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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院的历史与功能(组图)
中国当代儒学网   2017-04-25 02:07:14 作者:王阳 来源:中山国学堂 文字大小:[][][]


蒙培元:中国的书院文化
    
编者按:
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上·两宋学术》篇尾讲到“故言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书院不仅是论经讲学之所,这种讲论往往还蕴含着一种“经义推之政事”的倾向。虽然宾四先生之言有推崇宋学之意,但纵观书院之兴衰,与当时思想之兴衰不无相关。所以当朝廷悬一政令,推广其认可之经义,使得学子争趋时,也是书院衰落、思想僵化之时。

   中国的书院文化,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私人讲学。儒家创始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私人教师,开了私人办学之风。孔子打破了贵族对教育的垄断,提倡“有教无类”,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又一说指六经)为教学内容,方法则灵活多样,尤以启发式为主。他自称“述而不作”,实际上是“以述为作”,创立了儒学。弟子有三千之多,其中大贤七十二人。孔子对中国的文化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并未建立书院制度,他是在自己家开门教学的。此外,他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到处游说,所到之处,都有学生跟随,随时都进行教学。战国时期,孟子等人都是采取这种方式教学的,其规模则越来越大。

   春秋战国时期的墨家,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家是一个纪律性很强的团体,有他们的组织,但是,也还不能称之为书院。他们以墨子之说为经典,以实践活动实现其主张,主要参与社会活动,很少有专门的教学活动。

   秦朝统一全国之后,实行“焚书坑儒”,除了《周易》和专门的技术如种树之书,禁止儒家经典在民间流传。秦朝的教育,实行法家韩非的“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由各级官吏直接掌握教育,教育直接为**集权的专制政治服务,教育失去了独立性,也放弃了文化学**。

   “汉承秦制”。政治体制沿袭了秦制,但是,儒学的命运却发生了很大变化。经过汉初推行的“黄老之术”和“休养生息”之后,汉武帝终于接受了儒学大师董仲舒的“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传》,《汉书》,P2523,中华书局,1983,)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儒学开始变成了官方意识形态,为汉王朝的“大统一”服务。与此相应,又接受了董仲舒的“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同上书,P2512)的建议,兴建太学,设五经博士(五经指易、春秋、诗、书、礼,博士是官职,不是学位,教授经典的是经师)。

   太学是官学,相当于国立大学,不同于私学。但是,在传授经典的过程中,形成以经师为首的“家学”,此“家”字是指专门之家即专家,不是家庭之“家”。他们有严格的师承关系,也有相对的独立性。太学生也能对政治发生影响。东汉末年,发生“党锢”,有些“清流”受到迫害,曾发生过太学生集体请愿之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魏晋时期,太学依然存在,但学术风气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玄学,“大畅玄风”,也就是“清谈”之风,道家学说(冯友兰先生称之为“新道家”)得到发展。很多“名士”聚集在一起,谈玄论道,以谈资清雅相标榜。但是,还不能称之为书院。

   书院开始于唐代。隋唐时期实行科举制,改变了汉代的“征辟”、“乡举里选”和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通过考试从知识分子中选拔人才,书院也就应运而生。但唐朝的书院还是初创,在其发展演变中产生了两种功能。一是为科举考试做准备,而唐朝的考试以词赋为主,即注重于文章诗词;二是一部分文人学士在山林之间筑起书屋,作读书休闲之用。这些地方经常是一家或少数人相聚,读书论道、修身养性,此即早期书院。比如后经朱子修复而成的白鹿洞书院,其前身就是唐朝李渤兄弟隐居读书之处,因养一白鹿而得名。

   书院兴盛于宋代,其规模、性质与功能亦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与理学即新儒学的兴起有直接关系。北宋初,掀起了儒学复兴运动,涌现出一批儒家学者、思想家,他们以儒家经典教授于各地,随之便出现了很多书院。政治改革家范仲淹从政时,便设置学官,胡瑗等人则以“明经”、“政用”设科讲学。与此同时,“宋初三先生”中的孙复、石介,亦开科讲学。随着儒学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讲学之风大兴。到北宋中期,理学正式形成,以地域为名称的学派也先后建立,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苏轼父子的“蜀学”,相互响应。与此相适应的书院也就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这些书院,以讲授儒家经典为宗旨,与佛教寺院形成鲜明的对比,成为复兴儒学的重要阵地。

   到了南宋,朱子在福建建立了儒学体系,称为“闽学”。从二程“洛学”到朱子“闽学”,经历了四代传授过程,其间都有书院相随。而朱子所到之处,则以建书院为首要任务。著名的武夷精舍(建于1183年,明代改名武夷书院,清康熙题字“学达性天”)、沧州精舍(建于1192年,初名竹林精舍,后改名考亭书院,清康熙题“大儒世泽”匾额),就是朱子亲自所建。著名的白鹿洞书院(1179年)和岳麓书院(1194年)则是由朱子重修而成。

   至于朱子读书、讲学或题字、题词的书院就更多了,仅武夷山,由于朱子生活、学**、讲学、著述的时间最长,据统计,宋明以降,书院遗址就有45处之多(据苏德政:《朱熹与武夷精舍》,载《朱子文化》2008年第4期),被称为“道南理窟”。朱子不仅是“集大成”的思想家,而且是对书院发展有巨大贡献的教育家。明代以后,书院继续发展,王阳明和朱子一样,非常重视书院的创建和建设,所到之处,都有书院相伴。清代以后,书院遍布全国各地,连最边远的地区如西北,只要有学子读书的地方,差不多都有书院。

   总之,宋明以后,是书院最兴盛的时期,也是中国的教育文化最发达的时期。虽然,元代以后,特别是清代以后,书院以科举取士为目的,以四书五经,特别是朱熹的《四书集注》为考试标准,但是,教育的普及程度有很大提高。有些书院,由于影响巨大,受到朝廷的重视,由皇帝加以“钦定”,并给予经费上的支持,但书院的建制和教学仍按自己的学规办事,因此,基本上仍属私立大学或学校。

   书院在中国的文化教育和学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推动中国古代的教育和学术思想的发展,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宋代以后,书院已不是国家教育事业的辅助性机构,而是中国教育发展的主流。书院的功能是多方面的。

   书院的首要功能是教育。书院不同于官学,它是由著名学者、思想家、教育家主持的教育机构,相当于后来的私立大学。书院有一套教育理念和组织机构,有教育方针和方法,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旁及各方面的文化知识,其中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书院不分科系,是一种通才教育,但以人文教育为根本理念。所谓人文教育,就是使人成为人,进而言之,是使人成为君子、贤人并以圣人为最高目的。说到底,是一种德性教育,即不是以获取具体知识为目的,而是以提高德性、实现理想人格为目的,以修身养性的实践教育为根本途径,其方法则自由灵活而又多样,如读书、问答、讲论、辩论等等都是主要方法,最后则归结为实践。这与后来的注入式教育和程式化的应试教育完全不同。(清代出现的八股文,则变成了程式化教育,这是一种流变)。

   在众多书院中,朱子为白鹿洞书院所写的“揭示”即学规,具有代表性。它说明了书院的性质、宗旨和教学方针、方法及目的。此后,许多书院仿照此学规以为学规,就不是偶然的了。此“揭示”即学规设有“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此学规只有五条,短短几百个字,却将书院的性质、宗旨、方针、目的、内容、方法讲得十分清楚。

   其中,“五教之目”即“五伦”,是德性伦理,以人性为基础;“为学之要”是学**方法,归结到笃行;“修身之要”是自我修养的主要内容和方法;“处事”与“接物”之要,则是儒学的核心价值仁与义的具体体现。朱子特别指出,书院的根本目的,是“讲明理义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白鹿洞书院揭示》,《朱子文集》卷74,P16-17,四部备要本)这就是说,书院是以培养教育人“理义养心”(《谕诸生》,同上书P2)、“成己**”为根本目的,而不是以求取功名利禄为目的。这是书院的根本精神之所在,与“读书做官”、“读书求利”的工具教育有根本区别。为此,朱子对当时的科举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朝廷以文词取士,而士人以干禄为目的,丧失了教育的功能。“国朝官材取士之法,进士而已,虽间设科目如所谓贤良方正、博学宏词者,特以疑文隐义固于所不知,……甚者至于不复读书也。进士之得人已疏阔矣。”(《策问》,同上书,P9)结果是,既无可教之人,又无能教之者。

   古代有小学、大学之分,小学是启蒙或发蒙教育(又称蒙学),除了读书识字,主要是在“洒扫应对”的实际生活中培养德性。大学按朱子的说法,是讲“格物致知”之学,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的,即所谓“内圣外王”之学。书院就是担负这一使命的。用朱子的话说,书院教人,“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策问》,同上书,P4)用王阳明的话说,“大学者,昔儒以为大人之学也。”(《大学问》,《王阳明全集》卷26,P96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圣人”与“大人”,是为人的最高标准,书院教育就是以此为培养目标。

   在古代西方,大学属于教会,以实现上帝的意志(奥古斯丁)为终极目的。古代西方的大学也重视知识理性(阿奎那·托马斯),但以论证上帝存在为根本任务。进入近代以后,西方的大学便以传授科学知识为主要手段,知识也就变成工具了。中国古代的书院,虽然也学**知识,包括天文、历法、历史、算学等各个方面,但是在认知理性方面终有欠缺,因而未能发展出近代科学技术。但是,中国的书院在人文教育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并做出了贡献。圣人是人而不是神,是人人可以学、可以做到的,因为人人都有成圣的内在根据。上帝是神而不是人,故只能信仰、皈依,而不能使人成为上帝。一旦上帝的权威衰微之后,人如何挺立,就产生了很多问题。

   其实,早在朱子之前的北宋初期,有些书院就立有学规。如唐问在莆田所建上林义斋的学规是:“一曰修身谨行,二曰立志抗节,三曰潜心经术,四曰学通世务,五曰限日收工。”(黄仲昭:《八闽通志》卷45《学校志》)这与后来朱子所立的学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其中的“修身”与“经术”,可说是所有书院的共同要求。学规中特别提出“立志”,是立志成为圣人贤人,“抗节”则是培养独立人格,“通世务”是学以致用。“立志”之“志”也可以解释成孔子所说“志于道”之志,“道”就是“内圣外王”之道,从更深的意义上说,就是天人合一之道。

   现代大学,也有校训校规,用简单明了的语言说明办学宗旨。这是从书院学规继承下来的。

中国的书院,特别是宋明以来的书院,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一部分人从政,他们中的很多人,按照儒家的“仁民”思想,革除弊政,实行“惠民”政策,为人民办了很多好事,受到人民的拥戴。大部分人则在各地从事文化教育事业,培养人才,发展教育,为文化教育做出了贡献。值得提出的是,这些士人(即读书人)回到家乡,成为“乡贤”,支撑了社会的道德价值,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是真正的社会精英。

   与此相联系的是,书院还是发展学术思想、开展学术交流、进行学术创造的重要园地,也是维系社会舆论的场所。

   书院在培养人才的同时,又承担着发展学术的任务。许多思想家和学者,通过书院的教学与交流活动,不断进行思想创造,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建立不同学派,推动了思想学术的发展。他们在书院著书立说,并不断完善自己的学说,创造出许多有价值的精神财富。

   宋明时期,出现了语录体的作品,有似于佛教禅宗的语录。但这些语录是学者们在书院讲授中,以问答形式记录下来的思想成果,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对话、问答式的教育,有很多好处,学生不仅可以问,而且可以发表自己的体会和见解,有些问题和见解,可以启发教师的思考,使回答更加深刻。有时还可以进行相互辩论,这就更有利于学生学**的主动性。这是一种非常灵活而又启发智思的教育方法,这种教育方法是在具体对象、具体情境下进行的,与纯概念的推理不同,它可以产生具体真理。儒家学说包括理学,没有概念化、形式化的知识系统,而是一些实质系统,与这种方式有关。

   语录是研究理学的重要著作。从北宋开始,张载、二程,到南宋的朱熹、陆九渊,直到明代的王阳明等思想家,都有这样的语录。这些著作,既是书院教学的成果,也是思想家们的思想记录。有人以语录非本人亲著而否定其学术思想价值,这是不对的。记录可能有出入,但其基本内容是可信的。

   此外,很多思想家正是在书院完成了他们的专门著作。尤其是朱子,一生为官不过九年,绝大部分时间从事书院教育,他的大部分著作也是在书院写成的。比如在武夷精舍,撰写了《易学启蒙》、《孝经刊误》、《小学》、《诗集传》、《四书集注》等。在考亭书院,则著成《孟子要略》、《韩文考异》、《书集传》、《楚辞集注》、《楚辞辨证》、《仪礼经传通解》、《周易参同契考异》等多部著作。特别是《四书集注》,虽是注解“四书”,却发挥了自己的思想,将他的思想体系融入其中,成为古人著述的代表性著作,并将著述与教学结合在一起,以此身体力行,教育学生。

   书院也是学者们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场所。古代书院是开放的,四方学者都可以到书院讲学,如朱子、王阳明等人,每到一地,都要到书院讲学,很多书院,都留下他们的足迹。他们的思想,也由此而扩大其影响。仅朱子讲学的书院,就有五十多所,遍布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湖南等地。明代书院进一步普及,讲学之风更盛,王阳明后学王艮父子,把学校办到乡下,随处都讲他的“良知现成说”,一时之间,王学在江南农村得到广泛传播。

   学者们进行交流,书信往来是重要形式,但也进行直接交流。著名的“鹅湖之会”(1175年)就是一次很重要的学术交流。参加的有朱子、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及其弟子。会上,发生了争论,陆九渊以诗的形式表明他的学说以“简易”为宗,批评朱子之学“支离”,后来,朱子又有诗回敬。这次交流,虽因见解不合而散,但是对于发展各自的学说,起到很大作用。

   事后吕祖谦说,鹅湖之会,“诸公皆集,甚有讲论之益。”(《答潘叔度》,《东莱集》卷5)这话是公允的。朱子主持白鹿洞书院时,又请陆九渊到书院讲学,陆九渊欣然接受,为诸生讲《论语》中“君子喻于义”一章,朱子大受感动,将其讲词刻于书院的墙上,以流传后世。这说明,学术见解虽然不同,但是并无门户之见,学术是开放的,不同见解是能够沟通的。

   书院还是学者们相互讨论与合作的场所,不仅可以互相学**,而且可以合作著述。朱子于1175年在福建建阳建成云谷晦庵草堂,与蔡元定所建立之西山精舍遥遥相对,二人经常在一起讨论学问。为了方便,有疑难问题时,便夜间彼此悬灯为记,次日相聚,相互解难释疑。此事一直传为佳话。朱熹还在创建的寒泉精舍(1169年),接待浙江学者吕祖谦,为了使学者学**北宋理学家的思想,共同编成《近思錄》。这是了解理学思想的重要读本,也是第一本正式的哲学史著作。

   书院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议论时事、批评时弊、发表政治主张的重要场所。儒家有道统与治统之说,认为道统是治统的指导思想,书院则是维护道统的重要阵地。儒家虽不能作帝王师,却要维护道统的尊严。从孔子、孟子开始,就有这一传统,宋明理学家继承了这一传统。他们直接参与政治、实施儒家主张的机会很少,主要是通过言论和著述发表自己的主张,以影响当时的政治。

   程颐在为皇帝讲课时,坚持要坐讲,而不是站着讲,就是为了坚持师道尊严。朱子为皇帝讲课时,以“正心诚意”为主要内容,其目的是提高最高统治者的德性修养。后因得罪朝廷权臣而被罢黜,他的学说被打成“伪学”,他本人被打成“伪党”,遭到迫害。当时有人建议他,放弃其学说,以免遭祸。朱子斩钉截铁地说,我平生所学,只有“正心诚意”四字,岂能放弃!他不仅坚持一位学者的尊严和独立人格,而且在书院讲授和著作中坚持自己的主张。朱子说过:“夫朝廷之事,则非草茅所宜言,而师生相遇之诚意,亦不当数见于文字之间也。”(《策试榜喻》,《朱子文集》卷74,P4)但是,从《语类》等记载来看,师生问答讨论之间,涉及政治时局方面的内容并不少,有些是通过评论历史人物及政治得失体现出来的,有些则是直接讨论现实问题的。所有这些,体现了学者、思想家的现实关怀。

   随着理学向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的传播,书院制度也同时传到这些国家,成为儒学教育的重要阵地。一般而言,书院是随着理学的传播而传播的,但有些书院则比儒学的大规模传播更早。比如韩国的白云洞书院,就是在朱子修复白鹿洞书院(1179年)后的第三年仿照白鹿洞书院建成的。这是韩国最早的书院之一。

   明朝以后,朱子理学及其著作,正式传到韩国,被称为韩国大儒的李退溪,便在陶山书院教授朱子学,并写出了许多有特色的著作。与此同时,其他许多学者也先后创办了书院,对韩国朱子学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后来,韩国出现了“儒教”,就是以乡村书院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不过,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我了解得很少,就不必多谈了。

   蒙培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杂志主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访问教授,台湾**研究院文哲所访问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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