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找准定位很重要
历史记载了古代书院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的丰功伟绩，而定位与管理则决定了书院在今天还能够走多远。
宁波市社科院院长陈利权最看重的就是书院怎么定位和管理。“书院的定位一定要准——是现代教育体制的重要补充，而不是取代义务教育的主体地位。现在的书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书院，而是一个文化传承的载体，应该有更多符合时代需求的内容，这就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做一些引导和支持，包括管理、培育、扶持和监管工作。比方说，书院到底应该是教育机构、学术机构，还是教育机构和学术机构的合一？上级部门是谁？建议从全国政协的角度，继续关注这些问题。”他说。
杭州凤凰山北的万松岭上，雨中的万松书院一派肃穆，建筑被荡涤得明净光洁，环绕四合的绿树青翠欲滴。“那也是一个烟雨蒙蒙的天气。”邵群，万松书院的老院长，三年过去了，她仍清楚记得全国政协调研组前来的情景。
不管从藏书量、教学质量还是祭祀规模来说，明清时期，万松书院都在整个浙江省独占鳌头。在西湖边上，像万松书院这样可见的文物载体并不多。2002年，新万松书院建成开放后，政府将其定位为以书院为基础，体验传统文化的基地。
2014年，在实地走访、听了书院历史和发展的介绍后，委员们提出，希望万松书院的影响力可以扩展到更大更广的层面，成为杭州市的文化高地。“当时我们听了很高兴，但也深感压力。”邵群说，管理和关心万松书院的人们，都希望书院能够恢复四壁书声，再听到琅琅书声传遍山谷的胜景。然而，没有教育机构做支撑、其事业单位下属的公园景点的定位属性，都令书院在突破的路上步履维艰。
目前，万松书院策划了一系列活动。其中最火的要属入泮礼——即将踏入学校的8岁孩童，在参加过入泮礼以后，进入了一个有教养、注重德育教育的学制，这样的仪式颇受家长和孩子们的欢迎。经过五年的坚持，入泮礼已经变成杭州人约定俗成的民俗。“我们开办这些文化活动，就是作为学校教育的一个补充，让学生在这里开辟第二课堂。”邵群解释。
由于万松书院是传说中梁山伯与祝英台“三载同窗”之地，书院顺势搭台做起了相亲活动，几年下来，竟也做成了品牌。但也有些人表示不理解，“书院和相亲会，根本不搭界的事嘛，怎么能搞到一起？”
“有了收入才能谈发展。”这是万松书院经营科科长王鹏的理念。在他看来，决定万松书院今天诸多选择的，正是其定位属性。“我们也曾尝试举办过讲堂，效果不错，但要做到可持续很难，首要原因就是缺乏资金。”王鹏说。
作为上级管理部门，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凤凰山管理处科长洪俊清楚，万松书院的发展实有“两难”。一难，是财政差额补贴，令其不得不从事经营活动来维持正常运转，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来供养编外工作人员，难有盈余投入其他方面的发展。二难，是不少社会机构觊觎万松书院这块金字招牌，纷纷伸出橄榄枝，愿意合作投资办学，但书院因担心商业味道太浓而不敢贸然接应。
“过去是讲堂，现在依然可以是。”张廷皓说，万松书院作为浙东学派的代表，环境和文化基础不错，如果单纯作为纪念馆和文化遗址有点儿可惜。可以通过开辟中国传统文化的讲堂，组织干部、知识分子、学生和社会上的有识之士学习培训，逐步打造为杭城的文化高地。
邵群表示，寻找靠谱的教育机构合作，取得办学资质，让第二课堂日常化，是万松书院今后的努力方向。
3碰撞与融合
即便是补充，现代教育体制与传统书院文化之间如何建立起关联？书院积淀千年的精华怎样与今天的大学教育实践碰撞融合？调研归来，葛晓音委员一直在思考。
“我的想法也可能只是一种理想，在一定程度上适合国学，未必适合其他学科，尤其是理工科。书院教育传统虽有一些学术研究成果，但是否适用现代，也还有待研究和更深入地调研论证。”她告诉记者。
宁波市政协副秘书长徐建成关注宁波书院多年。记者来到白云庄甬上证人书院，只剩草木雕梁供凭吊。但徐建成认为，当年的甬上证人书院起码有两点值得当下教育界借鉴。一是课程设置。书院吸收了当时最新的国内外文化，开设的课程中还包括了自然科学等新学科。二是讲学风格。王阳明、黄宗羲等大师风格活泼，注重挖掘学生的自主性，在课堂上采用学生查资料、组织讨论，老师最后介入的方法。这样的教学方式虽在当时饱受质疑，但学生在科举考试中及第者众，改变了外界的看法，也扭转了社会风气。
创办一个能够自由思想、传统而创新的现代书院，是历史学博士吴志坚多年的梦想。“书院原本就起源于民间，唐宋时都游走于体制外。”2011年，这个梦想照进了现实。于是，在浙江省图书馆培训部主任之外，他又有了一个院长的身份。
在浙江图书馆地下室长长的走廊里，推开一扇木门，是正在朗诵古诗词的学生。瘦瘦高高的吴志坚，身后是100多名学生。“我们初阳书院的学生一般都是初高中的年龄段，在这里学制是五年，前两年预科，后面三年会让他学完大学内容，然后考研究生或者出国。我们第一批学生刚刚毕业，第一批学生只有三个，去年一个出国两个考研。”院长吴志坚说。
儒家经典、数理化、科学、音体美……作为一个现代书院，初阳书院教育均衡，突出传统文化的内容。教材选择一般依照行业专家的口碑。比如说《论语》，初阳书院采用了《论语集释》和《论语新著》作为重要参考书，而非流行的《论语译注》。“因为每一个学科都有行内公认的准则，我们虽办学在体制外，也要自觉遵循这些东西。”
在课堂上，学生敢于发问，常以问倒老师为荣；在生活中，老师用日常行为去引导学生，“最后差不多情同父子。”这一点，令吴志坚很自豪。几年来，没有得到一分政府投资和行政拨款，场地靠自己租用，独立生存很难。想过放弃吗?“怎么可能！”这个追梦者说。
当下，宁波民间创办书院的积极性也很高，但是如何管理和规范是当务之急。“如果作为民办社科学术机构，国家明确是由省市科研业务主管单位来审批的，但是现在大量书院都完全是民间自发做起来，请一些人到书院讲讲课，既没规划，也没有备案和申报的制度。“下一步的规范制度，还要通过政协来提议、建议。”陈利权说。
据张廷皓了解，现代书院不少，但良莠不齐，有一些沿袭了传统的学术研究和传播功能，还有一些过于功利。他希望书院的终极意义是能给人以思想，教人们学会思考的地方。
“一个人立足于社会最重要的是怎么做人、怎么做事，这些恰恰是我们传统文化比较突出的地方，我们在教学活动中应该让这些东西栩栩如生。当然传统文化中也有糟粕，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我认为这不是一个老师或者一个机构去指定的，而必须要具备理性的批判精神。书院就应该具备这样一种精神，并把这个精神传授给学生，这是我们当代书院的文化担当所在。”吴志坚说。
4意外的收获
“湖南岳麓书院是最成熟、走在最前面的，有不少好的经验和做法可供借鉴。但缺憾也不是没有。由于其主要受教育部门管理，在文物保护方面有些弱。还应和文物局、文保技术单位加强联系。如果要申遗，还需更加重视书院本体保护，加大经费投入，在书院周边环境及生态的保护方面多下功夫。”张廷皓告诉记者。
他认为，自清末始，大多书院被改成西式学堂，转型变化较大，从世界物质文化遗产所要求的角度看，大多书院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已不具备。
“那次调研最后形成的意见是书院申遗条件还不成熟。”葛晓音告诉记者。
但委员们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天一阁藏书楼和江南多个重要的藏书楼似乎具备抱团申遗的条件。世界上三个历史最悠久的私人图书馆，其中两个在意大利，一个在中国，就是明代退隐官员范钦创立的天一阁。
近代宁波被开辟为五口通商之一，得风气之先，“港通天下，书藏古今”成为宁波人引以为傲的城市气质。与当下许多沉寂消弭的书院不同，作为亚洲最古老的私家图书馆，天一阁所代表的私家藏书楼是历史最悠久的书楼具存的实例，承担着中国古典文献收藏与传播的作用。
当前的天一阁已经是一个以藏书文化为核心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也如同故宫博物院一样，既有硬件也有软件。“软件”主要是古籍，“硬件”基本上是范家司马第的遗存、西园的遗存、天一阁这个有450年历史的楼阁，这些不可移动的文物都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天一阁目前有30万卷藏书，包括范家原藏书近7万卷，乾隆皇帝赐1万卷古今图书集和本地藏书家捐书。”天一阁博物馆副馆长张亮向记者介绍。天一阁的藏书主要由地方志、科举录、政书、明代文集和原藏的江南地区家谱构成。“现存于世的明代科举录，80%在天一阁。现存371种，其中90%是海内孤本，如果你在天一阁查不到，那就不必到其他地方查了。还有大量明抄本，我们原来整理出来的不多，现在也在加紧整理和研究。”
宁波市政协文史委曾经提过一个《切实推进宁波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建议》的提案，就涉及通过做大做强天一阁来挖掘“书藏古今”的内涵。
宁波深厚的藏书传统自不必言说，在张亮看来，虽然天一阁不是传统的书院，但藏书楼的一些精神实质和书院不谋而合，比如说文化传播、交流的平台、藏书的汇聚点。
年初，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提出要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张廷皓觉得，民间书院和藏书楼都具有独特的教育文化价值，是我国独有的文化事物，应当加强基础工作，突出普遍价值的研究，探察其对民间思想、文化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特殊事物应当着重研究，并推动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在天一阁里，有30多万页扫描古籍做成的数据库，记者在古籍数字阅览室里，遇到前来查阅资料的白发苍苍的李教授，他是这里的常客了。“天一阁的资料很全，但遗憾的是只能在这里查阅，希望以后在自己家里上网就可以查到。”和前述很多问题一样，当下，这些都需要纳入到如何保护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前提、大背景下来商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