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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古代书院及其分布与影响(图)
中国当代儒学网   2013-03-12 10:28:18 作者:小慧辑 来源:闽北日报 文字大小:[][][]

 

武夷书院 (资料图片)

在我国传统观念中,一个地方的书院多少、规模大小及影响远近,一定程度上是这个地方历史文化地位高低的表征。蔡尚思诗赞“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武夷山古文化地位之高,与古代本邑书院数量之多,书院文化之盛息息相关。

名山聚高士,秀水毓圣贤。武夷山水碧山丹,地灵人杰,历代圣哲云集,倡学与创设书院之风长盛不衰。宋明时期,武夷山的游学之风最盛,书院建设最多。尤其是宋代,许多著名学者,如杨时、游酢、胡安国、朱熹、陆游、辛弃疾、蔡元定、游九言、真德秀等人都先后到武夷山修筑书院,聚徒讲学,倡道东南。其中最著名的办学代表人物当推朱熹,他是继孔子之后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文化巨人。他矢志“继往圣之绝学”并集大成发展的“新儒学”,被国际汉学称为“后孔子主义”。他除了在武夷山之外的地区创办与恢复了寒泉、云谷、考亭、白鹿洞等多座著名书院外,更在旧崇安县境内创设书院及在多座书院讲学、论辩、著书、立说、生活达48年之久,使武夷山成为理学名山,成为当时我国东南学术文化的中心。他的书院学生均为高品位的学者,并多成为历代名臣高士。他们从四面八方云集武夷山,探讨理学,传播理学,学术气氛浓烈而高涨,并使整个理学八百年来一脉相承,经久不衰。作为儒学思想文化的杰出代表——朱子理学,集孔子以后中国学术思想之大成,在历代书院与先贤前赴后继的传播下,被钦定为官方的正统哲学思想,构筑了中国13-20世纪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思想理论,成为中华民族主流的价值观念,代表具有普遍意义的传统民族精神,成为东亚文明的体现,影响远及东南亚和欧美诸国。因此武夷山史称“斯文在此,闽邦邹鲁”,有“道南理窟”之荣。武夷山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作为朱子思想形成与传播载体的武夷山书院功不可没。

武夷书院 (资料图片)

 

在我国传统观念中,一个地方的书院多少、规模大小及影响远近,一定程度上是这个地方历史文化地位高低的表征。蔡尚思诗赞“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武夷山古文化地位之高,与古代本邑书院数量之多,书院文化之盛息息相关。

名山聚高士,秀水毓圣贤。武夷山水碧山丹,地灵人杰,历代圣哲云集,倡学与创设书院之风长盛不衰。宋明时期,武夷山的游学之风最盛,书院建设最多。尤其是宋代,许多著名学者,如杨时、游酢、胡安国、朱熹、陆游、辛弃疾、蔡元定、游九言、真德秀等人都先后到武夷山修筑书院,聚徒讲学,倡道东南。其中最著名的办学代表人物当推朱熹,他是继孔子之后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文化巨人。他矢志“继往圣之绝学”并集大成发展的“新儒学”,被国际汉学称为“后孔子主义”。他除了在武夷山之外的地区创办与恢复了寒泉、云谷、考亭、白鹿洞等多座著名书院外,更在旧崇安县境内创设书院及在多座书院讲学、论辩、著书、立说、生活达48年之久,使武夷山成为理学名山,成为当时我国东南学术文化的中心。他的书院学生均为高品位的学者,并多成为历代名臣高士。他们从四面八方云集武夷山,探讨理学,传播理学,学术气氛浓烈而高涨,并使整个理学八百年来一脉相承,经久不衰。作为儒学思想文化的杰出代表——朱子理学,集孔子以后中国学术思想之大成,在历代书院与先贤前赴后继的传播下,被钦定为官方的正统哲学思想,构筑了中国13-20世纪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思想理论,成为中华民族主流的价值观念,代表具有普遍意义的传统民族精神,成为东亚文明的体现,影响远及东南亚和欧美诸国。因此武夷山史称“斯文在此,闽邦邹鲁”,有“道南理窟”之荣。武夷山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作为朱子思想形成与传播载体的武夷山书院功不可没

古代书院的创办主体极其多样。既有如官办的“学宫“,也有家族办的“私塾”,但在武夷山更多的是慕名而来武夷山的学者私人出资、友人集资及学生捐资创办的。这些书院大多成就了这些心怀天下的创办者们“继往圣绝学”的抱负,因此集合成就了武夷山在中华文化史上与“泰山”齐名的辉煌地位。因此,许多的书院随着时代的变迁较少收徒讲学,为纪念他们崇高的追求与成就的伟业以启后人,后人将它们改造成了纪念他们的祠馆。如武夷精舍清代又名“文公祠”,叔圭精舍又名“奉先祠”, 一曲书院又名“四贤祠”等等。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这些曾经辉煌的书院,也未能摆脱沧海桑田、有盛有衰的历史宿命。它们清中叶后渐趋没落,并因年久失修,建筑物目前大部分已倾圮,多数只存遗址,少量尚残存墙屋,个别得到修复。如市区学宫(文庙)尚残存 “崇圣祠”与“明伦堂”;五夫的“兴贤书院”保存了局部;武夷山景区的“紫阳精舍”得到重建,等等。这些文化遗存,对研究朱子理学和儒学的兴衰演变以及中国哲学理想史,弥足珍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研究表明,以武夷山为典型的中国古代书院虽然成为历史,但中国的书院文化与先贤办学精神并未没落。它们在时代嬗变中涅槃与滥觞了现代治学思想与办学体制,为我国乃至世界教育作出了积极贡献。

屏山书院朱熹之师刘子翚建于南宋建炎四年(1130),位于武夷山市五夫镇屏山之麓。初为五夫刘氏家塾。朱熹在此就读7年有余,后又陆续于此讲学、著述30余年。院址坐落于屏山下之桂岩旁,前临潭溪之海棠洲,背靠苍松茂林,前坊后屋分三进,内设杏坛、六经堂、复斋、蒙斋、二琴堂、书坊、起居房舍等。门匾“屏山书院”四字系朱熹亲笔书。书院曾于元初毁于兵祸,明洪武二年(1369)再次重修。历代均有修葺。民国初再次被毁,仅留遗址。有关部门拟筹措资金修复。

兴贤书院建于南宋孝宗年间(1163~1189),为纪念理学先贤胡宪而构筑,位于武夷山市五夫镇兴贤古街。朱熹当年寓居五夫里时曾在此讲过学。“兴贤”即深寓“兴贤育秀”之意。元初,书院被毁。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由乡人连成珍等14人首倡,经崇安县令张翥支持而重建。书院原占地2000余平方米,全栋分3进,前为正厅,中为书院,后为膳宿处及文昌阁。书院大门牌楼高耸,构筑精巧,饰有砖雕花鸟人物,上嵌石刻“兴贤书院”竖匾,围以龙凤呈祥浮雕。门楣横额为“洙泗心源”,左为“礼门”,右为“义路”的横额砖刻。1988年,崇安县人民政府重修,书院内辟有朱熹生平陈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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