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全面了解孔子，就应该把孔子当作圣王而不仅仅是圣人来看待”

　　郭志刚：我们现在只能在业余时间来弘扬儒家文化，因为还需要工作。所以可能我们在这方面比较欠缺。

　　蒋庆：不是欠缺，恰恰是阳明先生所说的需要“事上磨练”的工夫，因为道在伦常日用。

　　另外，还必须全面理解孔子。只通过《论语》了解孔子并不全面，因为《论语》是曾子等一系门人编撰的，体现了曾子的偏好。孔子的弟子非常多，不同的弟子禀性不同、志趣不同，追随孔子的时间不同，接受孔子教诲的内容也不同，所以传承孔子的思想也自然有所偏好。

　　因此，要全面了解孔子，必须通过“六经”。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易》道，作《春秋》，在“六经”里贯穿了孔子的圣心王意。故只有通过“六经”，站在“六经”的高度，才能真正全面深入地了解孔子。

　　具体说，通过“六经”，我们了解到孔子最重要的思想，就是王道。王道包括了天道、地道、人道。而《论语》主要集中在人道方面，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人道中最高的忠恕之道。

　　所以，如果要找一条贯穿孔子思想的主线的话，那就必须是王道。自宋明以来，特别是现在，人们普遍只是通过《论语》来了解孔子，而不是通过“六经”来了解孔子，这样对孔子的理解就不够全面。这就导致人们只把孔子当作圣人来看待。实际上，若全面地了解孔子，就应该把孔子当作圣王来看待。孔子不仅仅是道德崇高的圣人，更是参通天地人的圣王。故孔子之道不只是圣道，更是王道。

　　同样，也只有通过“六经”的思想，才能真正了解《论语》。人们普遍认为《论语》最好懂，实际上《论语》很难懂，因为《论语》只记录了孔子的谈话内容，很少记录孔子谈话的背景，但我们并不能主观猜测孔子谈话的背景。只有站在“六经”的高度，全面了解了孔子的思想，才能比较正确地理解《论语》中孔子所谈论的内容。实际上《论语》里也有天道的思想，比如“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而“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则体现了孔子为王的王道思想。

　　中国不是主要通过法律体系，而是通过礼乐体系来解决社会问题

　　郭志刚：周敦颐说过不懂礼就无法懂《春秋》，又说“礼为阴，乐为阳”，这是否说明礼乐是很重要的？请蒋先生谈谈如何理解中国的礼乐文化？

　　蒋庆：礼乐肯定是非常重要的。梁漱溟先生用礼乐来概括中国文化的本质，说中国文化就是礼乐文化。实际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最大区别，正是在礼乐方面。西方人自己研究他们的社会，像马克斯·韦伯所说，西方是法理型社会，从希腊时期一直到现在，基本上都是这样。

　　中国社会则不同，中国是礼乐社会，社会的治理主要是通过礼乐来实现的。虽然儒家文化中常说“礼乐刑政”，但以礼乐为主，刑政是辅助礼乐的。

　　现在的所谓新派人物，总是认为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相比，差距太大，形不成一套完整的、主导性的法律治理体系。然而，这可能恰是中国文化的长处。中国不是主要通过法律体系，而是通过礼乐体系来解决社会问题，效果应该比完全依靠法律好——因为这种治理方式可以形成一个有秩序的、稳定的、建立在自发良俗上的合乎道德的社会。

　　而法理型社会，现在不管从中国还是从西方来看，都已看出它的问题来了，它是建立在人为的理性计算的利益基础上的。而礼乐社会则是建立在人自然的情感的道德基础上的。另外，对于社会的管理成本而言，法理型社会的管理成本相当高，要建立一整套法官系统、律师系统、暴力系统与监狱系统，而礼乐社会则是靠自发的良俗而治，其管理成本是相当低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以礼为国”。所以，通过礼乐能够把中国文化的特色突显出来。

　　但是，中国礼乐治国的理想在历史中从未完全、充分实现，而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孔子的理想固然是靠礼乐来治理社会，中国社会的特质是礼乐型社会也没有错，但是，在中国的历史现实与礼乐治国的儒家理想之间仍存在着差距，礼乐治国只是儒家理想大体的落实。比如，从“乐”的方面来说，自东汉的大乱以后，懂“乐”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因为“乐”不像“礼”可以通过文字保存下来，当时缺乏有效的记谱技术，战乱中“乐”(即古代先王用于礼仪的雅乐)自然很快就亡了。

　　另外，因为“乐”有愉悦的功能，在“乐”的发展过程中，就会出现纯粹追求声音旋律之感官享受的情况，而失去了“乐”的社会教化功能。而儒家所推崇的“乐”是宗庙音乐，即圣王的礼仪音乐，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宗教音乐。这种音乐的最大特色是表现宗教道德的情感，具有社会教化的功能，而不是民间流行的纯粹感官享受之乐，即非桑间濮上之乐。孔子虽然不一定会完全反对纯美意义上的民间流行音乐，但孔子肯定把圣王的教化之乐放在首位。所以，当齐国送女乐给鲁国时，孔子就离开鲁国了，因为孔子认为接受女乐就意味着鲁国抛弃了圣王的礼乐教化，与夷狄无异了。

　　儒家所推崇的音乐，当然是与民间的桑间濮上之乐不一样的。桑间濮上之乐是刺激感官的音乐，所以魏文侯一听到先王的雅乐就打瞌睡，而听到桑间濮上之乐就兴奋。先王雅乐培养的是人的宗教感、道德感、神圣感与虔诚感，而不是纯粹的愉悦感。当然，先王雅乐也是会给感官带来愉悦的美感享受的，否则，孔子就不会评价《韶乐》尽美尽善了。

　　我有位朋友从国外回来，说他去到教堂里感到最震撼的是宗教音乐，宗教音乐一奏响马上使人产生了神圣的庄严感，并产生了另外一种美的感觉。他说在听宗教音乐时，世俗的感觉立即就消失了。我想，孔子当年听《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就是处于这种神圣庄严的美感状态。

　　所以，子夏对魏文侯所讲的先王雅乐，实际上就是这种神圣感与美感相结合的宗教音乐，即先王时代的仪式音乐。在古代，吉、凶、军、宾、嘉“五礼”都配有音乐， 《诗经》也配有音乐，但是不同场合的音乐给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比如打仗，音乐是激励士气的；祭祀，音乐是慎终追远的。总之，音乐不是纯粹为了寻求感官刺激的。所有这些都是先王雅乐，是儒家所推崇的。

　　现在，我们应该把先王雅乐恢复起来。但“乐”是专家之学，而声音这种东西又非常深奥微妙。孔子是懂的，但是在技术上没有传下来。《乐记》只传了音乐理论，没有传下技术性的东西。孔子说，“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没有钟鼓，礼乐也无法存在。所以，礼乐的精神和音乐的技艺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如果只在文字上建立了礼乐的义理，而没有建构起音乐的技艺，就不能真正表达礼乐的精神。

　　因此，儒家文化的缺陷就是，礼乐的义理保存了下来，而礼乐的技艺却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因而我们在今天很难体会与表达礼乐的精神。鉴于此，我们今天要复兴中国的礼乐文化，关键就在于恢复乐，特别是恢复乐的技艺。当然，礼可义起，乐也可义起。我们可以通过儒家经典与史书的记载，把乐的技艺首先恢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