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接力：大陆新儒家正在形成中
        从李明辉先生的访谈和大陆学者的回应来看，他们倾向于勾画一个新的“大陆新儒家”谱系，您心目中有没有一个新的“大陆新儒家”谱系？对于唐文明先生所讲的儒学复兴的“代际接力”有何评价？
       蒋庆：大陆儒家确实有一个“大陆新儒家”谱系，这是指第一代的“大陆新儒家”，即指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诸先生。至于受第一代“大陆新儒家”影响的第二代新儒家，如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诸先生，49年后均被迫流寓港台，其思想学术在港台形成，故不属于“大陆新儒家”，而是“港台新儒家”。“港台新儒家”现在已进入第二代，如大陆儒家学者熟悉的蔡仁厚、林安梧、王财贵、李明辉、杨祖汉诸先生即是“港台新儒家”的第二代。至于说到新的“大陆新儒家”谱系，我觉得要进行学术上的界定还为时尚早，因为一个学派的形成，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并且需要得到学界乃至社会的普遍认可。所以，所谓新的“大陆新儒家”谱系，严格地说，还在形成过程中，尚未定型。不过，“大陆新儒家”一词由方克立先生十年前提出后，现在在大陆以至港台的学界、网络与媒体中频频出现，似乎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是，由于方克立先生当时归入“大陆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人数很少，只有我、陈明、康晓光与盛洪，不足以对“大陆新儒家”进行界定。在我看来，一个学派的形成，虽然会涉及到具体的思想观点与学术内容，但主要在于此一学派的精神气质与学术方向，所以“大陆新儒家”应该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凡具有相同精神气质与学术方向的大陆儒家学者都可以包含在“大陆新儒家”这一概念中。至于你所说的新的“大陆新儒家”谱系，我认为现在没有必要确定，就让未来中国的历史确定吧。
       至于唐文明所讲的儒学复兴的“代际接力”，我觉得非常必要，儒学复兴确实需要通过一代一代的“代际接力”，把儒家的精神命脉传下去。其实所谓“大陆新儒家”，正是儒学复兴“代际接力”的产物，即接上了第一代大陆新儒家、港台新儒家以及晚清公羊家。不过，这一“接力”是儒家精神命脉的“接力”，而不是儒学具体学术观点的“接力”。就我“接力”晚清公羊家而言，我是“接力”晚清公羊家的精神命脉，而不是“接力”晚清公羊家的具体学术观点，如“政治儒学”所提倡的“儒教宪政”，在康有为与陈焕章的思想中就缺如。儒学复兴的“代际接力”也应该是开放的，博大的，所有儒学传统中的正面价值都应该“接力。当然，除精神命脉的“接力”外，不可否认，还有具体学术的“接力”。精神命脉的“接力”是承接儒家源远流水的道统，具体学术的“接力”是承接儒家的不同学派。这两种“接力”都重要，都形成了儒学“接力”的传统。只有通过儒家一代一代的“代际接力”，儒家的道统才能永续不坠，儒家的思想才会丰富多彩。道统“接力”是儒者的基本义务，学术“接力”则是儒者的自由选择。我相信，儒家的“代际接力”一定会一代一代接下去，直到永远、永远。因为儒家遭受百年摧残大难不死后，儒家的“道”已在中国人的心中复活，中国文化的“灵根”已在华夏大地再植！套用孔子的话来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后死者得与于斯文也，时代其如命何！

复古更化：从历史中寻找未来的方向
        时至今日，所谓回应西方挑战与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世界化，仍然是不少中国知识分子致思的重要起点，而您却独树一帜，几乎完全无视这种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李明辉先生批评您的“议会三院制”构想缺乏政治操作的经验，黄裕生等人批评您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您如何回应这些批评？
       蒋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致思的重要起点，确实如你所说，集中在回应西方的挑战与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上。其实，这无可厚非，因为百年来中国遭遇的最大问题就是西方的挑战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属于哪个思想流派都在力图回应这一问题，可以说回应这一问题是中国近代史的“宿命之圈”。但是，关键的问题不是该不该回应这一问题，而是该如何回应这一问题。纵观中国近代以来的各种思想流派，在回应这一问题上，令人吃惊地几乎都趋于雷同，即都热烈地拥抱现代化与世界化，国民革命派自不用说，新民主主义派自不用说，自由民主派更不用说，就连以守护传统自居的儒家学派，如“港台新儒家”，也通过“良知坎陷说”来拥抱现代化与世界化。更有甚者，以保守著称的保皇派如康有为，在早期也热烈地拥抱现代化与世界化。
       然而，这些中国知识分子没有看到，在西方影响下的现代化与世界化，存在着根本性的问题。就现代化而言，依韦伯已是一个理性化世俗化的“除魁”世界，其中“工具理性”压倒了“价值理性”，形成了“理性化的铁笼”，造成了一个机械的、无自由的、无希望的“无意义世界”。存在哲学更是把这一现代化的世界看作是荒唐、恶心、异己、无助的世界。而更早的西方保守主义者，如柏克与迈斯特，则把现代化看作是对人类优秀传统与宗教神圣世界的颠覆与毁灭。具体言之，所谓现代化，其核心就是科学和民主。我们从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来看，不管任何政治派别与思想流派，都热烈地追求科学和民主，即都热烈地拥抱现代化，而没有对现代化进行深入的反思与批判，看不到上述现代化的负面价值与严重问题。
       可以说，中国近现代的政治与思想谱系中，只有一个流派，即只有一个“现代化派”。至于世界化，其核心建立在理性主义的普遍性与扩张性上，不管是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其本质都是普遍化的理性主义，都具有强烈的世界主义倾向，即都认为自由民主与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各种文明演进的最后归宿。然而，这种建立在理性主义上的世界化思潮，取消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丰富性与人类文明演进的多样性，消解了人类不同传统的独特性与不同历史的独立性，使人类历史发展只有一个趋势，人类文明演进只有一个归宿，人类不同传统的独特性必须被铲除，人类不同历史的独立性没有存在的意义。
       具体到中国，这种世界化思潮的要害，就是取消中华文明的独特性与中国历史的独立性，从而使中国历史不再按照中华文明的特性来发展，中华文明不再按照中国自身的传统来演进。最后，中国与世界一体化、同质化，于是我们的知识精英们欢呼：我们世界化了！不过悲哀马上就降临：从此我们在地球上再也找不到中国！对建立在理性主义上的这一世界化思潮，以柏克和迈斯特为代表的保守主义给予了猛烈的批评，为人类文明、人类历史与人类传统的独特性、多样性与尊严性进行了有力的辩护。然而，遗憾的是，在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思想流派中，没有保守主义！即没有柏克与迈斯特意义上的真正纯正深刻的保守主义。如果这句话说得太绝对的话，那中国近现代以来只有一个人属于保守主义：辜鸿铭！故中国近现代思想流派中保守主义严重缺位，不能不说是近现代中国思想史的巨大悲剧。由于近现代中国思想史上保守主义严重缺位，其结果必然导致不能对世界化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批判，更遑论抵抗，最后致使百年来世界化成了中国不可阻挡的滚滚潮流，中华文明的自性特质在这一世界化的滚滚潮流中被铲除殆尽，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全球最独特的“世界化国家”，仅举“汉字改革要走世界化的拼音之路”这一“五四”理想与四九年以后的实践就最能一叶知秋！至于科学和民主——不管什么性质与类型的民主，正是中国追求世界化的具体内容。故在中国，现代化与世界化是并行合一的，拥抱现代化必然拥抱世界化，世界化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
       因此，正是因为中国近现代以来在回应西方挑战与热烈拥抱现代化和世界化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思想流派都没有反思现代化和世界化带来的严重弊端与负面价值(如上所说)，更不用说站在儒家立场上批判扺抗现代化和世界化了。所以，为了捍卫中华文明的自性特质，为了守护人类历史发展的丰富性与人类文明演进的多样性，为了尊重人类不同传统的独特性与不同历史的独立性，亦即为了打破“理性化的铁笼”与消除理性主义的迷障，为了中国历史能够按照中华文明的特性来发展，中华文明能够按照中国自身的传统来演进，避免人类历史发展只有一个趋势以及人类文明演进只有一个归宿，我才如你所说独树一帜，无视中国知识分子热烈拥抱现代化和世界化的普遍心态，从中华文明赓续与儒学道统传承的立场出发，重新解释儒学，确立具有中国历史文化特质的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为挽救中华文明在社会与政治上的自性与尊严而努力。这一努力是否成功，我不知道，我只是尽心焉耳矣。
       另外，你说李明辉先生批评我的“议会三院制”构想缺乏政治操作的经验，这是事实，因为我所构想的“议会三院制”是以儒家“王道理念”为基础的理论建构，目前只是思想的产物，即只是一种改制的构想，还未进入实际的操作阶段，还属于公羊家所说的“制义法”阶段，当然“缺乏政治操作的经验”。但是，“议会三院制”的构想“缺乏政治操作的经验”，并不能成为否定“议会三院制”的理由，因为人类任何制度的建立，最初只是表现为思想理念与理论原则，只有在历史条件具备而现实机缘成熟后，才能进入操作层面而形成具体制度。比如，古代中国的大一统政制，孔子在《春秋》经中提出后，只是一种改制的构想，或者说只是一种思想理念与理论原则，在当时的春秋乱世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性，根本就缺乏李先生所说的“政治操作的经验”，但这并不影响“春秋大一统”构想的价值，即不能因为“春秋大一统”“缺乏政治操作的经验”就否定“春秋大一统”构想的思想创见与理论意义。正是孔子超前地提出了“春秋大一统”的构想，几百年后的中国(汉武帝时代)才会因为历史条件与现实机缘的成熟，“春秋大一统”的构想才会落实为影响中国两千多年政治文明的“大一统政制”。即便是民主政制，如分权制衡，当初在洛克与孟德斯鸠的心目中也只是一种构想，完全“缺乏政治操作的经验”，但这也并不能否定分权制衡的政制价值。不到一百年，这一当初“缺乏政治操作经验”的分权制衡构想，由于历史机缘的凑合，在美国的政制建构中也得到了实现。因此，对本人提出的“议会三院制”构想，也应作如是观，即不能因为其“缺乏政治操作的经验”而否定其价值。只是现在中国人已经产生了强烈的文化自觉，儒家价值已经开始回归，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也许“议会三院制”构想的实现不需要等上几百年。
       至于黄裕生等人批评本人的思想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这同样也不能构成对本人思想进行批评的理由，因为从古今中外的思想史来看，顺应潮流的思想并不意味着是有价值的思想，而违背潮流的思想也并不意味着是无价值的思想。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当初的孔孟不也是违背当时的世界潮流而要回到先王的“王道”“仁政”吗？其后最善于顺应当时世界潮流的法家不也是猛烈批评儒家“是古非今”而不知天下大势吗？而违背潮流的儒家思想，与顺应潮流的法家思想，其价值如何，我想中国历史已经作出了回答。所以，从历史来看，古今中外真正有价值的思想往往是违背潮流而不合时宜的思想，因为思想的本质是“思”，而“思”的本质是批判性，若思想不再具有批判性，那人与猿又有什么区别？因为猿也会“思”，但猿之“思”只能是“适应性之思”，而绝不会是人所独有的“批判性之思”。因此，我愿追随孔孟之后，不随世界潮流而动，做一个不合时宜的思想者。
        陈明认为您的思想特色是“中国性”，张祥龙认为您的思想具有“特殊主义”倾向，从您以上的论述中似乎可以看出这种评论。但您前面说您的思想在本质上是“价值主义”的，我的问题是：您的“政治儒学”思想究竟是“中国性”的，还是“普世性”的？是“特殊主义”的，还是“普遍主义”的？
       蒋庆：近代以来，由于前面所说的现代化与世界化的巨大影响，中国人热烈地拥抱现代化与世界化，致使中国的“国性”丧失，故在我的思考中，近年来多集中在“中国性”上，从表面上看确实有“特殊主义”的倾向。但是，我的思考并非只是“中国性”的，同时也是“普世性”的，我的思想特色，准确地说，是“中国性”与“普世性”合一，即“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合一。我的这一思想特色，可以从我关于“政治儒学”的论述中看出。凡读过我关于“政治儒学”论述的人都知道，王道政治在理念上是“普世性”的，即是“普遍主义”的，因为王道政治的“三重合法性”——天道、地道、人道“三重价值”——是超越、永恒、绝对、普遍之“道”，即是董子所说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之“道”，此“道”不会因为历史与世界的变化而改变，也不会因为民族与国家的不同而有异。但是，这一超越、永恒、绝对、普遍之“道”，必须与特定的历史文化相结合，才能形成具体的政治制度。所以，从王道政治的历史形态来看，即从王道政治在中国的具体落实来看，“政治儒学”又是“中国性”的，即“特殊主义”的，因为王道政治在中国的具体落实只能形成具有中国历史文化特色的“议会三院制”、“太学监国制”以及“虚君共和制”等“中国式制度”。因此，“政治儒学”的“王道”理念具有“普世性”，适应于一切国家，因为一切国家的合法性都必须同时体现天道、地道、人道的“三重价值”，才是最完备的合法性，因而才是最好的政治。但是，就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而言，“政治儒学”在中国的具体落实只能具有“中国性”，即只能建构体现中国历史文化特色的“中国式”政治与制度。鉴于此，对你提出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政治儒学”既是“普世性”的，又是“中国性”的；既是“普遍主义”的，又是“特殊主义”的；即是二者的辩证统一与有机结合。
        李明辉说所谓“大陆新儒家”是您与陈明的自我标榜，实际上，这一称谓是方克立先生于2005年致函武汉大学“国际新儒学大会”提出的。您在“大陆新儒家”中最早也是最明确地提出了现代中国“复古更化”的改制主张，而现在在大陆执政者的政治话语中出现了“改易更化”一词，人民日报的文章中也称2014年为“深改元年”，这些词语无疑具有公羊学的意味。对此，您对儒学的复兴与国家的治理有些什么样的思考与期待？
       蒋庆：我从来没有自我标榜是“大陆新儒家”，当然，别人与媒体称我为“大陆新儒家”我也没有拒绝，具有什么样的儒家名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思想本身的性质。现在“大陆新儒家”逐渐获得中国社会越来越多的认同，委实是件令人欣慰之事。因为偌大一个中国大陆，实在不能没有自己独特的儒家思想与儒学流派。我认为“大陆新儒家”在现在的中国大陆虽然尚未定型，还处在形成过程中，但值得期待。我乐意看到“大陆新儒家”在今后的中国自然而然地形成，使中国的儒家谱系丰富多彩，能为中华文明的复兴作出贡献。
       至于你说到现在大陆执政者的政治话语中出现了“改易更化”、“深改元年”这样的词语，这些词语确实具有某种公羊学的意味，这说明了儒家“政治儒学”的义理价值已经开始影响现在的中国人，特别是已经开始影响现在的执政者。这应该是一件值得认真对待的事，因为此前执政者多从心性儒学中寻找思想资源，现在已经开始从“政治儒学”中寻找思想资源了。这是因为，当今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合法性重建”与“建立中国式政制”的问题，这也是百年来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而“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相比，具有更丰富的“合法性重建”与“建立中国式政制”的思想资源，故执政者们从“政治儒学”中寻找思想资源似不难理解了。但是，“政治儒学”讲的“复古更化”，必须明确地以尧舜孔孟之道作为政治政革(“更化”)的最高义理，而所谓“复古”则是“复归古圣王之道”，现在看来这还明显做不到，因为还有一百年来彻底反传统与反儒教的惯性与阻力存在。所以，现代中国的“复古更化”，是中国人长期的历史使命，现在只是刚刚开始而已。当然，我期待着这一“复古更化”进程的加快，我也相信这一进程一定会加快，因为现代中国的“复古更化”是中国历史的“天命”所在，任何人以及任何群体都不能“如天命何”！
       另外，儒学对国家的治理，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制义法”而“改制立法”层面，一个是“经世”而具体管理国家层面。“制义法”而“改制立法”，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确立国家的宪法性原则，并按照这一宪法性原则来建立国家的根本制度架构，即建立国家的宪政体制。从这一角度来看，儒学这一层面的国家治理显然远未启动，还需要长时间的等待。至于“经世”而具体管理国家，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在政策的层面落实儒家价值，使中国的政治实践体现儒家的治理原则，儒学这一层面的国家治理现在已经出现，尽管还夹杂不纯，力度不大，不时左顾右盼，但毕竟已经开始。这是百年来儒家遭受灭顶之灾被逐出政治后第一次回归政治，因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文明复兴的价值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会过高。还有，儒学是立国价值(立国之道)而不是思想资源，目前执政者们将儒学作为思想资源来吸取，虽然与“五四”“文革”相比已有天壤之别，但在儒家文化复兴的大业中，这只能是“齐一变，至于鲁”。而我的期待则是：执政者们必须在思想文化上彻底改弦更张，进一步将儒学作为中国的立国价值，以实现“鲁一变，至于道”的文化理想，最终完成现代中国的“复古更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