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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汉学家罗威廉解读麻城700年暴力史:儒家兼容暴力(组图)
当代儒学网   2014-03-24 08:34:49 作者:杨娜 来源:长江日报 文字大小:[][][]

 
  罗威廉(WilliamT.Rowe):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当代美国最有影响的汉学家之一。主要研究方向为东亚史、城市社会史。代表作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

  “砍头、剁耳、挖心、割胸等残暴行径,和将敌人满门灭绝的做法一样,都是麻城暴力文化中司空见惯的一部分,当地文献中充斥着刺激性的语言——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清剿、血洗。”

  美国历史学者、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罗威廉在《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中说,动乱时期血腥的杀戮,以及和平时期数不清的日常暴行,充斥于麻城从14世纪元末农民起义到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长河中。

  为什么是麻城?为什么暴力在麻城成为一种习以为常?为什么麻城暴力能跨越朝代更迭和经济社会结构变迁?为什么主张仁爱、礼仪、和谐的儒家文化没能抑制麻城的暴力?新近在大陆出版的《红雨》(中文版)一书中,罗威廉回答了上述问题。

  儒家文化为暴力留下了空间

  暴力行为从全球历史上看是经常的。中国也和所有社会一样,设计了文化手段来驯服或抑制暴力。甚至,中国在谴责暴力行为方面,比许多其他文化传统积极得多。

  罗威廉说,近代以前中国文化中占主导的儒家文化是明确反对暴力的,但认为中国真正的文人会明确谴责暴力,容忍暴力则意味着“文人”身份不实,麻城的实例会证明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

  另一个证明是,中国文化将暴力视为中国男性特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勇敢、无畏的男人会被称为悍勇或猛勇。司马迁就用“暴抗”来描述同时具有暴力性和正当性的男性抗争行为。

  罗威廉认为,中国文化内部其实为“被许可的”暴力提供了充裕的空间,暴力与中国主流文化并非是相互绝然排斥的。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是如何让自己接受暴力的呢?罗威廉解释,社会、国家和文化建立了习俗或规范,对暴力行为加以组织化、常规化乃至仪式化,这样,在非合法化的暴力和组织化的暴力冲突时,组织化的暴力是“合法”的,它的杀戮、血腥程度一点也不亚于非组织化的暴力。

  他分析,暴力在中国作为“一种控制和征服他人的手段”,包括士绅阶层对仆人、未独立的家庭成员、佃农的控制,得到了文化上的充分认可,最残酷的惩罚经常施加到他们头上。

  暴力是如何“被许可的”

  罗威廉说,从元末红巾军抗击蒙古人、明末清初反清复明的战争努力、三藩之乱、白莲教起义、19世纪中后期的太平军和捻军起义,到20世纪的辛亥革命、20年代的国民革命,这些全国性事件,无一不在麻城掀起暴力波澜。

  “非法”的暴力是社会秩序的重要威胁,有时又是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民间的佃农、奴仆和土匪,有时还包括领导他们造反的知识分子,共同构成“反秩序的力量”。地方强人、士绅官僚和军事首领等权势者构成“秩序的力量”,他们手里握有儒家话语权。两股力量常共存于一种通过妥协达成的粗略平衡中。

  罗威廉说,在中央权威崩溃时,地方社会的秩序平衡会灾难性地瓦解,暴力这头怪兽会从笼子里钻出来,血腥杀戮就会大范围发生。

  他举例说,清初三藩之乱波及麻城,麻城地方豪强刘君孚起事反清,被清军招抚后,反过来帮助清军镇压起义,成千上万的底层起义民众、信众及其家人被杀。

  另外,在麻城“草根文化”中,底层儿童会目睹杀鸡宰鱼等血腥行为,能看到鞭笞罪犯或残忍的公开处决,强化了将暴力视为一种日常生活的习惯。麻城乡村还会进行军事训练,组织团练,防止外人入侵,当地几百年几乎总是处于这种充满敌意的环境。

  为什么是麻城

  罗威廉认为,中国幅员辽阔,每一个地方有每一个地方的特点,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完全代表中国,麻城并不比别的地方更能代表中国的暴力史。但麻城毕竟不是苏州,不是西安,与其他地方相比还是有一定代表性。

  麻城暴力在中国的代表性,罗威廉分析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地理位置,麻城位于大别山南麓,有若干穿越这座高山的要隘。对于统一的中国来说,若整个国家和平,麻城就会和平。但如果发生战争,每支军队都想从那里经过,就会给麻城带来动荡。

  其次是暴力的传统与文化,麻城历史上存在很多有暴力倾向的强权人物,民间有纪念他们的传统,地方文化、集体记忆和当地历史共同作用,促成了麻城的暴力传统。

  然后是阶级结构,从清朝中期开始到上世纪30年代,麻城存在很多奴仆,是由土地的高度集中造成的,土地集中的湖广地区的粮食在商业发达的苏杭地区有广大市场,进一步催生了麻城奴仆数量的增加,奴仆受压制严重,因此麻城经常发生“奴变”。

  为什么是麻城?罗威廉说,麻城历史中,两种暴力文化特征十分突出。一种是众所周知的英雄或武侠观念,通俗说是好汉理想,它贯穿了明代后期该县著名的造访者之一冯梦龙的小说,并在该县最有争议的长期旅居者李贽改写的小说《水浒传》中处于核心地位。

  另一种特征是基于神灵宗教的迷信引发暴力。暴力行为的对象,如等待惩罚的罪犯、叛乱者、敌军在麻城总是会被妖魔化,以便将针对他们的血腥行为合法化。

  乡土中国的另一面

  万建辉

  研究麻城,写过两本有关汉口的书,上世纪80年代初到武汉,留下许多关于武汉的有趣记忆……一位美国汉学家与湖北和武汉有如此的接近性。

  记者设法通过出版社、罗威廉在美国的中国籍学生,将采访提纲传到罗威廉本人手中。而身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霍普金斯大学的罗威廉先生,信守承诺,在周末抽出时间,耐心、细致地回答了提纲中的近30个问题,令人感佩。

  让人震撼的不只是《红雨》的具体内容,还包括:暴力这个选题或说研究对象,研究样本麻城,还有从14世纪到日本侵华前这样一个研究时段。

  在中国,许多人习惯于教科书中关于1840年是中国古代与近代的分界点,以至于时段横跨1840年的研究不是太多。一些学者忙于研究商会、现代化等与当下改革开放和政治走向相关的课题,暴力是很难让中国学者单独作为研究对象的。正如罗威廉所言,开始西方热衷研究中国农村,以理解中国革命为何奇迹般地取得胜利,后来西方学者乐于研究中国的商业中心和城市,农村成了冷门,像麻城这样的农村地域样本,单独拿来研究,在中国学者眼里可能缺乏价值。

  罗威廉在美国巴尔的摩的家中完成《红雨》写作,把一部研究专著写得跟历史演义一样栩栩如生。

  在许多人笔下,乡土中国常被描述为秩序井然,倡导人伦教化的乡绅们如何慈善且造福地方,儒家文化主导的乡村自治如何成功和值得借鉴。而通过对暴力的研究,罗威廉揭示出中国乡村社会近千年来并不太平,矛盾尖锐,错综复杂,血腥暴力事件经常发生,让人看到乡土中国的另一面。

  访谈记者万建辉

  麻城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读+:你为什么选择麻城?研究麻城暴力史的原因是什么?

  罗威廉:美国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已经从研究农村转移到研究城市很多年了,我想深入研究一个主要是农业社会的、处于神经末梢区域的地方。我最初开始麻城研究,是因为我相信它是一个特别暴力的地方。

  我最初获得这个印象,是研究那些从麻城迁居到汉口和汉阳的家族族谱,他们宣称他们迁居的原因是为了逃避家乡的暴力。然后我了解到在元明及明清易代之际,很多麻城土著移民到四川,也宣称他们是为了逃离家乡的暴力。

  所有这些使我确信,如果我想研究中国社会有关暴力的历史,麻城将会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读+:你在研究麻城时,是否也了解过中国其他地方的情况?

  罗威廉:随着研究的进展,我发现很多其他县可能也有同样暴力的历史。换句话说,麻城比很多其他地方更暴力,但可能也不是绝无仅有。

  我相信,靠种地谋生和农业劳动模式在麻城比别的很多地方更有压力。不自由的农民,或奴仆,在当地更为普遍,比别的地方延续的时间更长。奴役的普遍是麻城很长时期以来的暴力传统的主要原因。

  读+:你对麻城暴力史的研究,开始于哪一年,走访调查过哪些地方?

  罗威廉:我于2000年左右开始对麻城集中研究,整个研究的绝大部分是在我位于巴尔的摩的家中完成的。我买到了七本麻城县志;从犹他州的家谱协会,我借到大量麻城族谱的缩微胶卷副本。霍普金斯大学图书馆有几种20世纪早期武汉的中文报纸的缩微副本,报道了当时发生在麻城的事件。图书馆还有四库全书的电子版。

  我还作了一个两周的湖北之行,一周到湖北档案馆和湖北省图书馆查阅材料,一周到麻城查阅当地档案,跟当地几位学者交谈,同时看到了当地的地形地貌。

  相比麻城,汉口没那么暴力

  读+:你写过4本有关中国历史的专著,其中有两本关于汉口(《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是什么吸引了你持续关注汉口?

  罗威廉:我的头两本书选择写汉口,是因为当时英语学术界关于中华帝国晚期时代的城市研究很少,有也是关于上海的。我希望去写一个内陆的中国大城市,主要受商业活动控制而不是行政职能控制。

  我最初是打算写重庆,但很快就发现关于汉口的资料丰富得多。总之,我想了解20世纪在西方城市模式还未压倒式影响中国之前,中国自身城市体系最成熟的水平是什么样子。

  读+:从暴力的角度看,麻城和武汉在历史上是一种什么关系?

  罗威廉:我到过武汉四次。第一次是1980-1981年,呆了六个月,后面几次呆的时间短些。作为主要的河港,暴力犯罪在汉口是常见的现象,特别是在19世纪下半叶。但是,由于经济繁荣、精英统治和家族式救济机构如善堂等方面的联合作用,总体上使武汉比起麻城来说不是那么暴力和危险。

  读+:写完两本关于汉口的著作之后,你写了《救世:陈宏谋与18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一书,陈宏谋是清代雍正、乾隆年间的高官,做过湖广总督、吏部尚书。你为什么选择他作为研究对象?

  罗威廉: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我想了解“盛世”,这个命题当时在西方还研究得不多。陈宏谋在帝国政府服务时间之长,涉足的领域之多,可以提供一个很有用的窗口。

  其次,我对自己关于汉口的前两本书不满意,它们对于个人是如何回应周围的时代涉及得太少了。所以我想这次我要深入阅读一个单个的人,试图走进他的内心。

  儒家精英成为野蛮的暴力镇压者

  读+:如何理解中国文化对暴力的谴责和包容是并存的?

  罗威廉:我们所称的“儒家思想”的精英统治传统坚持和平信仰,强调服从家庭和社会的权威,与他人保持和谐,服从统治,服务公共利益。但这只是一个应然如此的方向,而不是对事实真相的描述。

  在占统治地位的精英传统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元素,它们对暴力行为的看法较为善意。这些元素包括暴力小说的传统,如《水浒传》、《三国演义》,对英雄的崇拜,如岳飞;以及对于武术的研究。

  读+:儒家传统在麻城如何被对待和利用的,与暴力有何关联?

  罗威廉:像中国其他地方一样,麻城以它自己的方式体现着儒家传统。据我所知,麻城大多数家庭遵守《朱子家礼》。

  县政府所在地有一所漂亮的孔庙,地方官员依礼进行春秋祭祀。父系宗族有祠堂宗庙,进行祖先祭祀,是当地主要社会组织结构。当地有对科举考试成功者的令人尊崇的记载。

  而且,在16世纪晚期,当耿定理、李贽和周氏兄弟活跃在麻城时,它成为整个帝国儒家思想最活跃的中心。所有这些都没能阻止暴力行为的持续发生,甚至其中一部分,如宗族争斗和李贽的激烈思想,对暴力的发生还有推动作用。

  读+:信奉儒家传统的人,同时也嗜用暴力,在麻城有哪些实例?

  罗威廉:麻城的暴力跟平民有关,跟精英也有关。举两个例子,梅国桢,晚明时期一个有高度修养的儒家学者,曾经采取非常暴力的手段镇压底层谋反。夏斗寅,20世纪一个军阀,自视为传统精英文化的守护人,是本县历史上最野蛮的暴力镇压者。当然,贵族地主一贯运用强制和暴力手段来保证奴仆的顺从。

  西方社会的暴力不比中国少

  读+:相较麻城的暴力,你如何看待西方奴隶制、殖民扩张和法西斯主义的暴力?

  罗威廉:近代早期及近代中国乡土社会可能和西方一样暴力,不见得更暴力。西方一再发生的农民战争,宗教战争,宗教法庭,纳粹大屠杀,还有一战时欧洲发生的大屠杀,至少也跟中国人经历的暴力同等。美国对北美土著人的种族灭绝和可怕的黑奴制度,也是同样坏的,甚至更糟。

  读+:中国和西方学者是如何看待对方社会存在的暴力的?

  罗威廉:在《红雨》中我并不是要说明中国是一个特别暴力的社会,我只是想说,中国不见得比诸如欧洲或北美之类的历史上的社会更少一些暴力。因为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强调社会和谐,许多西方历史学家就误以为这种说辞是对中国现实的准确描述。

  这种看法可能有部分的正确性。比如我过去的书把汉口描述成一个社会和谐规约比较强的地方,把陈宏谋描述为一个献身于公共利益的和平人士。这些刻画本身未必有错,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片面的描述,需要一些纠正。

  我还感觉到,不知怎么的,中国人对西方学者将他们描述成消极顺从、被动、守法的形象感到是一种侮辱,认为贬损他们跟西方人相比缺少一点“男子气概”的攻击冲动。我的这本书就是试图弥补过去这些不全面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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