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历来反对的就是“巧言令色，文过饰非”。若无谨慎的治学态度，任你口吐莲花，说破了天，也已离夫子之道远矣。另一方面，包括《论语》在内的国学经典是一些非常严肃的学术命题，《论语》自成书到现在2000年以上的时间，其在中国文化史上、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可能没有人能漠视。说它是“群经之首”的有，说它是“东方圣经”的也有，无论怎么形容它的影响力都不过分。但是，当下的文化语境早已疏离了历史中国，人们浮躁的心态也少有敬畏之心，在不少人眼里，《论语》是无用之书！
再读《论语》应抱什么态度？
百年以来，整个国家社会层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学习、研究，甚至于推广传播，一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就《论语》研究来说，从康有为到辜鸿铭到徐复观到程树德一直到钱穆、李零……他们都是从各自不同的治学角度解读《论语》，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论语》研究较严肃的读本。
另外，影响较大的南怀瑾是个意外。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南怀瑾的书是《论语别裁》，别裁就像我们做衣服，不是按照一般的套路来按部就班地剪裁梳理，他是以个人对《论语》旨趣的理解，别开生面地生发拓展、引申议论。他更多的是借孔子说自己，这与儒家主张的经世致用已经大有区别。
有的人认为南怀瑾的书千错万错，并以纠正南书之错来炫学称快，其实大可不必。人家早就有言在先我是“别裁”。何况南书思绪沛然，不无精彩之处。这个例子说明什么问题？就是《论语》思想的博大精深和影响力，可以做严肃的学术研究，也可以从自己出发来阐述对论语解读。从治学的角度来说，历史上就有《论语注我》和《我注论语》两家之说，且不细论孰高孰低，注孔至少也可分两种以上的研究和方法。
力争兼顾到版本学的严肃性，又能把个人的解读在当下语境中表述出来，或许是一得之私也如实陈述，以期与敬慎治学的态度不偏离。这大概也是今天解读《论语》的人都应该持有的一个基本态度。
当然，我们追求的是“还经典正信气质，疏古今释言要义”。因为经世致用原本就是儒家思想的一个特征。
这么多前人解注完《论语》以后，我们还要来注它，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古文化信息的宝库。
孔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尊孔的人称之为圣人，贬孔的人斥之为朽儒，哀孔的人呼之为“丧家犬”。所以，读孔、尊孔、贬孔和哀孔一直是和两千年中国的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交织在一起的。我们现在对经典的阅读，尽量避免陶醉于“心灵鸡汤”，尽量不要被那些所谓的“十言五句尽得要义”的吆喝忽悠，而能真正静下心来读原典，可能才是最重要。
原本，我们在仍为莘莘学子的时候就应该接触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最精彩的东西，但很多人都错过了机会。大家现在赶上了一个开始重新重视传统优秀文化的时代，所以千万不要在当读之年错过了不该错过的好书，只沉浸于鸡汤文学、速读文化。要下苦功夫认真阅读中国经典，其中的中国智慧中国道德中国文化，只有认真阅读原典的人才能够逐步地理解逐步地消化。
《论语》的重要性，在于关注人心
孔子是一个教育家，一个学问家，一个政治家，一个哲学家。所以，他的思想精华容量很大。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三点：治学精神仁学理想和礼乐智慧。就是人生主张上的“仁”，求知态度上的“学”，礼乐并重时的“和”。其中，最重要的又是“仁”。
孔子反对的是“巧言令色，鲜矣仁”。所谓巧言，巧舌如簧，死的都能说成活的，或者文过饰非，这属于巧言。令色两解，一种是庄重的衣服，一种是严肃的态度，先不去细辩它。总的来说，孔子的态度很清楚，他主张的是谨言慎行、务实求真，认为“人贵语迟”。有价值的思想一定是深思熟虑，用一个诚恳的态度来表达。这与当下流行的戏说文化和学术娱乐化完全是两回事。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讲，《论语》曾经被国人认为是一部无可替代的教科书，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这也许有夸大的成分，但也说明了它的影响。为什么《论语》这么重要？因为它关心的是心性之学。在不同时代、不同语境和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核心价值观总是最重要的。
好的社会制度和好的时代都是被创造出来的，而好的人正是推动这一切向前发展的主体。所以，孔子自始至终都关注人本心性，正是抓到了点子。孔子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学问家，他的话看起来是在和学生坐而论道，但实际上是对当时的执政者和权贵说的，所以“仁而爱人”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绝不是脱离历史环境和现实。后世的儒家基本上都沿着这样一个政治思想主张在判别是非，树立标准。
县委书记最应该读《论语》
《论语》有着丰富的思想，其核心就是一个“仁”字。要不要提倡以仁爱为核心的政治思想？我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曾经建议县委书记要认真读《论语》。因为县委书记非常重要，在干部队伍和政治体系中是上传下达的枢纽，既能够上到国家核心的层面，同时又最接地气。作为有着相对独立权力层面的一级政府的负责人，他们又是父母官，又是公务员。处在这样一个关键位置上，读好《论语》、学好《论语》，有助于提高干部修养，有利于执政为民，也可以帮助培养君子之风和廉政之行。
（文章来源：新华网思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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