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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吴氏至德文化的思考(一)
当代儒学网   2019-08-17 08:46:26 作者:吴长庚 来源:网易邮箱 文字大小:[][][]

 

摘 要:泰伯是周太王的长子,周文王父亲的长兄,在商周嫡长制的历史条件下,他以弟贤侄圣,远避荆蛮,而将大位让给了三弟,孔子赞其行为至德。历十九世吴国渐强,而季札复以三让而致国乱,历两世而国灭。历史的经验值得重视,本文就泰伯三让与季札三让进行分析考证,在大量阅读史料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认识和评价

关键词:吴泰伯、季札;让国;至德文化

作者简介:吴长庚(1949--),江西铅山人,武夷学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朱子学与宋明理学。

中华吴氏,源远流长。泰伯三让天下,贤称至德;季子仁心慕义,始荐延陵。两位贤哲祖先,开创了中华吴氏文明的起源,奠定了中华吴氏圣洁的家风。作为吴氏的后代,我们既为祖先辉煌的历史而骄傲,更为家族未来的发展而忧虑。

社会发展至今天,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球化早已使家族血缘关系淡化,新的社会结构关系,建立在新型的社会利益基础之上,早已超越了家族、宗族的亲情,而走向全社会。因此,我们今天再谈姓氏宗族文化,挖掘它的精神文明,弘扬它的优秀传统,实际上已经不仅仅是本宗族的事情,而应当是关乎全社会发展的大事情。

真应该好好感谢司马迁,他的《史记》中列《世家》三十篇,而开篇第一就是《吴太伯世家》。他用史家细腻的笔触,记载了吴氏一脉从开国祖先吴太伯远避荆蛮至吴王夫差亡国,长达一千二百年的兴亡历史。通过本篇,使吴氏后人直到今天,还能清晰地了解到吴氏一脉由弱而强、又由盛而衰的完整历程。了解到吴氏一脉自商、周,经春秋、战国,历秦而汉的漫长过程。尤其是他让我们知道了吴氏一姓的由来,三让的历史,祖先的创业,文明的贡献。今天,我们有机会济济一堂,商讨至德文化,这是一个好机会,我想就此机会,谈谈我的看法。

一,吴泰伯的三让

吴氏的始祖,实际上可以追溯到古公亶父。古公亶父传为后稷第十二代孙,公刘的九世孙。是中国上古周族的领袖,上承后稷、公刘之伟业,下启文王、武王之盛世的关键人物,《诗经》大雅中有一篇《绵》,记载他率领姬姓氏族二千乘,从豳地迁徙到岐山下的周原。改变原来的游牧生活,在周原定居下来。周原水源丰富,气候宜人,土肥地美,适于农耕与狩猎,又有岐山为天然屏障。从此,姬姓的部落就在古公亶父的领导下,疏沟整地,划分邑落,开发沃野,造房建屋。并营建城郭,设宗庙,立太社。构建中央机关,设官分职,官职庶务,改变了过去游牧民族的习俗,发展农业生产,使周逐步强盛起来。豳和其它地方的自由民,视古公为仁人,扶老携幼纷纷皆来归附。因地处周原,初具国家雏形。定国号为“周”。

古公亶父后传位给儿子季历,季历传文王,文王传武王,灭商纣,建立西周。周武王追念古公亶父的开创之业,尊古公亶父为周太王。《诗经·鲁颂·阙宫》说:“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

古公亶父大约在公元前1146年谢世,他有三个儿子:太伯(也称泰伯)为老大、仲雍老二和季历老三。因为小儿季历有贤名,而且季历的儿子姬昌有圣名,也为祖父喜爱,古公亶父在位时,就想传位给季历、再传姬昌。这与当时周人的传统嫡长制是不合的。太伯、仲雍明白古公亶父的心思,三为辞让,出游荆楚,在句吴之地断发文身,示不可用。于是周朝很自然地传位季历,再传文王。这就是传诵千古的太伯三让的故事。

司马迁在篇末还引孔子之言,曰“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对太伯的德行给予了最高的评价。此后数千年,吴氏奉太伯为“至德”,祠堂称“至德堂”,而赞誉他的精神称为“三让精神”、“至德文化”。

细读《史记·吴太伯世家》,我们确实会有深深被打动的感觉。吴氏是最早的封建王朝皇家一脉,是周武王的大爷爷,周文王的大伯伯。西周王朝是吴太伯让给他们的。吴氏比文王姬昌、武王姬发资格还老呢

当然,这只是玩笑话。

我认为,太伯三让的重要意义,在于他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把责任和重担让给了贤者。经过亶父、季历、文王、武王四代人的努力,终于推翻了商纣的统治,建立了西周王朝。我们注意到,《史记》行文虽简,但对亶父不合常规的安排还是用了八个字:“季历贤,而有圣子昌”。一个讲“贤”,一个讲“圣”,这是亶父的认识,也是司马迁的认识。当时代的发展已经证实了这种安排的正确,我们回过头来,再认识“让”的意义,他的珍贵就不言而喻了。孔子长在春秋时代,他看到礼崩乐坏的局面已经出现,看到诸侯角逐,群雄争霸,所以才由衷地赞美“太伯可谓至德矣”。我们所说的“至德文化”就是从孔子这句话来的。

二,延陵季子的辞让

和太伯比起来,季札的情况就有不同了。

《史记·吴太伯世家》对季札的记载特别详细,他是吴氏又一个三让的典型,在很多典籍中都有记载。

季札生于周简王十年(前576)四月十八日,卒于周敬王三十五年(前485),

是太伯的十九世孙。经过数百年的努力,这时的吴国已经发展成为江东的大国,有了问鼎中原的条件和勇气。

季札之父为吴王寿梦,他颇有雄心壮志,即位之初,便做好破楚服越、争霸中原的打算。这时,申公巫臣逃到吴国,申公巫臣原为楚国著名贵族将军,因与楚争美貌倾城的夏姬而带夏姬逃出晋国投奔吴国。寿梦得此良臣,开始与中原交流,引进中原文化。又经过数十年发展,吴国成为拥有今江苏、上海、浙江、安徽等地的泱泱大国。 

吴王寿梦有四个儿子,长曰诸樊,次曰余祭,次曰余眛,次曰季札,季札是最小的弟弟。因为季札贤,而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乃立长子诸樊。诸樊丧服除,又让位季札,季札用曹宣公之例再辞。长子诸樊乃即位。在位十三年,诸樊卒,有命传二弟余祭,打算按次序,必将国家传到季札而止,以合先王寿梦之愿。余祭在位十七年,卒,传三弟余昧。又四年,王余眛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让,逃去。这就是季札的三让。季札既逃去,于是吴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则王余后立。今卒,其子当代。”乃立王余之子僚为王。

诸樊之子称公子光,以为父亲兄弟四人,依序传之季子,季子不受国,而光父先立,即不传季子,也当由公子光继位。于是阴结贤士,袭杀了吴王僚,自立为吴王阖庐,在位十九年而传夫差,历十四年而为越王句践所灭。

季札的三让显然不同于泰伯,泰伯因弟贤而让,以大让小,把皇位让给贤能之弟,是真正的“让贤”。季札却是自贤而让,因为前面有三个兄长,以小让大,是礼之当然。所以,他的让是执礼而让。泰伯让贤,使初创之周历仲雍、文王、武王三代而灭纣立国,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他让贤的结果是成功的,是历史肯定的。季札执礼,在三位兄长健在时行礼让,是理当如此。三兄去世后,他却在按礼该由他继位时,再辞让不受,这就令人费解了。我们在赞赏他谦让、淡泊名利的美德时,是否也应当责备他缺乏责任感呢?由于他的逃避,“兄终弟及”的继承原则无法继续,又须回到“嫡长制”继承原则上来,但兄弟四人均自有嫡长,选谁呢?吴人似乎没有仔细考虑,这便开启了阖庐与吴王僚的兄弟之争,从此“让”变成了“争”,吴国历阖庐、夫差两世而亡。这个责任,他不应承担吗?他先执礼而让,其后循礼当继,却又背礼而让,弃宗庙社稷于不顾,这本身就是失礼。若以后证前,他的执礼也非真执礼,而是推让的借口罢了。置国家与人民而不顾,自己博得一己贤名,却带来了国破家亡的后果,这教训难道还不够惨痛吗。

我这样分析,绝不是要去诋毁我们的祖先,只是把泰伯和延陵季子的三让作个比较,让我们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看待“谦让”的价值。“让”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是具有不同的评价的。孔子赞美恭、谦、信、敏、惠的品德,但也说过“当仁,不让于师”的话,是说如果一个人承担了“仁”的事,就要勇往直前地去做,不可有半点的谦让之心。即使老师在面前,也不必同他谦让。这样看来,延陵季子即使对前面三兄弟之让,已属多余,更何况按顺序已轮及他时,还要一味退让,那就不是谦让的问题了,而是把仁者之责也让掉了。

事实上,历代思想家对季札推让的后果就提出批评。吕祖谦便明白地说:“盗跖之风不足以误后世,而伯夷之风反可以误后世;鲁桓之风不足以误后世,而季札之风反可以误后世。”(《左氏博议》卷十四《介之推不言禄》)由于季札的推让,随后国内发生公子光杀王僚之事,人或以季札外聘为讳,宋叶梦得即提出质疑:“君子避内难不避外难,以通乎季子之私行,则未之闻。夫如吴季札之聘,使其国自相鱼肉,卒至于亡而莫问,谓之避内难可也?”(《春秋公羊传獻》卷二)清代刁包曾分析指出:“若季札之让而孔子贬之,陈仲子之廉而孟子非之,皆苦节不可贞之类也。”(《易酌》卷十)王文仆在论《易·无妄》卦时说:“无妄者实心实理,命于天而赋于人者也。人心果实而无妄,则岂有不正?而有不正者气质之或偏,人事之过当,是有实心者,未必即全实理……由是推之,凡荀息之忠,季札之让,微生之信,仲子之廉,子路之勇,申生之孝皆是也。”甚至更一针见血地指出:“季札不君吴而僚君之,此吴之所以乱也。”(《易翼述信》卷五)把季札辞让而不继位之举,看成是吴国内乱而致灭国的根本原因。

综上所述,可知,泰伯的辞让和季札的辞让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不可同日而语。泰伯以弟贤侄圣而让,且以大让小,这是真正的仁者之让,让的结果是开创了新一代西周王朝。季札却自贤而让,因其小而让,是“兄终弟及”礼之当然。尤其在依次轮及,当仁不让之时,犹自逊让,终至酿成了内乱国灭之祸。这个责任是重大的,教训是惨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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