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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六经”是怎么变成“十三经”的?
中国当代儒学网   2015-05-05 04:12:46 作者:水煮百年 来源: 文字大小:[][][]


         儒家经典在结集过程中,有所谓六经(或五经)、七经九经十二经十三经等概念,此外还有十经十一经十四经等称呼。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记录了儒家经典体系不断发展的不同阶段,反映了儒经范围不断扩大和变迁的历程。

  六经

  孔子之前,儒家赖以删述的文献处于旧传之史状态,诸书各自以类为称,还没有一个统一的集合名词。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前633),晋赵衰称赞郤縠说《礼》《乐》而敦《诗》《书》。这些礼乐诗书就是后来儒家祖述的原本,大致包括三代遗存的礼类(行为规范)、乐类(乐理乐谱)、诗类(诗歌文学)和书类(历史档案)文献,当时似乎还没有形成固定经典。《史记·秦本纪》穆公谓由余: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国语·楚语上》楚庄王(前613-前590在位)时申叔时论教太子,有春秋故志训典等文献,其性质也大致与诗书礼乐相当。

  春秋末年,孔子(前551-前479论次《诗》、《书》,修起《礼》、《乐》作《春秋》序《易》传,将旧传诗书礼乐四类文献编成可供教学的《诗》、《书》、《礼》、《乐》四经。孔子为何选此四经

  早于孔子的晋人赵衰有明确解释: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诗、书是仁义的宝库,礼、乐是德教的准则,一个人要想成就自己,就必须说《礼》《乐》而敦《诗》《书》。《礼记·王制》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孔子选这四类文献以施教,正是出于对周礼的继承和发展。

  孔子晚年再加《易》和《春秋》,于是形成了儒家早期经典六经

  《庄子·天下篇》: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庄子(约前369-前286)明确揭示了从旧法世传之史到邹鲁之士(儒者)所诵法的诗书礼乐(亦即六经),再由六经百家诸子文献的转化过程,这正是孔子依据旧史修订六经,进而影响诸子这一历史进程的客观描述。所谓旧法世传之史即未经孔子整理的历史文献,如《左传》之诗书礼乐、《国语》之春秋”“”“”“故志”“训典等等;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的《诗》、《书》、《礼》、《乐》,乃是经过孔子删定后形成的有史实、有义理的儒家经典。

  此后相当长时间内,诗书礼乐都是儒家经典的概称,也是儒家文献的基本范式。上引《庄子》诗书礼乐即兼包《易》、《春秋》在内,因为春秋战国时期邹鲁之士、缙绅先生者非只四经而已,而是兼包六经在内矣。秦孝公时,商鞅(约前390-前338)以《诗》、《书》、《礼》、《乐》为六虱。《史记·赵世家》载赵武灵王(约前340-前295)时公子成说: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这些诗书礼乐都兼指六经而言。又《孔子世家》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诗书礼乐而通六艺,其非兼有六经而何!诗书礼乐易春秋又可简称诗书。《商君书·农战》: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又《算地》:故事诗书谈说之士。又《君臣》:上以功劳与,则民战;上以诗书与,则民学问。数处诗书,都具有群经含义。

  关于六经的性质,《庄子·天下篇》也有明确定义:《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后之同此说者,还有《荀子·儒效》、《春秋繁露·玉杯》以及《史记·滑稽列传序》等,《汉书·艺文志序》甚至将六经与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教对应起来,都足以说明六经是一个自足完美的经典体系。

  春秋末年,儒家经典已有儒书的统称,至战国时期乃有六经之总名。

  《左传》载,哀公二十一年(前474)鲁人与齐人战,齐人嘲鲁人:唯其儒书,以为二国忧。杜预注儒书周礼。(14)其时孔子已卒5年,夫子以周礼六经,故儒书亦可指周礼。《庄子·天运篇》孔子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六经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以此最早。不过,《庄子》之书寓言十九六经之词是否真出夫子还须研究,但至少在庄子时代已有此称,盖无疑义。

  秦汉之际,儒家经典的类称概念又有六艺之称。

  陆贾《新书·六术》:是故内法六法,外体六行,以兴《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以为大义,谓之六艺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代六经六艺可以互换,经常通用。整个先秦和汉初的儒家经典体系,都无出六经之外。

  五经

  西汉时,《乐经》已经不用来传授生徒,汉时博士弟子所习皆只《五经》,汉武帝所设经学博士也只有五经博士

  《史记》、《汉书》儒林传叙述诸经传授线索,也只分《诗》学、《书》学、《礼》学、《易》学、《春秋》学五大群体。六经缺《乐》,或言乐合于礼,或言乐备于诗,于是举诗、礼之教而乐教存焉,故五经功能与六经无以异。武帝之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使儒学典籍从诸子学(甚至司空城旦书)中脱颖而出,一跃成为被诸儒乃至朝野上下折中取法的圣经宝典,也使战国儒家从孔子之后,儒分为八的状态,在五经旗帜下得到重新整合和结集。于是五经就构成汉代儒家经典的基本范式,人们提到儒经,想到的自然就是五经;提到五经,联想到的也自然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五经就是当时整个儒家经典的代名词,也是儒家经典的集合名称。

  七经

  首次对儒家六经五经概念有所突破的是成都的蜀学

  蜀本西南夷,战国末中原人士还说:今夫蜀,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也。(《战国策·秦策一》)此情至汉犹存。景帝末文翁为蜀守,初到成都,仍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翁仁爱好教化……乃选……张叔等十余人……遣诣京师,受业博士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县邑吏民……争欲为学官弟子(《汉书·循吏传》)。东汉末秦宓述其事说: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当作张叔——引者)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常璩也说:(文)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这就是文翁化蜀的历史掌故。

  秦宓和常璩都说文翁化蜀的教材是《七经》,什么是七经呢?

  古来解释异辞,有六经加《论语》说,有五经加《论语》、《孝经》说。既然《乐经》在汉代不以教学,文翁石室当然也不例外,故六经加《论语》说为无征。考之《汉书·平帝纪》:征天下通知逸经……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已将《论语》、《孝经》与五经并列;晋傅咸作《七经诗》,其中也有《论语》、《孝经》,可见五经加《论》、《孝》之说为可信。文翁化蜀正是用五经及《论语》、《孝经》为教材,实现了当时尚有蛮夷之风的巴蜀地区的移风易俗,迅速华化。

  于是在汉代儒家经典形成了五经七经两个概念。中央太学传五经,蜀郡石室传七经。中原人士熟读群经称五经兼通云云,许慎号五经无双,所撰也是《五经异义》(《后汉书·许慎传》);桓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后汉书·桓谭传》);张衡通五经、贯六艺(《后汉书·张衡传》);姜肱博通五经,兼明星纬(《后汉书·姜肱传》),等等。而蜀学人士熟习群经,却多以七经誉之,如《后汉书·赵典传》注引《谢承书》:成都人赵典学孔子《七经》……靡不贯综;《华阳国志》卷十下载:梓潼人杨充精究《七经》云云,皆是。

  汉室君臣引用《论语》、《孝经》,只称而不称。自从蜀学将《论语》、《孝经》升格为之后,东汉儒家经典范围也随之扩大,熹平年间蔡邕书刻《熹平石经》就有《论语》,郑玄、王肃诸人号称遍注群经,其中也包括了《论语注》和《孝经注》,这应当是七经概念形成的结果。

  九经

  然而尽管东汉学人已经接受了七经概念,唐人修《五经正义》却没有继承这一称号,孔颖达等受诏撰《五经正义》,只有《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五者。唐代官方儒学,在经本文献上只重视五经以及依经而立之(或),对子书性质的儒学著作却不甚关心。唐代明经考试的经典,有三传(《左传》、《公羊传》、《榖梁传》)、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加五经(《春秋》附三传)而成九经。唐人在撰定《五经正义》同时,又撰有《周礼注疏》(贾公彦)、《仪礼注疏》(贾公彦)、《谷梁注疏》(杨士勋)、《公羊注疏》(徐彦),合称《九经正义》。

  在唐代,儒家经典的总体印象是上述九部经典,时人于是呼群经为九经,并以九经一名概指群经。《旧唐书·柳仲郢传》说郢曾手钞《九经》、《三史》;又《儒学传上》载谷那律淹识群书,被褚遂良称为九经库;《儒学传下》说韦表微著《九经师授谱》,《王友贞传》称友贞读《九经》,皆百遍等,所谓九经皆群经是也。当时《论语》、《孝经》也在经学教育中有重要地位,是学童启蒙、国学释奠所必读必讲之书,在科举考试中《论语》、《孝经》也曾与《老子》一起被奉为上经,成为考试兼经。但是唐人并没有将《论语》《孝经》当作自己心目中神圣崇高的经典。在唐人制订的科考大经中经小经中,只有九经:《礼记》、《春秋左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谷》为小经,却没有将《论语》、《孝经》列为专门科目。更有甚者,《开成石经》明明刻的是十二部经典,也依然被称为石壁九经;诸儒校订十二经文字,则称校定九经文字;刻入石经的十二经字样,也称《九经字样》。校、刻十二书而称九经,其以九经概群经也可知。

  十二经

  十二经之名昉于《庄子·天道篇》:孔子曰:丘翻《十二经》以说。但当时十二经之书却不明所指。将儒家十二部经书有意识地合叙在一起或合刻在一处,实始自唐人。由陈入唐的陆德明曾收录《周易》、《古文尚书》、《毛诗》、《三礼》、《春秋》(并三传)、《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十四种经典性文献,刊其异文、举其异义,号为《经典释文》。去掉其中道家两种(《老》、《庄》)著作,恰好是十二经。但是《释文》虽将儒家十二书列入经典,却与道家《老》、《庄》杂处,他还没有明确的儒家十二经意识,也没有形成十二经的概念和称谓,有其实而无其名。

  太和七年(833),唐文宗命郑覃等人校刊群经入石,至开成二年(837)成,是为《开成石经》。石经在唐人流行的九经之外,增加《孝经》、《论语》、《尔雅》三书,共为十二部,称为石壁九经。《唐会要》:其年(大和七)十二月,敕于国子监讲堂两廊,创立《石壁九经》,并《孝经》、《论语》、《尔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样》四十九卷。《旧唐书·文宗纪》记开成二年,郑覃进《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此乃儒家十二部经典首次汇刻,儒家经典的新规范呼之欲出。可惜当时诸儒并无此意识,石经不称十二经,仍称九经;所附十二书的校订文字,也称《九经字样》,不称十二经字样。可见典型之牢、传统之顽,而新典范形成之不易。

  十三经

  《十三经》始于成都文翁石室的蜀石经。该石经初由五代孟蜀宰相毋昭裔主持,张德昭、孙逢吉等人手写上石,直到北宋宣和时乃正式刻成。蜀石经刻成后,立于当时蜀郡最高学府文翁石室,称《石室十三经》。蜀石经有经有注,是中国历代石经中规模最大的一种,石逾千数,学人誉为冠天下而垂无穷之壮举,可惜今皆失传了。石经除立体展示外,还广为拓印流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曾宏甫《石刻铺叙》、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都有著录;晁公武还对蜀石经进行校勘,撰有《蜀石经考异》一书,亦刻置石室之中。

  晁公武《石经考异序》:按赵清献公(抃)《成都记》:伪蜀相毋昭裔捐俸金,取九经琢石于学宫。而或又云:毋昭裔依太和旧本,令张德钊书;国朝皇祐中田元均补刻公羊高、谷梁赤二《传》,然后十二经始全;至宣和间,席升献(贡)又刻孟轲书参焉。于是形成十三经丛刻。晁公武曾出仕成都,亲见亲历,所述具体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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