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月15日，熊十力在四川给朋友钟山写了一封信提到，“吾开春欲回北大，但不知路上便利否？”
很明显，这封信在提前问路，因为他感到抗战胜利后，各路人马纷纷返回，大后方一片寂寥，气场已散，自己的事业已难有作为。此时的熊十力显得很茫然，所以他在信的最后又补了一句：“世局不复了，我仍不知安居处。”
熊十力于1947年仲春去了重庆，后到武汉，4月抵达北京，结束了他在五通桥的一段短短的历程。这一年他63岁。
有人说，在上世纪的中国哲学家中，熊十力是最具原创性的哲学思想家，是中国近现代具有重要地位的国学大师。当然，熊十力到五通桥不为他事，也是奔着哲学而来。
复性书院欢迎熊十力（右三）、叶左文留影
夙愿得偿
熊十力一生有个夙愿，就是想创办一个民间性质的“哲学研究所”。早在1931年，他曾向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提起办学之事，但没有结果。
1939年，他与马一浮到乐山乌尤寺搞“复性书院”，这个书院就有点哲学研究所的意思，由于两人的思想分歧很大，结果是不欢而散。1946年，蒋介石听说熊十力有办哲学研究所的愿望，便令陶希圣打电话给湖北省主席万耀煌，送一百万元给熊十力办研究所，但被熊十力当场婉谢。这年6月，徐复观将熊十力《读经示要》呈送蒋介石，老蒋感叹其才学，令何应钦拨款法币二百万元资助之，但熊十力再次拒绝。
1946年6月，熊十力致函徐复观、陶希圣：“弟禀气实不厚，少壮己多病，兄自昔所亲见也。……今市中与公园咫尺，每往一次，腰部涨痛。此等衰象，确甚险也。生命力巳亏也，中医所云元阳不足也。弟因此决不办研究所。……研究所事，千万无复谈。吾生已六十有二，虽不敢日甚高年，而数目则己不可不谓之大，不能不自爱护也。”
很显然，熊十力故意以自己身体差、年纪大为由谢绝了这件事。实际上，此时他已经做好去四川的准备，黄海化学工业社的孙学悟先生主动请他到五通桥，邀其主持黄海化学工业社的哲学研究部。“清溪前横，峨眉在望，是绝好的学园。”（孙学悟语），而这一次，他是慨然应允。
孙学悟与熊十力是老朋友，但他们重新联系上是在1945年2月，经马一浮的学生王星贤牵上线的。两人相谈甚欢，1946年初夏，熊十力就去了五通桥。在熊十力看来，此事正合了他“纯是民间意味，则讲学有效，而利在国族矣”的意愿。
其实，孙学悟请来熊十力也不纯粹为了友情或个人喜好。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二十五年，历经国难，辛苦万端。赖同人坚忍不拔，潜心学术，多所发明，于国内化学工业深有协赞。复蒙各方同情援助，益使本社基础渐趋稳固。学悟窃念，本社幸得成立，而哲学之研究实不容缓。”
当然，这件事跟黄海创始人范旭东也有很大关系。1945年范旭东不幸去世，生前他一直认为科技进步是民族的富强之道，西洋科学有今日之发达并非偶然，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哲学思想是否储有发生科学之潜力？作为实业家的范旭东在把久大、永利等企业做大之后，想到的还是哲学问题。
当时的“黄海”不仅在科技方面走到了国人的前列，而且也是中国科学界的一面思想旗帜，他们主张“工业的基础在科学，科学的基础在哲学。”
1946年8月15日，黄海化学社附设哲学研究部正式开讲，熊十力演讲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讲词，系统阐述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强调“夫科学思想，源出哲学。科学发达，哲学为其根荄”，他办哲学研究所的愿望在五通桥这个小小的地方得到了暂时的满足。在熊十力的著述中，这篇已成为名篇中的文章结尾，他不无深情地写道：
“余与颖川（孙学悟）先生平生之志，唯此一大事。抗战八年间，余尝筹设中国哲学研究所，而世方忽视此事，经费无可筹集。今颖川与同社诸公纪念范旭东先生，有哲学部之创举，不鄙固陋，猥约主讲。余颇冀偿夙愿。虽学款亦甚枯窘，然陆续增益，将使十人或二十人之团体可以支持永久，百世无替。余虽衰暮，犹愿与颖川及诸君子戮力此间，庶几培得二三善种子贻之来世，旭东先生之精神其有所托矣。”
《黄海》创始人范旭东在五通桥的公馆。
互存敬意
黄海化学社附设哲学研究部以后，专门制定了简章，分“学则”和“组织”两部分。“学则”中又分教学宗旨和课程设置，其中教学宗旨规定为甲乙丙三条：“上追孔子内圣外王之规”；“遵守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遵守顾亭林行已有耻之训”，并“以兹三义恭敬奉持，无敢失坠。原多士共勉之”。哲学研究部的主课为中国哲学、西洋哲学、印度哲学，兼治社会科学、史学、文学。要求学者须精研中外哲学大典，历史以中国历史为主，文学则不限于中国，外国文学也要求广泛阅读。
黄海化学社附设哲学研究部不定额地招收研究生，“其资格以大学文、理、法等科卒业者为限。研究生之征集，得用考试与介绍二法。研究生修业期以三年为限。”给一定津贴，待遇跟一般大学研究生相当，鼓励自给自足。哲学研究部也招收“特别生”，可以不受学业限制，高中生也可，只要实系可造之才，就可以招收。不仅如此，还设有学问部，“凡好学之士，不拘年龄，不限资格”，都可以入学问部，只是膳食自理。可以看出，熊十力希望的这个哲学研究所确系民间性质，没有官方的任何赞助，虽然得到一些黄海化学社支持的常年经费，但“黄海”本身就是民间团体，且“学款亦甚枯窘”，还需要另行募集。好在因为是民间组织，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得以倡导，里面的师生更多是不图名利、甘于吃苦勤学的有志之士。
熊十力来到五通桥后，他的一些学生、朋友追随至此。
当时马一浮有两个学生，一个叫王准（字伯尹），一个叫王培德（字星贤），一生追随马一浮，是他的得意弟子。当年他们除了跟马一浮学习以外，还负责在乐山乌尤寺“复性书院”的事务、书记、缮校等工作，马一浮的论述多由两人记录保存。1945年“复性书院”由乐山东归杭州，王伯尹和王星贤则到了黄海化学社附设哲学研究部工作，其实这两人当年也是熊十力的学生，在熊十力的著述中多有提及，如王伯尹为他整理有《王准记语》，王星贤曾协助他汇编《十力语要》卷三、卷四等，这些都在五通桥期间做的事。1946年的农历十月六日，马一浮在杭州给两人写过一首《秋日有怀·寄星贤伯尹五通桥》的诗以慰思念之情：
五通桥畔小西湖，几处高陵望旧都。
九月已过犹少菊，江东虽好莫思鲈。
游船目送双飞燕，世路绳穿九曲珠。
却忆峨眉霜抱月，一天烟霭入看无。
当年马一浮与熊十力在乐山乌尤寺办复性书院的时候有过不谐，最后是各奔东西。但马一浮在这首诗的最后附加了一句“熊先生前敬为问讯”，可见两人心中互存敬意。
声振堂宇
在学生心中，熊十力是个怪人。学生曹慕樊曾这样评价：“熊先生通脱不拘，喜怒无常，他与人处，几乎人最后皆有反感。”
曹慕樊回忆，有一次黄海化学社在五通桥举行庆典活动，请熊十力讲话，本来无非是说几句应景的话，但他一上台就开始大骂政府当局，而且越骂越起劲，让下面的人都坐不住了，连他的学生都深感他的言语粗野之至。
当年曹慕樊不顾待遇菲薄，辞去教职来到五通桥，跟随熊先生学习佛学及宋明理学。为什么不顾一切追随熊十力呢？一是慕其才学，二也是慕其人，虽然熊十力是怪人，但“其人甚怪，实摆脱一切世俗，蝉蜕尘埃之中，不可以俗情观之”。
废名与熊十力是同乡，当年两人曾经住在一起讨论学问，常常争得耳红面赤，时不时还要老拳相向，隔一两天又完好如初，谈笑风生。周作人就记下过这样的事情：“……大声争论，忽而静止，则二人已扭打在一处，旋见废名气哄哄的走出，但至次日，乃见废名又来，与熊翁在讨论别的问题矣。”
后来熊十力到了五通桥，与废名几乎是每天通一信，每次拆开信，总见他哈哈大笑，而他的笑非常独特，如婴儿之笑不设防。
任继愈对熊十力讲课的记忆深刻：“熊先生讲起来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每次讲课不下三四小时，而且中间不休息。他站在屋子中间，从不坐着讲。喜欢在听讲者面前指指划划，讲到高兴时，或者认为重要的地方，随手在听讲者的头上或肩上拍一巴掌，然后哈哈大笑，声振堂宇。”
熊十力在五通桥的时候，也有不少朋友、学生去看望他，唐君毅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唐君毅正好在华西协合大学教书，成都到五通桥可以走岷江顺舟而下，两日可到。师生见面自然高兴，但熊十力每次见面都不谈其他，只谈学问，他激情似火，气氛炽烈，直到让人受不了才走，但走后不久又想再回去聆听他的“疯言狂语”。后来唐君毅也不得不承认“熊先生一生孤怀，亦唯永念之而已。”
从1946年夏到1947年初春，熊十力在五通桥一共待了大半年时间。1947年2月后，他去了重庆梁漱溟处，“十力先生自五通桥来勉仁，小住匝月。”（梁漱溟日记），但他这一走，意味着他们之前谋划了近一年的黄海化学社附设哲学研究部不了了之。他走之后，王星贤稍作盘桓去了北京中华书局，而王伯尹到了浙大任教，从此以后，熊十力的哲学研究所梦想烟消云散。
民国三十二年出版的《黄海》
空谷足音
熊十力离开五通桥既有经济的原因，也有环境的原因。
黄海化学社作为一个民间学术机构，除了最早范旭东给的一部分启动资金，其他资金来源都靠民间筹措。当年范旭东曾经说过：“黄海是一个孤儿，大家应当拿守孤的心情来抚育他，孩子将来有好处，那将是国家之福。”所以，他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曾在美国借成了一笔巨款，用以实现他的“十厂建设计划”，但他没有忘记“黄海”，拨给了400万法币用来补充仪器和书籍，又送“黄海”里的多名研究人员赴国外留学深造。时间是1946年2月，正是有了这难得的时机，熊十力主持的黄海化学社哲学研究部才得以成立。但钱刚领到不久，币值便急遽跌落，不到两年时间，这些钱已形同废纸。
实际上在建立哲学研究部的时候，当惯了穷社长的孙学悟自然会把钱捏得紧紧的，在理事会的简章中就明确写到：“哲研部为发展研究工作几购书或印书等事需要重款，不能仅恃社款拨给时，本会得向外募集。哲研部经费除由本社按月拨发正款外，应更筹募基金。”所谓正款，无非是人员的薪俸支出，其他的钱则是卡得很严，连笔墨信笺之类的用品都常常得不到满足，这也让熊十力感到万分“枯窘”，做事颇为掣肘。
正如熊十力所言，“世局不复了，我仍不知安居处”，当时的社会环境处在抗战结束不久，国内形势纷乱复杂，流亡大后方的各路人马回到曾经失去的土地，所有西迁的企业、单位都纷纷复原，仿佛一夜之间，那种焦灼、紧张、艰苦的抗战气场突然消失，美好的生活曙光重现。
同黄海化学社一起西迁到五通桥的永利川厂开始了分批回到天津，而永利川厂实为黄海化学社的母体，黄海化学社的前身就是久大、永利的一个化学研究室。永利一走，“黄海”也势必离开。1947年春天，孙学悟到上海参加黄海化学社董事会，专门讨论了复原问题，决定新社址初选在青岛，后又改定在北京，把五通桥作为分社。直到1951年，撤销了青岛研究室，结束五通桥分社，在北京设立总社，但最后的结果是并入中科院，以黄海化学社为基础成立化学研究所。在这一过程中机构和人员都动荡不安，可以想象熊十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也是难以静心做学问的。
1947年4月，熊十力返回北京大学，与校长胡适交流时建议在北大设哲学研究所，没有得到回应；1948年2月，他远赴杭州讲课，期间专门谈过在浙江大学建立哲学研究所一事，但当时的校长竺可桢考虑到资金、时局等问题，也无回应；1951年5月，熊十力致信林伯渠、董必武、郭沫若，在信中他恳切建议“复兴中国文化，提振学术空气，恢复民间讲学。”“政府必须规设中国哲学研究所，培养旧学人材。”
他甚至有些悲怆地写道：“中国五千年文化，不可不自爱惜。清季迄民国，凡固有学术，废绝已久。”当然，他的奔走呼告皆付诸流水，直到最后熊十力也没有实现这一梦想，留下的只是空谷足音。
人物简介
熊十力（1885—1968），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号子真、逸翁，晚年号漆园老人。湖北省黄冈（今团风）县上巴河镇张家湾人。中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与其三弟子（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和张君劢、梁漱溟、冯友兰、方东美被称为“新儒学八大家”。
著有《新唯识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佛教名相通释》《乾坤衍》等书。其哲学观点以佛教唯识学重建儒家形而上道德本体，其学说影响深远，在哲学界自成一体，“熊学”研究者也遍及中国和海外，《大英百科全书》称“熊十力与冯友兰为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