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们 / 设为首页 / 请您留言 / 友情链接
繁體中文 | English
您现在的位置: 当代儒学网 > 文学家园 > 散随评杂 > 孔夫子在当下中国的命运
孔夫子在当下中国的命运
当代儒学网   2014-07-30 05:56:57 作者:峂清辑 来源:光明网 文字大小:[][][]

 

    鲁迅于1935年写《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七十几年后,也即今天,我们又可以写《孔夫子在当下中国的命运》了。

  作为“国家软实力”的孔夫子

  孔夫子是当今中国的当红人物。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已经持续好几年的“读经热”的一个继续;但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孔子热”有了新的推动力:出现了国家这双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手。

  这些年,一个新词:“软实力”,在中国政坛、学界悄悄流行。其所要完成的是要缓和价值真空,信仰缺失,凝聚力削弱的危机,提供国际影响与扩张的文化实力,这样的双重目标和任务。问题是:到哪里去寻找中国的“软实力”?

  2007年就出现了一场谈不上认真,却意味深长的论争: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提出中国能够影响世界的软实力,是中国的流行文化;因此而发他人所未能言:“一个章子怡、姚明比一千个孔夫子更重要”。此言一出,网上、报刊上群情激愤,一片讨伐之声:在中国,神圣如孔夫子者,怎可以如此轻慢地与“戏子”对比,孔夫子的软实力地位,岂是他人可以随便替代!

  这倒也是一个朝野共识:孔夫子就是代表了中国文化,就是中国的软实力。尽管不断有知识分子对这样的“独尊”地位提出质疑,但在普通百姓中却形成了这样的集体无意识:尊孔即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尊孔即爱国。反过来批评孔子就有了卖国的嫌疑。这不过是鲁迅早已警告过的“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沉渣再起。

  这又是和“大国崛起”直接相关的。一些人总是一厢情愿地夸大西方社会所遇到的经济、文化困境,似乎真的中国成了世界经济、政治、思想的新源泉、新希望,要去拯救世界了。而中国文化中足以成为所谓世界新源泉、新希望的思想,自然非孔夫子莫属。于是,这些年在世界各地开设孔子学院,把孔子思想推向全球,就是顺理成章,其目标自然不仅是文化交流,而显然是一种软实力的扩张,是服务于大国崛起战略的。

  由此引发的是新一轮的“大国爱国主义,大国民族主义”的狂潮。而且还真有这样的雄文宏论:“谁来为弱小民族和国家主持正义?谁来维护联合国权威?谁来改变国际政治秩序中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谁来提供对治霸道的价值理念和实力?谁来为人类开出一条没有武力和战争的通向和谐安宁的光明大道?环视当今世界,舍中国其谁?”“树立中国‘道德大国’的国家形象,以王道对治霸道,为人类和平输入新的价值和理念,改变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规则’,重建国际政治秩序,把人类带出‘战国时代’”,“是中国当仁不让的时代使命和历史使命”(周北辰:《中华文化突围之路》)。读到这样的呓语,是不免要联想起“文化大革命”的:那时高喊“革命中国”救世界,现在则是“道德中国”救世界,其内在的救世主情结,中华中心主义是一脉相承的。

  作为“新国家意识形态”的孔夫子

  2007年《读书》第6期以首篇的位置,发表了《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一文,重申作者的一个观点:“中国改革需要达成新时代的‘通三统’: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并引人注目地提出了“儒家社会主义”的概念。——这应该是孔子热中的一个新创造。

  文章作者兴致勃勃地告诉读者:所谓“邓小平的传统”,就是包括“自由和权利”等概念的现代“市场经济”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则是一个“追求平等和正义的(革命)传统”;而儒家传统,“简单地讲就是注重人情乡情和家庭关系”的中国文化传统。——从作者描述的字面上看,既有现代传统,又有革命传统,还有中国文化传统,可谓应有尽有,自然是再理想、再美好不过的了。但如果我们真的认真考察一下中国历史与现实实际的真实情况,就会对作者一厢情愿的美好描述,产生一系列的疑问——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真的是一个“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人民的共和国”,创立了“平等和正义”的传统了吗?《中国道路》作者对所谓毛泽东时代的传统,是未加反思的。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包括他所推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的发展,解放了思想。这些都是应该肯定的积极因素,但如果因此避而不谈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的现实,不加反思,恐怕也是有问题的。

  儒家和社会主义拉在一起,也会遇到这样的尴尬:“‘礼’的等级制”与社会主义的前提“‘平等’原则,好像也不可同日而语”(韩东育:《也说“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至于《中国的道路》作者硬要将强调“君子”、“小人”之别的儒家和他所说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人民的共和国”体制,凑合成“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就更加离谱了。因此,“儒家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学理的讨论的余地其实并不大。

  作为“心灵鸡汤”的孔夫子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论语》,一时形成狂潮,纷纷讨论所谓“于丹现象”。

  有学者公开表示支持和赞赏,更有许多学者持“宽容”态度,但也有尖锐的批评,主要是指其对孔子思想的曲解和常识性错误。

  随着讨论的深入,就有人指出,“于丹的要害不在知识,而在思想”(吴迪:《笑谈于丹》)。也就是说,于丹通过她对《论语》的讲解,要向中国的普通观众、读者普及什么样的思想、观念,而这样的思想灌输在当下中国的现实中,又会起到什么作用?这才是关键所在。

  于是,就注意到了于丹对《论语》的一个总体性的理解和评介:“说白了,《论语》就是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这大概也是她的《〈论语〉心得》的主旨所在。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于丹要通过经她解读的《论语》提供给中国老百姓的“心灵鸡汤”。

  于丹说:我们之所以不快乐,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并由此告诫人们:“幸福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连。”如一位批评者所说:“这就当然与社会的公正与否无关”,“与政府的清明与腐败无关”,“只要多向内看‘心灵’,不要看外界太多”,为柴米油盐的缺少而忧心的弱势群体,就会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了(李木生:《往哪里去?!》)。可惜,于丹的幸福说教并不为中国老百姓所接受,据零点公司调查,“54.6%的城镇居民和66.4%的农村居民将贫穷列为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有学者指出,“国民幸福总值由六类要素——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构成”,所有这些更带根本性的,本应由政府承担、提供的幸福指标,现在都被于丹一句“与内心相连”轻而易举地消解了。

  还有,于丹说:“生活中会有许多不如意甚至不合理,也许凭我们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但我们却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和态度。”怎样改变?于丹说,一要“学会克制”,“该放下时且放下”,二是切切不可抱怨,“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抱怨社会不公,抱怨处世艰难。其实,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不是苛责外在世界”,而要“苛责内心”,“把很多可以宣泄出去的怨气、苛责都压在了自己的心里”,“那么那些烦恼也就没有了”,就可以做“孔子席前一个安静的学生”。这正是鲁迅早已描述过的“好地狱”。于丹的《〈论语〉心得》,其实就是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里所说的“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所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于丹在面对中国现实的巨大矛盾时,避而不谈政府的责任,而一味诱惑老百姓“逃避社会,退回内心”,她实际是“倡导安于现状”,“支持现状”的。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把《论语》“去政治化”,但“她的阐释并非是像表面那样与政治毫无干系”(贝淡宁:《〈论语〉的去政治化》),也是为政治服务的。

  作为“文化产业”的孔夫子

  这是条新闻——

  “记者了解到,‘乾元国学讲堂’每月利用周末集中授课两天,24天课共180小时,包括《庄子》、《周易》、《道德经》、佛学经典等八门课程,学制一年,共计2.8万元。平均一天的学费高达一千多元,记者从多方了解到,这个价格在全国并不是最高的。可以说,从诞生那一天起,国学班便充满了浓郁的商业气氛”。

  “充满浓郁的商业气氛”,这是必然的。所谓“国学产业化”,就是开办名目繁多的班,收高费、赚大钱,如此而已。不禁又想起鲁迅说的“吃教”,鲁迅说这是“可以包括大多数的儒释道教之流的信者”的,自古以来就有吃《论语》、《孝经》或《老子》的(《吃教》)。不过与时俱进,变成“文化产业”了。——如今这年头,连“烈士”都可以“吃”,孔夫子就更可以“吃”。

  一个不和谐音:作为“丧家狗”的孔夫子

  然而,还有不和谐音。就有了李零先生的《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

  李零说得很清楚,他读《论语》,是出于对“孔子热”的怀疑,“是为了破除迷信”。 “历代帝王褒封的孔子,不是真孔子,只是‘人造孔子’”。“圣人”的迷信破除了,也就同时打破了长期迷惑中国人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个梦魇: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所谓“东方之道德将大行于天下”,从而确认两条常识、常理:“孔子不能救中国,也不能救世界”。这就意味着,读《论语》,看孔夫子,要“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也就是“去意识形态化”。我们可以“用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理解另一个知识分子的心”。

  两千多年以来,儒家文化是无法脱离政治体制而单独存在的,一旦和体制相脱离,就只能变成“游魂”(余英时先生语),而这样的无家可归的处境是这些信徒所难以忍受的,于是,就总想为孔夫子,其实也为知识分子自己寻找一个体制的依托。而现在李零却出来说,要恢复孔夫子作为“无家可归”的“游魂”的存在,强调他的“丧家狗”的本来面目与身份。

  李零毫不含糊地指出,“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并且说他在孔夫子身上,“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宿命”。他又说明,所说的“知识分子”的主要特点就是萨义德所概括的,“背井离乡,疏离主流,边缘化,具有业余、外围的身份”。很显然,李零的“丧家狗”孔子观,其实质就是要将孔夫子从和专制体制的纠缠(这种纠缠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后人所造成,即鲁迅说的“是权势者们捧起来”,制造出来的)中剥离出来,恢复其独立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品格。

  同时,李零并不回避孔夫子的思想和体制关系的复杂性。他指出,孔夫子是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价级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也就是说,孔夫子他有一个“国师”情结,自认有一套安邦治国的良策,而且认定只有为统治者所接受,才能得以实现;因此,他不但鼓励知识分子从政(这在中国,后来就成了传统),而且自己也“四处游说”。但任何统治者都不会愿意有一个“国师”高居于自己之上,所要的是帮忙和帮闲知识分子。但孔夫子不愿意,他尽管对统治者有幻想,但始终坚持了自己的理想和独立性:这正是孔夫子可贵之处,也是他后来的许多信徒所难以企及之处。也正因为如此,孔夫子就必然不为统治者所用,而成为“丧家狗”。但也幸亏他成了“丧家狗”,没有成为“被收容、豢养的狗”,他才具有了为后人和今人敬仰的地位和价值,这就是李零说的“因祸得福”。

  李零和我们所认同的,显然是乌托邦意义上的,不懈地在现实批判中追求精神家园的“丧家狗”孔夫子,而对追求充当国师而不得意义上的“丧家狗”孔夫子则有所保留。

  鲁迅和孔夫子之间确有原则分歧,主要是对统治阶级的看法和态度不同,孔夫子力图在体制内批判,鲁迅则自觉地进行体制外的批判。我们不必掩饰分歧,也不必夸大分歧,更不要用阶级斗争的眼光去看,把由分歧引起的争论、批判,变成“你死我活,非此即彼,一个打倒一个,一个吃掉一个”的关系。我们民族,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孔子,有了一个鲁迅,这都是民族文化的精华,宝贵遗产,理应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但我们从一种变态的文化心理出发,总把他们对立起来,作非此即彼的选择,让他们一个损害一个,这不仅是愚蠢,更是犯罪。

  我又想起了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里对孔夫子的命运所说的那段话:“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有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可更加无用了”,“孔子这人,其实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

 

关闭窗口
 

copyright(c) 2004-2012 中国当代儒学网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北京·东城区国子监街65号  e-mail: mail-ccc@163.com  mailzhrx@163.com QQ:1953300734  审批表下载 
晋ICP备1200157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