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传统文化大热。众所周知的是,传统文化重在继承,“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如何继承?明末清初一介书生颜元,给出了不俗的答案。

从“粉丝”到“叛逆”

　　西人云,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哈姆雷特；对中国人而言,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孔子。颜元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他决意还原一个“真实”的孔子。

　　今人知道颜元的已经不多。颜元号习斋,史称“习斋先生”,生于1635年,卒于1704年,享年七十岁,从生卒年来看,他的少年时期正好处在明末清初的乱世,中年之后进入“康乾盛世”。他是直隶博野县北杨村人,这地方在今天的河北省保定市。明末清初,中国的大思想家层出不穷,最著名的当属南方的王船山、顾炎武、黄宗羲,颜元虽然没有这三位著名,但在历史上尤其是中国教育史上影响深远,被钱穆称为“近三百年学术思想之大师”。

　　一直在他34岁之前,颜元还是一个狂热的理学爱好者,他的偶像是程朱陆王,即二程(程颢、程颐)与朱熹、陆九渊、王阳明。颜元24岁时,不经意间获得了理学大师陆九渊和王守仁的语录,非常高兴,不但认真读了几遍,还手抄了一册《要语》；26岁时,颜元又得到了《性理大全》一书,再次研读之后,便完全成为了程朱理学的“铁杆粉丝”,对其学说顶礼膜拜。在日常生活中,他处处以实践程朱理学为己任,什么“主敬”“存诚”,没事就喜欢静坐、苦想,甚至连种地的时候,也要找个机会“格物致知”一下,为此还受到当地人的嘲笑。

　　但是在他34岁的时候,他感觉有些不对了。当时带大他的养祖母去世,颜元代父居丧,行朱子“三日不含,朝夕哭”的家礼,饥饿哀毁几至于死,他在身心上受到极大摧残的时候,意识到有些“古礼”要求根本就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有违人情。于是他带着迷惑去翻阅古书,顿悟:“因司周公之六德、六行、六艺,孔子之四教,正学；静坐读书,乃程朱王为禅学、俗学所浸淫,非正务也”,也就是说,他认为程朱理学、陆王心说是对孔子精神的歪曲,甚至“与孔门敌对”,培养的都是些对社会无益的废人,他声称“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为孔孟、程朱两途”,于是,他从理学的铁杆“粉丝”,变成了理学的坚决“叛逆”。

　　事实上,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阐释孔孟的产物,发挥过积极作用,例如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社会伦理准则的历史背景,是赵宋王朝统治面临巨大危机之时,目的就是要改变世风,以挽救国家,但后世的理学家却走上了“穷理”的歪路,一味强调“修身”,忽略了“治国平天下”,在理学衰落之际,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派”崛起,他们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心”,尤其强调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恰恰弥补了理学后期脱离现实、不关怀世事的弊端。但“心学”随即也走上歪路,儒士们纠结于“心”,忘记了世界,黄宗羲曾强力批判明朝末年的士林学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空疏已达极点。有的打机锋弄隐语,几近狂禅。

　　颜元勇于反思与创新,而且态度毅然决然,他倡导“实学”,来反对虚无且无聊的理学,所谓“实学”,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实习、实讲、实行、实用之学”,反对学术研究脱离当前的社会现实,强调把学术研究和现实的政治联系起来。他认为这才是孔子当年的真实精神财富——入世哲学,以天下为己任,一言以蔽之:经世致用。

清朝初年的“素质教育”成功实践

　　像颜元这样突然从“粉丝”变成“叛逆”的,在当时自然争议很大,更被当时的“正统学派”视为另类,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指责他是“明季之余疠”,是国家的“妖孽”。但颜元坚持自己的思想,并身体力行,培养学生,获得后人的极高评价:“颜氏之学,廓清宋明,直归孔孟,儒学重镇,实为清学第一。”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颜元是素质教育的成功实践者。他最痛恨的是当时的科举培养出了一批无用之人,用他的话来说,“八股之害,甚于焚坑”,意思是八股文对读书人的毒害,超过了秦始皇焚书坑儒。他对朱熹进行直言不讳的批评:“千百年来,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注:朱熹号晦庵)为也!”

　　作为一个教育家,颜元不肯培养“弱人、病人、无用人”,他主张以周公的六德、六行、六艺和孔子的四教来教育学生。在他开设的讲堂上,安放着琴、竽、弓、矢、筹、管,每日带领学生从事礼、乐、射、书、数的学习,探究兵农水火等实用之学。与当时读书人普遍“手无缚鸡之力”相比,颜元特别重视体育,他认为,古代圣贤的教育,非常注重培养强健的体魄,培养良好的身体素质,而参加体育运动是强身健体的关键,并且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可以使得人们精神振奋,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对于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有着莫大的帮助；而整日静坐、读书,看起来好似安逸舒服,实际上长久下去却会使人的体质下降,耗尽精力,又怎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生活中去?

　　当时大清朝正处盛世,唯我独尊,还远未到清末被嘲笑为“东亚病夫”的地步,由此可见颜元的理念非常超前,他提出“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在他设计的课程中,体育占了相当比重,即使年过六旬主持漳南书院时,“颜院长”还专门设计了用于骑马、赛跑等体育活动的操场,并且规定每十天就要“习射”两次。

　　当然,颜元不只是自己口头说说,他本身就是一个体育爱好者,尤其在武术技击方面很有造诣,《颜习斋先生年谱》中有一段文字这么描述:　　　

　　“商水李子青,大侠也。馆先生,见先生携短刀,目曰,君善是耶?先生谢不敏。子青曰:‘拳法,诸技本。君欲习此,先习拳。’时月下饮酣,子青解衣,演诸家拳数路。先生笑曰:‘如是,可与君一试。’乃折竹为刀,舞相击数合,中子青腕。子青大惊,掷竹拜伏地曰:‘吾谓君学者尔技至此乎?’遂深相结,使其三子拜从游。”

　　这场折竹为刀、打败大侠的比武,发生在颜元57岁的时候,可见他在老年,身手仍是惊人之敏捷。

从颜元到左宗棠,经世致用的胜利

　　追溯一个人的思想之形成,当然要从他的童年开始,作为“近三百年学术思想之大师”的颜元,当然也不例外。

　　颜大师的童年很不幸。颜爸爸是一个朱姓人家的养子,因为家庭矛盾,在儿子四岁的时候跑路了,颜妈妈苦等颜爸爸八年,一直没音信,于是在儿子十二岁的时候改嫁了,颜元跟着养祖父母一起生活,比今天的留守儿童还不如,但颜元后来却长成了一个身心健康的阳光学者,一个致力于素质教育的教育大家,今天看来,确实很不容易,关键在于他小时候接受了正确的教育。

　　正确的教育,当然来自明师。颜元的启蒙老师名叫吴持明,此人不一般,不是个冬烘先生,而是个文武双全的高人,史载:吴持明懂医道,通武艺,能骑射。他目睹明季国事日非,曾潜心《百战神机》,并参以己意,撰写《攻战守事宜》两册,唯当时未见用于世,便隐居行医。

　　颜元八岁发蒙,跟吴老师不仅读经书,而且学医学学武艺。后来行医成为他生活主要收入来源。

　　除了教学、行医,颜元还有一个收入来源是种地。当然不是简单的劳耕,他很重视把教育与农学结合起来,他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乡村,即使贵为“院长”,也始终保持下地劳动的习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颜元与左宗棠非常相似。左氏生性颖悟,少负大志。五岁时,他随父到省城长沙读书,不仅攻读儒家经典,更多则是经世致用之学,对那些涉及中国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等内容的名著视为至宝,对他后来带兵打仗、施政理财起了很大的作用。左宗棠同时也是一个农作高手,并以此自豪,自号“湘上农人”。

　　颜元与左宗棠,在科场都不得意,止于秀才功名,但这也许恰好给了他俩一个静下心来审视自我与世界的机会,放下八股,致力“实学”,史载,颜元青年时代“学兵法,究战守机宜,尝彻夜不寐”,与左宗棠十分相似。人生是公平的,左宗棠青年所学,尤其他对西北舆地的关注,为他日后收复新疆,起了大作用。当时他还是一介布衣时,名满天下的林则徐已对他十分器重了,彻夜长谈之后,林则徐认定将来“西定新疆”,舍左君莫属,特地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宝贵资料全部交付给左宗棠。从这方面来说,时势造英雄,左宗棠比颜元更幸运。

　　但一介书生颜元,也在历史上占据了不可替代的地位,梁启超如是评价他:“对于二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其所树的旗号曰‘复古’,而其精神纯为‘现代的’……”从今天来说,颜元给我们留下的启示,仍然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