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国学、儒学已经受到各界人士的特别重视。国学、儒学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已经成为一项十分迫切要推动的文化事业、教育事业。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人们：国学、儒学本来属于中国传统学术，但是在现代的学科体制和教育体制下，它们的身份确实比较难以确认。那么，国学、儒学能否成为独立学科而纳入到现代大学学科制度中来呢？

   在世界范围内与其他不同文明比较，中华文明体现出最为重视教育的特点：在中华文化思想体系的不同学派中，儒家学派同样体现出最为重视知识教育的特点。国学、儒家向来重视知识与教育，关注知识体系的建构。事实上，在世界文化体系中，国学、儒学是很早成型、自成系统的知识体系。国学、儒学在两千多年的演变中，不断衍生、开拓、发展出一系列知识学问，使其知识体系更为丰富、更为完备、更为系统。

   儒家学派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为了培养出合乎儒家社会理想、文化理想、人格理想的“士君子”“成人”，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学继承了西周贵族子弟教育的“六艺”教学，即以西周的学校教育内容的主体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项科目。“六艺”之教是综合素质的教育，现代教育所讲德育、智育、体育和美育，在六艺的学科中是融为一体的。文化知识的文字化、典籍化。儒学从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之教”科目中，发展出了《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六经之学。由“六艺之教”发展为“六经之学”，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秦汉之际，儒家“六经之学”逐渐成形，不仅代表儒学科目的演变发展，更是体现了儒学的教学科目已经从技能操作型向知识典籍型的提升。所以，经学时代的汉朝官方和学者将儒学分为《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之学，设立博士开展专门研究和人才培养。

   从刘歆《七略》到班固《汉书·艺文志》，他们所确立的中国典籍和知识的分类中，儒家典籍不仅有“六艺”，还有“诸子”的不同部类。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了大量孔门弟子的子学著作，其中大多是以“子”学书命名。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的“儒家类”，著录了许多孔子后学的著作，包括《子思》《曾子》《漆雕子》《宓子》《景子》《世子》《李克》《公孙尼子》《孟子》《孙卿子》《芈子》等。这些著作大多以某某“子”命名，即使其中一些著作没有以“子”命名，其实也是子书，因为它们也是儒家诸子与弟子的讲学记录。

   儒家的教学科目是不断演变、发展的。以后，作为中国传统学术正宗的儒学又分成经、史、子、集的“四部之学”。清代时期，儒学又分成义理之学、训诂之学、辞章之学、经济之学的“四门之学”。事实上，上述每一种科目又可以分成更多次一级的科目。这样，历史上的国学、儒学，本来就是一门有内在联系的系统化知识体系。

   国学、儒学是全面涉及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文化价值、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的文明体系，它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全体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宗教、哲学、道德、审美、政治、法律、经济、教育、习俗、心理等各个方面，可以说国学、儒学是涉及中华民族的全体大用的综合性学科。现代学者研究国学、儒学时，往往是从各种不同的学科的视域出发，研究儒学中的信仰、哲学、道德、审美、政治、法律、经济、教育、习俗、心理、性格等各个方面。但是，以现代学科视域研究儒学是有限制的，往往是将某一学科视域描述的儒学看作是儒学的全体，就会使国学、儒学的其他重要意义全部被遮蔽，这时，国学、儒学成为现代学者肢解、分化的对象。

   所以，我们希望将国学、儒学列为独立的学科，进入到现代的教育体制、知识体系中来。中华文明是一个连续的文明体，几千年来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知识体系和学科制度。中国传统学术是一个有着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包含一套以中华文明为背景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但是，近代学科制度使得拥有自己体系化的中国传统学科失去了其整体性、系统性，原来作为生命有机体学科制度已经不复存在。研究中国传统学术，应该保持对其原文化生态的、有机整体的学问特点的思考。国学、儒学作为这样一种原文化生态的、有机整体的学问特点，要保存其知识的内在完整性。所以，国学、儒学作为现代学术制度的独立学科就有它存在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