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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新儒家蒋庆:中国应通过礼乐解决社会问题 比法律好(下)
中国当代儒学网   2015-11-19 13:03:23 作者:小胡辑 来源:澎湃新闻网 文字大小:[][][]

   孔子本人并没有将六经分等级,分等级是后儒的事

  郭志刚:我感觉中国儒家的思想,似乎是从《易经》开始的,是以《易经》为本的。孔子读易,后世的朱子、邵雍、周敦颐、张载、阳明先生对易都有独到的见解。我是学数学的,所以对易只是从数字方面把玩,对义理方面还没入门,所以请蒋先生指导。

  蒋庆:在儒家的经典中,每一部经都不一样,都有各自的特点。其实,孔子本人并没有特别强调哪一部经最重要。孔子留下来的言论,只是对各个经的作用进行了说明,指明了不同经的适用方面,如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并没有把《易经》放在前面。

  从宋儒到现在的学术界,很多人都把《易经》放在六经之首。但孔子本人并没有将六经分等级,分等级是后儒的事。后儒有自己的理解与偏好,他们遇到的社会历史问题也不一样。比如孔子传经,有不同的学生,每个学生对经的理解与偏好不同,每个人所传的经也就不同。为什么曾子传《孝经》?因为曾子的性格偏好于守约之学,而孝的最大功能就是约身。

  你生活在这个时代,而且是学数学的,容易对《易经》产生偏好,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如果是学文学的,也许会对《诗经》更感兴趣。正是因为不同的人对不同的经有不同的偏好,不同的人就会认为其所偏好的经比其他经重要。

  还有,人们受时代学术的影响,也会对经有所侧重。比如宋儒为什么把《易经》放在六经之首?主要是应对来自佛教的挑战。佛教的挑战主要来自性与天道,而六经中《易经》则多言性与天道。其他经如《春秋》《尚书》言历史与政治更多一些。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宋儒才提高《易经》的地位,把《易经》推崇为群经之首。现在的人受宋儒影响,就会重视《易经》,同宋儒一样认为《易经》是群经之首。

  然而,儒学的义理博大精深,孔子之后“儒分为八”,产生了不同的学派,以后产生的学派则更多更复杂,每个学派对经典的重视和解释都不一样。我们不能预定哪部经是群经之首,我们要有更大的胸怀,“六经”都是圣人所作,区别只是功能上和适用上的不同。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人病了,捡的中药中有六味药,你能说哪味药更重要吗?都重要,只是具有不同作用而已。“六经”也一样,各自解决的问题不同,比如《诗经》对人的性情进行熏陶,通过“诗教”培养出温文尔雅的人;《书经》可以了解圣王对社会政治的治理,疏通知远,使得心胸开阔;《易经》洁静精微,可以培养知几的智慧,等等。如果你只读《易经》的话,对儒家的经学即六艺的了解就不全面。儒学对人的熏陶是综合性的,是要实现完满的人性。理解了这个道理,就不能讲哪一部经最重要,六部经都同等重要。

  我们现在遇到的挑战,是西方文化全方位的挑战。我们要回应西方文化,就必须全方位地回应。西方文化也有抽象的形而上学部分,港台新儒家就是从抽象的形而上学角度来回应西方文化的,比如牟宗三先生的第一部著作就是说易的。当然,现在看来这部书是牟先生的习作,是用西方的数理逻辑来解释《易经》的。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理路,即港台新儒家是从抽象的形而上角度来回应西方文化的,所以他们的思想资源主要是《易经》。熊十力先生也是这样,他用形而上学回应佛教,也回应西方,思想资源也主要是《易经》。

  如果我们是活在宋代,也许只是从这个形而上学角度回应也就够了,因为在宋代中国文化没有崩溃,只是佛教进来在心性方面造成对儒家文化的挑战。但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全方位的,如果只用《易经》的形而上学系统来回应时代的挑战,就不够了。在现代,我们必须整全地用所有儒家经典来回应时代的挑战,来全方位地解决时代面临的问题。

  学习《易经》能用来算命从而避祸求福吗?

  蒋庆:具体到《易经》的解释系统,是非常复杂的。对我来说,比较倾向于“义理派”这一系统,当然,也不否定“象数派”。但是,对中国士大夫影响大的还是义理系统,特别是宋以后。我主张以义理为主,辅以象数,这应该也是孔子赞易的用心。孔子的《易传》是讲义理的,但离不开象数,因为《易传》是建立在象数上的义理,而不像其它经典讲义理的方式。像《诗》就寓情言理,《春秋》则托事明理。

  孔子教我们学易的目的,是不要犯大错误,而不是像古希腊哲人,只是满足于抽象思维的快乐。汉以后有易学家沉浸于象数变化的玄妙快乐中,这不是孔子赞易的宗旨。实际上,《易经》并不玄妙,历史上的好多政治家都受《易经》的影响,处理政务时都能运用《易经》的智慧和义理来避免自己犯大错误。所以,古代的皇帝经常和大臣在一起讲习《易经》,并且也不是把《易经》当作学术来讲,而是当作智慧来讲,真正相信《易经》是指导他们行动的指南。

  而现在,大学里把《易经》当作学术来讲,没有多大意义。近代以来研究《易经》受西方学说的影响,从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神话学以及意识形态方面来研究《易经》,把《易经》仅仅看作是证明某一西方学说与意识形态正确的文献资料,那更是歧出,更不可取了——这种研究《易经》的方法实际上就是解构《易经》,从而毁灭《易经》。像郭沫若,从《易经》中找出许多材料,目的只是为了证明周代是奴隶社会,从而证明他那一套关于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理论无比正确。所以,以史学派的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易经》,问题非常大,他们一定要在《易经》中找到历史演变的规律与事实,这就与《易经》义理完全不对路了。

  古人把《易经》当作人生的智慧指南,因而《易经》是非常神圣的、神秘的、严肃的、“不可为典要”的。现在,《易经》却变成了学术研究的文本对象与历史考据的文献材料,《易经》在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正面价值与伟大作用已经荡然无存了。因此,现在我们应该回到孔子的智慧,把《易经》当作我们的行动指南,用《易经》的义理来指导我们的人生与社会,这才是我们学易的根本目的所在。

  郭志刚:谢谢蒋先生的回答,现在我明白了六经同等重要。但我对《易经》感兴趣,并不仅仅是受数学的影响,我认为《易经》在吉凶祸福、阴阳消长的逻辑关系上,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今年端午节,我看了一遍《离骚》,屈原的出生都是按照卦象来取的,他的一生也是按照礼法来约束自己的,但他的结局却是非常悲哀的。当然,我们凡人不能与圣贤相比,圣贤是把生死置之度外。但是,按照我们凡人的理解,是否明白了《易经》,结局会好一些呢?

  蒋庆:你问如果精通《易经》的话,是否就能避免不好的结果?我想可能《易经》没有这个功能。因为现实与历史相当复杂。孔子赞易,只是教人尽量避免大过,但并不能说精通《易经》就能完全避祸得福。

  如果学易完全是为了避祸求福,那么,这就是“小人读易”了。小人读易,总希望把所有的天机都搞清楚,然后追求福报,避免灾祸。这是人类的一种傲慢,因为人没有能力完全知晓天机。然而,小人总是很自大,认为自己学易完全能够掌握天机,故传统易学为了纠正这种人类的傲慢,指出“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这即是说,不能把《易经》看成是纯粹的算命书,而应看成是形而上学的义理书。

  孔子也读易,也赞易,但他也没有办法靠《易经》来避祸求福,也没有办法在他所处的时代靠《易经》来避免他“道不行”的命运。君子是不算命的,天机是不可泄露的,如果妄想泄露天机的话,那本身就是狂妄,所以命本身是算不出来的。就算命能算出来,又有什么意义呢?因为既然是命,就是不可改变的,算出来也没用。

  所以,学易不是为了全面掌握天机,而仅仅是为了“知几”,即为了了解事物的初始状态,采取应有的处理方法,以避免犯重大的错误。《易经》上往往讲到“贞凶”,就算“正固”也不排除凶,并不是说按道的要求做了,一定会是好的结果。

  所以避免犯大错误和追求自己的福报是两个概念:小人学易是为追求福报,君子学易是为避免大过。至于结果,泰然处之,吉来不喜,凶至不忧,自己按照《易经》的告诫做就是了。孔子一生战战兢兢,也不能完全避免凶的结果,如困于陈蔡之类。如果按照小人的心理来看,则会认为孔子不应该会有那样的结果,因为孔子精于易道,怎么就算不出好的结果来呢?所以,“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我们学易按照易的教诫去做就行了,不要去执著追求一定要有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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