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尚科学的时代，以考古成果来决定各国文明的源头，一时成为时尚，因而得出如下结论:中东两河流域文明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埃及尼罗河流域文明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希腊爱琴文明始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印度河流域文明始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而中国文明的源头，《辞海》中的《中国历史纪年表》和《中学历史知识表》（1982年版）皆以公元前841年为中国正史纪年之始，而1961年翦伯赞所编《中外历史年表》则以公元前2297年尧即位为中华文明之始， 迄今亦不过四千余年耳。这意味着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最年轻的国家。果真如此吗？
　　早在1972年，钱锺书先生便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谆谆告诫栾贵明，把对中华文明源头的考查限制在《竹书纪年》确定的 “共和元年”不可取， “传说时代”未必不可信，应依《帝王世纪》重新编制《中华史表》。其后栾贵明、田奕等研究人员秉承钱锺书先生的教导，充分利用大数据时代的优势，以“中国古典数字工程”为技术平台，参考晋皇甫谧《帝王世纪》、《竹书纪年》、二十五史、《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外纪》、《明实录》及《历代纪元编》等可信古籍文献，经过三十年的搜集、整理、研究，编成《中华史表》。
　　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中华史表》，明确考得中国历史纪年当从距今6477年（公元前4464年）燧人氏肇始，从而填补了两千多年太古时代文献资料的空白，并与裴李岗文明(约8000年前)、仰韶文明 (约7000-5000年前) 、良渚文明(约7000-6000年前)、红山文明(约6000-5000年前)、大汶口文明(约6300-4400年前) 等大量无字与有字的考古资料互相释证，一驳中国最早的商文明（应始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以前统统是“传说时代”的结论，确立华夏文明不再是上下五千年，而为实实在在“五千多年”的六千五百年，或称“上下七八千年”！这必将引发世人对中国文化悠久历史之再认识！
　　《中华史表》上起盘古开天地，下迄清末，贯通记录了历代帝王1262位（包括姓氏和在位时间）使用过的996个年号，一一入表，与如下十三项内容相配，形成如同6477年的“中华日志”:时期、朝代（含两项，上为实际政权、下为主朝代）、年数（朝代兴亡年数）、帝王、姓氏、年号、年数(年号使用年数)、序号（为检索设置）、年号起止、帝王在位起止、年数（帝王在位年数）、备注（必要的说明文字）。表中所有时间以原典为依据，无日的依据则推之月和年，无考者列为空白。均依史日标示。表后附有方便的综合索引。该表全面突破了以往学者构建的或无日或无月的年表，所有数据不仅精确到年，有的更精确到月、日，与即将出版的新辑出的《太古帝王集》《太古臣民集》《皇甫谧集》，在文献上相互配套和补充，从而确立了六千五百年中华文化的传承体系。
　　《中华史表》所以能顺利编辑、出版，得益于钱锺书先生亲自倡导、构建的 “中国古典数字工程”。该 “工程”以构成历史的四大核心元素(人、时、地、事)为切入点，建成以人名库、日历库、地名库和作品库为主体的 “工程”系统架构，将纷繁复杂的古籍文献史料整合成一个有机的数据库，对之进行深度挖掘，从而生成了《中国历史日历》(由此而衍生出《中华史表》)、《中国人名大典》(包括40万人的小传引得)、《中国地名大典》和《万人集》(包含约5万个作者的个人专集)等集大成的古籍整理丛书，整合在一起，其博大浩瀚的内容和科学严谨的分类，均超迈古人。该项“工程”既摈弃了古代帝王整理文献的局限性，更充分展示了大数据、云计算时代中华文化整理的最新成果。这必将引起世人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的形成、发展和贡献予以再认识和再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