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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引领中国的未来
当代儒学网   2016-02-27 09:04:26 作者:王橙宇 黄卧云 来源:新浪博客 文字大小:[][][]

 

    中国的政治、社会正在发生显著的、前所未有的变化。说显著,是因为人们普遍都能察觉到这种变化:一是最高层的权力集中在快速进行,树立新的政治权威似乎十分紧迫;一是对社会的言论空间加速紧缩,并强化党对意志形态领域的控制。说前所未有,是因为无论是相对毛泽东时代还是相对邓小平以及后邓小平时代,这种变化都不曾有过:就社会而言,当前是人们思想最活跃的时期,社会互联已基本形成。就控制而言,力度超过了邓及后邓时代。就权力集中而言,强度超过毛之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历届中共领导人。毛的权力无疑是党内无法逾越的高峰,但邓的强势也是后人难以超越的。前者不但是党和军队的创始人之一,而且在党内经历了20多年的权斗和磨练,终于获得了绝对高于同僚的权势,后者则在波云诡谲的权力漩涡中经历了更长时间的考验,资历和好运最后成就了他接近于绝对的权威和权力,虽不拥有绝对的权威和权力,但拥有高于党内其他元老的权力和威望。


    威权体制内,一个处于绝对地位的权威是维护权力体制稳定的必要因素,而一旦失去这个因素,就只能靠利益的暂时平衡维持体制的暂时稳定。如果说邓小平时期的多头共治的集体领导体制是出于元老们的某种主动和自愿,那么其后的多头共治则是出于被迫了。纯粹的利益平衡是脆弱的,随时都可能被打破,薄熙来事件就预示了体制内力量20年脆弱平衡的结束。所谓集体总统制是极其危险的游戏。依靠利益平衡达成权力平衡,带来的另一后果就是权力全面放纵,攫取利益成为官场的基本行事法则,其结果是权力自杀性地消耗了自身的合法性。

    中国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更准确地说是处于转折的前期阶段。从政治的层面看,首先,最高层权力脆弱平衡的多头领导体制难以为继,权力再度集中是保证原有体制运转的不二选择。其次,这种变化本身并不是转折,虽然相对于后邓时代20年它是一次转折,但相对于执政党的60年历史,它又是一次回归。“不能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也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就表明了将政治列车扳回到介于毛、邓之间的中间道路上去的执政思路,即,在政治上学习毛对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严厉管制,以加强党的领导和个人集权;在经济上学习邓的改革开放,为党的领导固本强基。


    然而,政治层面的变化或治理方式上的某些变化仅仅是更广阔的社会变化的一小部分,是对时代问题作出的反应。中国社会已经是一个风险极高的社会,这也是近几年人们广为关注的时代问题。对于社会的高风险性,官方和民间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判断,但对于具体的风险是什么,两者在认识上表现出很大差别。官方着眼于执政地位的稳固,它看到的是政治风险,其最大风险一是官员的腐败,一是西方势力的渗透。腐败对政权的侵蚀是它动摇了民众对当局的信心和信任,反腐败必要性就在于让民众看到打击贪官的决心和力度,恢复对党的领导的信任。西方的渗透被认为在政治、思想、组织、文化上已形成全面和深入的态势,从根本上动摇了政权的基础。中国在经历了100多年向西方学习的历史、尤其是经历了最近30多年的对外开放后,从逻辑上去理解“西方势力的渗透”这个短语是极为费解的,它其实所指的只不过是西方民主价值观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西方势力”或“境外敌对势力”是民主价值观的具象化,因为,一个抽象的观念如果没有具象的敌人是无法进行打击——不是打击“西方势力”,而是打击其在“国内的代理人”,他们活跃在互联网上,大学讲台,或者中国社科院等权威科研机构等等。
民间看到的风险是社会风险,对于寻求生活安定和基本公平的普通人,最担心的是社会的腐败和社会动荡。民众从腐败中看到的是权力掠夺社会的本质,环境风险显然是他们高度关注的。环境事关他们的生命和健康,为保护环境而引起的群体抗议活动成为近年来最常见的社会反抗。经济和金融风险成为当下被热议的公共话题。增长显著下滑、房地产的巨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危机、银行坏账的压力前所未有、产能大量过剩、社保基金的巨额亏空,每一个方面都积重难返,都具有易爆性,不但关系到整体经济的安全,也与个体的生活前景息息相关,充满了种种危险因素的经济一旦在某个地方出现失控,就必将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贫富悬殊多年以来就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其重大风险就是促使社会不断激进化。中国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不但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去逐步缩小这种差距,反而由于制度原因使之更加固化。用权力聚敛财富不但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且在财富的数量上也已达到十分惊人的程度,这从被查处的贪污腐败案例中得以窥见一斑。身处社会底层的多数则卑微而贫困,其中“农二代”尤其醒目,他们将是城市边缘群体和贫困人群的主体,也是所谓“三低”人员(年龄低、收入低、教育程度低)的主要组成部分,对社会秩序可能形成不可低估的冲击。

    促使中国社会发生转折的重大因素将不仅是政治因素,更是社会因素。对权力稳定的过分专注和一味追求,将使执政者对社会风险无暇顾及,造成治理上的重大盲区,激化社会矛盾。许多政治分析者和关心政治的人们也形成了同样的盲区,即忽略了社会,而把注意力放在少数甚至个别的政治领导者身上,热衷于从其言行中解读中国未来走向的隐隐约约的信息,领导者的这一句话可以激发起人们的巨大希望,那一句话又常常使他们倍感沮丧。邓小平以发展经济代替政治改革的治国思路取得了暂时的和一些表面的成就,如GDP的迅速飙升,却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环境、社会和政治问题,在人们把成就归之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却很少把问题和失败归咎于他。在他指定的政治继承人将他作为改革之神供奉起来时,在民间,他也成为了政改的象征和符号,以至于十八大后新一代领导人就职后首选深圳——与邓小平改革联系在一起的最早经济特区——开始其地方视察之旅被普遍解读为发出政治改革的信号。以敏锐著称的《南方周末》在2013年的新年献词中把中国梦与宪政梦对接起来,并酿成了一个标志性“事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不是宪政梦开始的标志,而是宪政梦破灭的标志。其后,官方媒体发动和组织了对宪政的批判。被高举了20多年的“邓小平理论”旗帜已经放下——虽然高举的政治仪式并不能说明什么,但放下它却能说明什么,显然,这个理论不能指导新一代领导人想要解决的政治问题,或者说它不能引领中国的未来。


    毛泽东也没有能够引领中国的未来。当他用浓重的湖南话宣布一个新的中国诞生的时候,鼓舞了也许是蛊惑了绝大部分中国人,包括哪些睿智的、富有社会历练和见多识广的人们,胡风以“时间开始了”来表达自己对新时代新国君的欢欣鼓舞,激动和憧憬填塞了诗人的心胸,但他很快就明白,不是他憧憬的时间开始了,而是噩梦的时间开始了,从1952年官方对他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文艺思想”组织批判,到1955年成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首犯被逮捕,厄运连连,他一定期盼几年前开始的时间尽快结束。随着主席治理的时间越长,盼望“时间”尽快结束的人越多。在其行将离世之时,长期追随他的元老们已做好了结束时间的准备,就等着他们的主席散手人寰,然后好“拨乱反正”。


    党内国内一号强人毛泽东引领了中国27年,他的时代同他的生命一同终结,而邓小平以远不及毛的权威和权势却引领了中国30多年,而且在自己身后的10多年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精神引领作用,没有邓小平的邓小平时代延续了两代中共领导人。十八大后的治理虽然路数有所变化,但仍然没有脱离邓小平的总体框架,只是邓在政治上显示出更加成熟的务实。从统治的角度看,邓小平比毛泽东无疑更为成功,这得益于他务实的、富有弹性的集权。绝对强大的集权看似更有利于统治,但实际上损害了统治,相比而言,集权程度稍弱的柔性独裁走得要更远一些。绝对集权的政治强人和独裁者在好的情况下可以终其一生,如斯大林,毛泽东,但更多的是半途而废,不得善终,从希特勒到菲律宾的马科斯,印尼的苏哈托,智利的皮诺切特,伊拉克的萨达姆,直至埃及的穆巴拉克,利比亚的卡扎菲,都是如此。权力真是太美的美酒,它太有诱惑力了,引诱人们拼命畅饮,今朝有酒今朝醉,乃至完全忘记了它的烈性,直至酒精中毒而暴毙。在它的诱惑面前能够自我节制的人很少。俄罗斯总统普京常被人称为普京大帝,与邓小平的集权相比,普京更懂得节制,他的集权也具有更大的包容性。虽然他推行受控制的民主,但苏共解体后建立的民主制度框架没有被破坏,言论自由得到了基本的尊重;虽然他眷恋权势,但却是利用公开的游戏规则使自己一再成为普选产生的合法总统;虽然他强硬,但他的强硬不针对国内人民,包括政治上的反对派。从东方专制的角度看,他是民主的,从西方民主的角度看,他又是专制的。他不突破政治伦理底线,在迎合多数选民上更是一位高手,这也是他的明智之处和高明之处。

    无论是毛泽东君临一切的硬权力,还是邓小平的发展硬道理,都不能把中国带向未来。邓的治国之道已基本走到了尽头,经济上改革政治上专权只是权宜的策略,具有明显的过度性质。毛式治理更是与时代格格不入,没有出路。然而结束一个时代相对容易,开始一个时代则更难。结束时往往水到渠成,而开创未来的需要具有把握未来的能力。毛泽东用了28年成功地结束了蒋介石时代,用27年开创新时代,得到却是一个饥荒、恐怖的时代,邓小平也决心开创一个新时代,后来却变成一个金钱至上的腐朽时代。


    在最近十多年里,世人见证了一些曾经伟大、辉煌的企业由于失去了把握未来的能力而如何被世界潮流所淘汰。诺基亚由于没能理解手机与计算机技术、社交网络融合的大趋势,依然固我地把手机功能定位在打电话和发短信上,于是迅速从稳坐全球手机市场份额的头把交椅上跌落下来,苹果公司成为引领市场的行业领导者,一时风光无限。雅虎一度是硅谷最大最好的网络公司,精英云集,领先世界,但它的思想停滞了,使它屡次错过跟上时代变化的步伐,再不能为消费者创造伟大产品,终于日薄西山。影像王国中的柯达曾是胶卷行业无可撼动的领先者,当数码相机技术兴起时,对巨大既得利益的迷恋使它成为新技术的顽固阻挠者,拒绝向数码相机转型,但它还是意识到了逆流而动的螳臂当车毫无意义,只是最后姗姗来迟的被迫转变已无法扭转颓势了。


    企业和政府在一些重要方面有共同点,企业战略和政治战略有共同点,它们都有自己的市场,都要向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产品和服务的品质决定它们的前途,它们都必须不断调整战略、通过不断创新去满足消费者或服务对象的需求,这些需求是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任何一个企业或一个政府都没有力量决定社会需求,而只能适应市场,适应需求潮流,一旦它们再没有能力提供符合时代要求的产品和服务,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就要被消费者所抛弃。企业和政府的失败有着相似和相同的原因:在既得利益的束缚下,它们没有能力能通过创新留住老用户和赢得新用户,被时代潮流抛在了一边。政治改革比企业改革困难大得多,因为政治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更加依赖于维护旧体制。
    企业行为与政府行为最大的区别之一是,政治变革很少像企业那样主动迎接世界潮流主动变革,企业保住市场和获取利益的最佳方式是对产品和服务、组织和管理不断加以革新,保住政治利益却要维护原有制度,因此政治革新很少是主动进行的,通常是利益博弈的结果。英国制度的形成最好地展现了政治演变的博弈过程,国王与贵族的博弈,上院和下院的博弈,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的博弈,工人阶级与政府的博弈,在19世纪完成了宪政民主的定型。当然,其间出现了一批重要的政治引领者。社会和政治活动的本质就是种种不同利益的博弈和协调,在僵化的不公平的政治制度下,各种利益博弈包括权力博弈由于缺乏一套文明的制度,只能在丛林规则下展开,博弈变成激烈而残酷的撕咬。博弈是解释和分析社会运动和政治行为的最好工具,不是和平博弈,就是武力拼搏,不是在选民中公开博弈,就是在小圈子中暗中较劲,不在议会里按照固定规则进行博弈,就在密室里由阴谋所操纵进行搏杀。制度在博弈中演变,和平博弈导致制度的和平演变。
    中国的未来取决于各种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多重博弈,其中官民博弈是基本的也是传统的形式。先让我们考察一下几个主要的博弈方:
贪腐集团无疑是体制内一个非常有实力的博弈方。最近暴露出来的围绕大型国企中石油而相互勾连的私利联盟展示了贪腐集团的一些重要特点,上下相连,利益紧密,勾连极广,势力庞大。论富则可敌国,论权则可通天,论文有宣传系统鼓噪,论武则能调动警力和使用国家专政工具。一个贪腐集团或者由许多权势人物拱卫一个更高的权力中心,或者由多个平行的权力组成网状结构,成员之间进行广泛的利益交换。
    反腐力量是体制内的另一个重要的博弈参与方。这里所说的反腐力量要与腐败的反腐力量区别开来,不但因为一个贪腐集团或腐败分子揭发、反对另一个贪腐集团或腐败分子也屡见不鲜,而且因为腐败分子在东窗事发以前常常是反腐极其坚决的领导人。鉴于腐败的普遍性,健全的反腐力量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未必都处于优势,它不可能独自完成全面反腐任务,这时反腐有两种选择,其一是像过去一样在体制内的反腐依靠体制内的力量,反腐目标具有很强的选择性,又不可避免地步入了反腐的权斗老路。其二是依靠社会的力量建立透明、制衡、有效的反腐制度,这对现行制度就是一个根本性的挑战,也必然会遇到体制内势力的联合反对。体制内各个利益派系、山头、集团之间在维护体制上是完全一致的,可能损害体制的行为都会遭到他们的共同反对,在处理周滨之父的事件上,这种联合势力已经显示出了极大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分量。
    宪政民主派。这一派随着权力大面积腐败而人数剧增,他们不掌握任何实权,一直都是被体制力量防范、压制、打击的对象。他们的力量不是因为他们拥有某些物质资源,而是因为其所持观念的力量,他们传播的以自由为核心的普世价值观具有深入人们内心的穿透力。由于它仅仅是一个观念派别,不是一个利益派别,更不是一个组织派别,具有无限的开放性,所有希望中国实现民主、限制权力的人都是它的一员。揭露真相、抨击腐败、普及宪政常识、传播自由价值是这一派到目前为止的主要作为,因此他们的力量还限于思想和舆论领域,对这一派的围剿也主要在思想和舆论领域里进行。
    以上三方是当前进行政治博弈的主要势力,从实力上看,反腐力量居于强势地位,宪政民主派处于弱势,从思想影响力上看,宪政民主派领先。中国政治的近期走向取决于三方博弈情况,但胜利方不一定就能引领国家的未来。贪腐集团不管实力有多大,也不可能具有引领未来的能力,他们腐朽的价值观决定他们没有未来。反腐败本身并不能把中国带向未来,它没有代表未来的伟大思想,反腐败的力量要获得引领国家未来的能力,必须顺应时代。时代潮流和主流代表着方向和未来,而特殊性不是。中国的特殊政治早在1911年就结束了,其后的中国政治无不裹挟于世界潮流之中,从三民主义政治到共产主义政治。潮流也就是环境,脱离环境的生存不合时宜,不可持续。反腐力量要获得引导未来的能力就必须与世界主流政治保持一致,与国民的普遍政治理想和生活理想保持一致。毛泽东为全国人民设计生活理想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更重要的是,设计出来的理想根本就不是人们自己的理想,甚至与他们的理想背道而驰,最彻底的愚民统治就是为人民设计生活和理想。毛泽东是最后一位君师合一的帝王型政治领袖。现代政治家无不是尽量迎合和满足民众的理想,民选政治家自不待言,它正是民主的本质,而一个明智的威权领导者也不例外,普京是很好地理解了现代威权真谛的人。
自由是引领人类的灯塔,也是引领中国的灯塔。人类通向未来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条是自由之路,一条是奴役之路,没有第三条路,中国不可能脱离人类普遍的自由事业而永陷奴役之境。对自由的追求是人类行为的永恒动力。曼德拉把南非人领出种族仇恨的黑暗之地,而自由则把曼德拉领出暴力报复的歧途。他将自己的自传命名为《自由无坦途》,记录其历尽艰辛奉献自由事业的一生。曼德拉的伟大人格魅力源于他对自由事业的献身。人们对自由的热爱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年代,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人们拥抱自由的意愿和决心。即使中国没有现实的引导力量,人们只要从内心里向往自由,终究会听从内心的召唤和引领走向未来。今天的民主宪政派对于未来有着开启性意义,中国的未来将由人民进行抉择,这个过程可能比较曲折,获得自由从来都是一条充满艰辛的道路。普通人的命运将第一次由自己来决定,在中国那就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历史时刻,真如诗人所言:时间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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