蒋庆潜心准备，开出了一门新课：《中国古代治国方略研究》，这是结合历史、总结经验、服务现实的新课，可以说没有一定的史学功底，是讲不了的。这课经蒋庆推出，立即受到了学员的欢迎。实践证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确有许多精华，它是先人聪明才智的结晶，是历史智慧的体现，对于今天的改革大业仍有现实的借鉴意义。所以，不能客观认识儒家文化的历史价值，不是不懂文化，就是没有文化。

       1999年，一本名叫《呼喊》的书风靡一时。书中将改革20多年来的中国思潮概括为五种声音，而蒋庆则被列为封建主义声音的代表，是替早已死亡的文化招魂。这一看法虽然代表了国内一部分人的认识，但仍是可以商榷的。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文化也是一样。发展是文化的时代品格，传统是文化的内在素质。文化不同于其它的物质文明，文化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产物，同时又是精神生活的依托。如同宗教一样，不能因为它停留在虚幻的彼岸世界而否定它存在的价值。儒家文化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存在了差不多二分之一的时段，如此长的生命力，自有其永恒的魅力所在，任何人也不可能在一个早上把它消灭得干干净净。宋人张载有言：士大夫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他把宏大的抱负寄托于世代的读书人，希望读书的士子能够实现心中的理想社会。蒋庆的所作所为即是“为往圣继绝学”，是要把已经断了的文化香火续上，难度之大可以想见。近几年间，蒋庆感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必须要从孩童与学生抓起，于是受“中华孔子学会”之托选编了一套《中华文化基础教育诵本》（十二册），又应教育部之邀编写了一部《高中中国文化经典课教材》，所有这些均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一位留美学者在报刊和网上对此事大加攻击；也有人说这是裹脚布再来。让人不解的是，你们可以去美国学西洋文化并没有人反对和攻击，为什么对于蒋庆研究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却如此大动肝火呢？那些总以为只有自己掌握了终极真理，别人所说皆是无稽之谈的人，其实是不见阳光的盲瞽。说中国传统文化乃裹脚布，是想表现一下西学风度，殊不知自己正是小脚女人下的仔。自以为穿上了洋装，就变成了绅士，其实芋头再怎么包装，终究不是朱古力。

       就是这样一个在海内外儒学界声誉鹊起的人物，在我们深圳却无人知晓。至于深圳究竟有多少潜在水下的文化人，就更不可能清楚了

       在一次市政府召开的全市文化工作研讨会上，与会代表多叹息深圳无文化，没有高品位的文化人，要实现文化立市战略实有难度。难怪，他们并不知晓蒋庆其人：出版过多部译著、专著，并在海外有多种版本，影响要比国内大得多。日本和北京的许多知名学者常常会悄然而至来深圳与蒋庆会面，前些年蒋庆还应邀赴台湾访问讲学。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海内外儒学界声誉鹊起的人物，在我们深圳却无人知晓。至于深圳究竟有多少潜在水下的文化人，有多少个王庆、张庆、李庆，就更不可能清楚了。你以为在风口浪尖上漂浮的泡沫才是高品位、高素质的文化人么？错了。古人云：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人们总喜欢说深圳太年轻，林子小，招不来什么好鸟，殊不知大虫就卧在你的脚下却蒙然不觉。只有待自己有了文化，能够潜入水中，才会发觉身边哪条鱼大，哪只虾小。

       有时我想，为什么深圳这个地方会出现蒋庆这样一个人呢？蒋庆是80年代特区初建时举家迁来深圳的，算得上是这座城市文化建设上的拓荒牛。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是国内市场经济发育最为成熟的城市。在这儿生活的人，不知做生意，不会赚钱，等同傻子。蒋庆和他的妻子都是工薪阶层，维持生存够了，但要过得宽裕些却极为艰难。都说深圳人浮躁，难得沉下心来去做事。谁不想过得舒服些，要享福就得多挣钱，想挣钱就得出去跑事。蒋庆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潜心完成了自己的一部部学术著作。他的书房是这座城市最安静的去处。中国的对外开放使蒋庆借助深圳便利的资讯优势，较早接触香港和海外新儒家学派的思想理念，启发了他由向西方探求真理而皈依中国儒家文化。在商潮如海的深圳，蒋庆“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转眼之间20年的时光过去了，蒋庆在他那独立的世界中完成了自己由学法走向崇儒的人生转变。作为一个文化人，蒋庆多年的苦读修炼，成功地塑造了自己；但是作为一个“大儒”，他教化社会，济世安民的愿望还远没有实现。

       蒋庆研究的是古人的文化理念，与今日已相去远矣。我并不认为在今天的社会，照搬古人的一套做法会有什么成效。然而政治与文化是不同层面的东西。政治更多考虑的是现实的利益，而文化则是要有积淀，有传承的。中国文化的香火不能自燃自熄，总要有人把这文化的火炬点燃，高举起来，照亮那些在迷茫中漫漫长行的世人。佛家有言：晨钟暮鼓唤回苦海梦迷人。世人能否被唤回是一回事，司钟敲鼓人的苦心救世又是一回事。在世界和中国，毫无治世作用的宗教可以有它存在的价值、理由和空间，为什么代表中国数千年文明之久的儒学不可以研究和传承呢？蒋庆把做学问与做人统一了起来，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看看社会上那些终日为名权利所奔波忙碌的人们，蒋庆虽为布衣草民，却有一番浩然大气！这正是大儒不同于常人之处。

       蒋庆认为：进步不是社会发展惟一的尺度，把进步作为社会发展尺度的认识，是社会科学受了达尔文学说影响的结果。人类社会发展最重要的标准，是幸福。如果舍弃了对幸福的追求，进步的意义又何在？如果我们以幸福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尺度，就不会去做那些开山毁林、破坏环境的事情。社会的发展若仅以进步为惟一尺度，则往往牺牲的便是幸福。

       在商潮如海的深圳，蒋庆“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转眼之间20年的时光过去了，蒋庆在他那独立的世界中完成了自己由学法走向崇儒的人生转变。作为一个文化人，蒋庆多年的苦读修炼，成功地塑造了自己；但是作为一个“大儒”，他教化社会、济世安民的愿望还远没有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