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现代新儒家学案》主编、中国大陆20世纪80年代“现代新儒学研究”开创人、国家社科重点课题“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原院长、教授方克立先生，于2020年4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方克立先生，1938年6月生于湖南省湘潭县。1962年10月参加工作，1983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9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62年10月毕业后留校在哲学系任教。1972年12月调南开大学任教，历任中国哲学室副主任、主任，南开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1994年2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2006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先生醉心学术，毕生从事中国哲学和文化方面的研究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心系家国天下，在学术上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开新精神，立时代潮头，通古今变化，发思想先声，深刻影响了近四十年的中国哲学学科发展。20世纪80年代，他开创了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作为国家“七五”“八五”社科规划重点课题“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的负责人，在海内外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20世纪90年代，他提出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自由主义西化派、文化保守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思想格局，得到学界的公认；他继承并发展了张岱年的“综合创新”文化观，提出“马魂、中体、西用”论与“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其著作《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现代新儒家学案》《中国文化概论》《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等享誉海内外。
先生知行合一，极具社会担当与奉献精神，先后兼任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北京市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会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评议组成员兼召集人，“七五”、“八五”、“九五”国家社科基金哲学学科评审组成员、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哲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哲学专家组成员等众多职务，在社会组织管理等许多领域均有建树。
先生热爱杏坛，长期从事高校教育与研究生教学管理，先后为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和外国留学生讲授中国哲学通史、中国哲学名著选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等十余门课程。直接指导培养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博士后研究人员、外国留学生等近百名。先生有爱才之心，识才之眼，育才之法，诲人不倦，甘为人梯，倾尽心力奖掖后学、提携晚进，为国家社科、教育、文化事业发展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
先生为人和善、襟怀坦荡，治学勤谨、积厚宏阔，弘道不懈、不遗扶后，为中国学术、教育事业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传承和弘扬做出了不朽贡献，他的去世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文化、教育界与当代儒林的重大损失！
我们沉痛悼念并深切缅怀方克立先生！
斯人虽逝，精神流芳。
山高水长，先生千古！
中华儒学会、中华儒林事业发展委员会
北京儒学书院、山东省儒学发展促进会、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
河南省儒学文化促进会、河北省儒学会、吉林省儒学研究会
上海市儒学研究会、重庆市孔子儒学研究会、天津市国学研究会
广西省儒学学会、湖南省孔子学会、湖北省国学研究会
吉林省孔子学会、陕西省孔子学会、海南省孔子学会
安徽省孟子思想研究会、甘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
云南省孔子学术研究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齐鲁文化促进会
香港中华儒学会、澳门中华孔子学会
台湾中华儒学会、台湾中华经典现代价值应用学会
（以上皆为在国家有关部门正式注册的省级以上学术社团）
庚子年四月三日（2020年4月25日）
附：
方克立先生在儒学研究与弘扬事业上的贡献
一、著作
《现代新儒学的历程》、《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等
二、主编
《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现代新儒家人物与著作》、《现代新儒家学案》、《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等
三、论文
《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论文），《天津社会科学》,1986.5；
《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南开学报》，1990.4-6；
《批判继承，综合创新》；
《全面评价冯友兰》；
《张岱年与20世纪中国哲学》；
《“和而不同”：作为一种文化观的价值和意义》；
《“天人合一”与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
等等
四、课题
力推与实施“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将“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上升为国家“七五计划”“八五计划”社科规划重点课题，用国家的力量力推进儒学研究工作......
五、弘儒的智与勇
关于有少数学者认为方先生是站“反儒”的立场。河东认为：在30年多前当时的中国政治文化情景（“反儒”是压倒多数的强大主流）中，方先生为难得的极具家国天下情怀和儒学情怀的智者、勇者。他看似有些言论“反儒”，恰是其智所在，借用当时“反儒”的力量大大开拓了兴儒之“阵地”。
政治稳定、政局稳定，是一切稳定的基础。在当时（20世纪80年代）儒学不成气侯，即使在今天，在没有多少真正的儒者（有儒学修养与功夫）的情况下，助长“儒化共产党，儒化马克思主义”之风，是极有害当局和国家，更有害儒学复兴大业的。
方先生反对的是不切实际地、打着儒学之旗实有害儒学发展更有害于政局稳定的所谓“儒学”，而非真正“反儒”。若是真正反儒，他就在不会当年（30多年前）“冒着天下之大不韪”、顶着巨大压力发表《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1986发表）等文章了，也不会搞出以上那么多弘儒兴儒之举了......
光明日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等主流媒体均为其刊发《讣告：方克立教授逝世》，亦见其在当今主流社会的功、德影响！
儒学是经世致用之学，主张“三立、四为”，但凡为国家、民族作出重大贡献者，皆可称为“儒者”。
儒家主张“隐恶而扬善”（《中庸》），“死者为大”，“见贤思齐，不贤内省”。学术观点不同，不能影响对有功于国家民族、有功于儒林事业的逝者之悼念与缅怀。正如上海市儒学研究会新任会长吴震先生所讲，“我意以为不管学术立场如何，亦当设位而祭，谨致哀思。经与学会其他领导商量，同意联署。”“请以署上：上海市儒学研究会”。
（摘自河东给一位师长的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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