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永历三百六十六年，我在春耕园讲课的录音。后来望尘居滕琪先生邀三味书社的同学整理校对。荏苒至今，主要是罗惠文同学、王艳芬同学、王习丹同学的劳动，滕先生、刘传冬先生，和我，进行了校对。完全保持了讲课时的口语风格。【如有朋友打印或出版，请向我索取《孝经郑学疏》，作为讲义一并刊出。】

    荩仁先生有诗云：曾子行孝，孔圣说经，经于何在，在吾此身。首圆足方，耳聪目明，人人具足，物物完成。离身无孝，离孝无身，立身行道，身立道行。光于四海，通于神明，至德要道，地义天经。我今持诵，不得循声，愿明实义，广育羣英。上尊主德，下庇斯民，庶几夙夜，无忝所生。

    第一讲

    讲《孝经》，在这里我是按照郑康成的义理来讲解这本经书的。当然从学术上来讲郑康成是否曾注过《孝经》是有争论的，那么至少今天所存的，所谓的清人所集的《孝经》郑氏注，我不能够认为那是一个完全属于郑康成所作的本子。当然也许有一些属于当年郑康成所作的文字，在其失传以后，后人加以搜集，然后再加上一些自己的东西。但是总体来讲，并不是那么纯粹。所以在这里我也只能说是根据郑康成一些比较可靠的义理来谈论这个问题。

    首先，谈论《孝经》，我们今天在谈论《孝经》的时候，大家一般会把它定位为一本谈孝的书，这个说法本身是没有多少道理的。在汉朝的时候，在康成《六艺论》里面，这个大家在绿皮书里也读过，“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也就是说，《孝经》是做什么用的？它是用来总会六经的。也就是说，当年孔子，当他要来展示自己的道的时候，那么他赞《易》，作《十翼》，用今天庸俗的话叫做他的哲学思想。然后他整理了《诗经》和《尚书》，用今天的观点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古代的修身养性以及治国的历史文献。然后夫子以及夫子的弟子编撰了三礼。我们姑且说他是三礼，当然这是存在很多争议的。他们编撰了《礼经》，《礼经》谈论的是这个世界的秩序，天下的秩序。然后孔子还要作《春秋》，教给大家在这个变动的历史当中如何去把握义理和如何拨乱世反之正。但是，就像我们上节课所谈到的，当一门学科变得慢慢庞杂起来之后，它就会出现问题。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大才的人，那他确实可以窥其崖岸。但是，如果说这个人是中才以下，那么他将会失去一种总和的能力，就容易使这种学问，这样一个本来可以集大成的学问慢慢地流于庸俗。那么怎么做呢？当时孔子或者说作为孔门的弟子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至少退一万步，我们可以说汉朝的经师们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那么，他们认为在当时孔子便作《孝经》来作为总会。也就是说《孝经》作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谈一谈孝道，而是为我们的六经立极，立一个根本，也就是《孝经》所说的至德要道。这个至德要道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是崇尚孝道的，我们是以孝治天下的，于是这个孝非常重要。这个只是一个伦理学的层面。但是孔子难道我们仅仅能够把他视之为一个伦理学家吗？一个能够谈谈伦常日用就可以的人吗？如果是那样的话，孔子的赞《易》我们又应该把它放到哪里去认识呢？或者说，我们遥想那个时代，不管是古希腊的柏拉图或是亚里士多德，还是古印度的佛陀，他们都作出了他们很多对这个世界的思想。难道唯独我们中国就只能出一个老子，出一个庄子吗？何况老子和庄子本身要么是文献短少，要么是内容晦暗。难道我们就没有同样的哲人吗？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只能说我们这个民族太特殊了，居然没有这种想法，但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要建立一种能够总会一切的思想。那么这个思想在孔子这里就是孝。那么这是《孝经》的意义，它绝不仅仅是在这里谈一谈我们应该做一个人伦的非常基本的，以至于大家都会，习焉不察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谈论《孝经》，我们知道在汉朝的时候是流行纬书的。纬书的含义：经，经是什么？我们在织布的时候，织布下来那个长线就是经。有了这个经，我们再不断地往里面编入纬线，这样才能成为布帛，那么也就是说经和纬两者相合，才能形成我们用的布帛，才能把它做成衣服，用它来彰显文章。那么经是这个线的中，是这个线的主轴，而这个纬是围绕它而形成这样一个面的。两者结合在一起来形成这样一个作用。汉朝当时是流行《孝经》的纬书的，这里我读一段《孝经纬》里面，这是《孝经钩命诀》上的话：“孔子在庶，德无所施，功无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孔子的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也是在汉朝被几乎所有人，大概是在后来引的少一些了吧，在早期，至少在汉学没有衰落的时代，人们是经常把它挂在嘴边的。那么志在《春秋》，就是说孔子要能够为万世制法。要能够为将来继承尧舜之道的人制作一部大经大法，让他懂得如何拨乱世反之正。这是孔子的志向。说它称之为志，是因为在当时，孔子在自己有生之年是做不到了，他只能以俟后圣，所以是志。但是《孝经》呢？孔子能够做到。当然我们也要问，孔子自己也说“所求于子以事父，吾不能也；所求于弟以事兄，吾不能也”，那么我们知道夫子早年丧父，然后他的母亲去世也很早。他的兄长也有很长一段时间和他隔得比较远。如果说我们仅仅是从我们这样一般的孝亲，就是一个小家庭里面其乐也融融的角度来理解孝的话，那么孔子又何以能说行在《孝经》呢？他何以不像他在《大学》或《中庸》里所谦称的那样，就是求之于我而未能呢？那么他在这里说他行在《孝经》。也就是说在这里《孝经》是这样一个思想的基础。那么这个孝对于我们一个中国人来说也有很多种形式，就比如他所说我们读《孟子》，《孟子》上有一位章子，章子与他父亲不和。所以没有办法，也不知道他是被赶出家门，还是他没办法，只能出来。也不是说他并不思念自己的父亲，也不是说他的父亲不好，但是他们父子不能相能，因为在少年时代他们父子相怨，他的父亲可能对他的要求太高了，然后两个人的关系就闹拧了。当时的孟子看到这样的人物，他不是说：“这个人不是禽兽吗？居然连自己的父亲都不能生活在一起，都不知道孝顺，这不是猪狗不如吗？”孟子没有说那样的话，孟子还是认为这人依然可以做他的朋友，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谈论这个孝，这样一个基本伦常的时候，它也并不是只有一个原则。就是说你是否对自己的父母足够好，然后你是否能满足父母所有的要求。我们有很多东西在里面，它是有很多层面的。如果没有这些层面，只是一个简单的，纯粹的，非常刻板的要求的话，那么像章子这样的人在《孟子》里边是应该把他斥之为禽兽的。那么像孔子呢，他也只能自谦，自己这一生也许只能把这个孝看作是他内心的一份遗憾。因为夫子在他的一生当中，他确实没有像很多其他人一样，有幸能够在父母膝下尽孝。而且夫子这一生也基本上流离失所，仕途并不得意。如果我们从后代一个宗族的观念来看，夫子也是不免有种种遗憾的。那么包括夫子的门生，我记不清是在《礼记》上吗？也有一个故事，当夫子和他的弟子们一起周游列国的时候，曾经遇到路边上的一个人说了一句话“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当时说孔门有很多人因此而想到了自己的父母，然后就离开回家了。但是我们说当时的孔门又是怎样一种状况呢？大家拥有一种社会情怀，他们希望能够扬父母之名，能够为当时礼崩乐坏的时代带来一个新的希望。他们追随孔子去做这一切。那么他们在对自己父母的这一份依恋和他们对这个社会的怀抱之中来进行抉择。当因为这样一句话而勾起了他们内心离愁别绪的时候，有的人想到了应该要回家看看。有的人也许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已经过世，或许是他想他有自己的兄长或弟弟或自己的媳妇在侍奉自己的父母，他依然选择安心跟随夫子。这个事情也说明在有的时候也确如后世所说的“忠孝不能两全”，大家是需要在这个问题上作出很多抉择。所以如果说我们仅仅把这个《孝经》理解为它就是讲我们如何犹如羔羊跪乳般地侍奉于父母膝下，那么这本书是担当不起这份荣誉的。这本书讲是一个能够总会六经，从而让我们意识到这个世界的秩序的一本书。

    那么我再接着读下面，《钩命诀》上又说到：“丘（读某）以匹夫，徒步以制正法，以《春秋》属商，以《孝经》属参。《孝经》者，篇题就号也，所以表指阔意，序中书名，出意见道曰着……”然后后面还有一段孔子自己说的，子曰：“吾作《孝经》，以素王无爵之赏，斧钺之诛，故称明王之道。”那么在这一句话里面，他也是谈到孔子的作《孝经》和作《春秋》，实际上是含有同样的意义的。那么作为《春秋》他讲的是天下之事。《孝经》讲的是每个人身边都可以遇到的事。谈《春秋》，这是孔子假天子之权行素王之政。那么谈《孝经》则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士庶人皆可以有效。这两者也就构成孔子志向的两方。或者说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孔子的一贯之道。也就是说我们的治国是《春秋》之道，我们自身的修身齐家就是《孝经》。当时在孔子看来，治国和行孝，治国和修身的道义是一样的。那么这也是《大学》所要讲的。为什么我们说“身修然后家齐，家齐然后国治，国治然后天下平”？那是因为他们的道理是可以一以贯之的，是前后贯穿的。并不是说国家是一个特别的东西，因为它有了广土众民，于是它的道就和我们的修身、治家产生分歧。我们在家里是如何的亲密，如何的亲昵等等，到了国家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变出另外一种角色，这是公共事务，我们必须按照法治去做，我们必须什么事都怎样的纲纪严明。并不是这样，我们认为人是应该是统一的生活的。那么他在家或在公，他的做事和学习都应该是一致的。这样的人才是一个真诚的人，才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这样才是一个能够体会到性之德者的人。孔子通过《孝经》和《春秋》这样的两翼，这样的两本书，表达了他这种一以贯之之道。那就与《大学》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构成一个整体。所以我觉得在谈论《孝经》之前是首先要意识到它的重要性的。然后如果大家有机会读一读《孝经纬》的话，还是很有意思的。那个时代的人认为，如果说天下有孝子，然后天子能孝，可以感通神明，是可以天人合一，能够为这个世界造就太平的。当然这个今天大家可能不太喜欢谈，我们也就不多说了。

    开宗明义章  “仲尼居”，如果按照古代一般的叙述方针的话，一般是要谈一谈，这个指仲尼居是指孔子的燕居。燕居在那个时代呢，一般白天，所谓君子昼不居于内，夜不居于外。他肯定是应该在堂上，这是一个公共的场合，是接待宾客的地方。然后在这里与自己的弟子，比如曾子。当然我们在《论语》里可以看到有很多孔子的弟子，大家一块能够谈论一些问题。那么这就是仲尼居。不过在这里我到不妨说明一下我们到底如何认识孔子。我们究竟如何研究孔子？今天很多人是以《四书》来认识孔子的。以一个现代人所理解的《四书》来理解孔子。那么要说明，汉朝人并不是那么认为的。首先《六艺论》里说：“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也就是说孔子是什么人？孔子是圣人，圣人是什么意思？他拥有一个德性，他拥有这个德，这个德是可以为万世实实在在地实现太平的。当然我们说“圣人之大宝曰位”。如果只是有德而没有这个位的话，他也不能够实现圣人之治，这也是无奈的地方。那么孔子就是这样，他有德无位。那么他就要用自己的德来弥补这个位缺憾，来以待后来的有位的人来实现这个道义。于是他自号素王，素者，空也，也就说孔子并没有真的成为天子。但是他要把这一个理想传授给后代的人。让后来的有位者，能够按照夫子的仁义去治理这个国家，去为世界创造一个真正的太平。这是当时人对于孔子的一个基本定位。然后围绕这个我们就展开了纬书当中的对孔子的神话一般的说辞。当然今天我们在曲阜的周围也可以听到很多对于孔子神话般的说辞。有一些是出自汉朝的纬书的，那么有一些是后来人加以增饰的。当然了，如果说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场合来谈论这些离奇古怪的故事的话，这个确实感觉有点不像话。但是我们要问的是，这些故事最终要表达的是什麽样的一个含义，这一个是很有意思的。就说我们不要因为我们在谈论一个好像有些怪力乱神的事，于是就把它完全打倒，我们就不能谈。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会忽略掉很多东西。就比如说我们要认识西方人的思想，那么它过去的思想是在一个宗教的时代，那你就得谈他们的神学。如果我们要认识佛法，那么我们也不能说佛法就是一个佛法的存在，而庙里的偶像都不能用。不是这样的，这两者必须有一个结合。同样的，我们要认识孔子的话，也不妨从这些有些涉嫌怪力乱神的东西，来去寻找我们的古人是怎样认识孔子的。但是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个方面是他们强调孔子是有授命的，为什么？因为当时的人是非常重视本分的。如果说没有上天的授命，孔子作为一个庶人，（抱歉，）他不是庶人，他在鲁国是做过大夫的。去职之后，当然因为诸侯的尊敬，他一直被待之以大夫，但是大夫也不过是为人臣的。那么当时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夫子只是一位大夫，他何以有这个权利来假天子之权为万世制法呢？于是他们必须要说孔子是拥有一个上天的授命的。比如说他们说在鲁国的端门外遇到红色的乌鸦（一种鸟），乌鸦落到某一个地方，当它离去的时候呈现出一块什么玉来。上面刻着几个字，然后大体说了说将来周朝的天命已绝，将来火德将旺，于是会有刘季，以布衣提三尺之剑而得天下，而夫子便被上天授命要为将来的汉朝制作法度。甚至说也有的是认为孔子长得是如何如何的样子，比如说他的头有一些奇怪啦，嘴比较大些，口若含泽等等，然后说孔子的胸前有纹身。纹身也有两种版本，有一种说是为汉制法，有一种写的比较长一些，我也记不住了。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当时人要谈论孔子作为一个大夫，你何以能够制作《春秋》呢？因为这是牵扯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的。如果说每一个大夫都可以作一部《春秋》的话，那么天下还有什么规矩呢？这个就像马先生（马培路先生，字无言）经常对我说的，如果你们这些公羊家，当然我不是公羊家。但有些公羊家确实喜欢做制作，喜欢谈谈我们这个国家应该搞什么样的宪政建设啦等等。然后马先生就要问：“如果你们每一个人都去做这种事情，这个世界有什么规矩呢？还有规矩存在吗？”那么汉朝人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过份地强调孔子能够以一个大夫的身份来作《春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反而会造成很多乱事的，所以他们要告诉大家，孔子和一般人是不同的。当然这个不同汉朝人比较质直一些，所以他们说孔子和其他人为什麽不同呢？为什么孔子能够作《春秋》？而你们这些公羊家只能去守孔子之道，祖述孔子，不能够越雷池一步，那是因为孔子是有授命的。孔子曾经在端门外受过端门血书的，孔子是生来有神异的。那么其他人没有，那么你们就没有这个权利。当然了，这是一个比较粗糙的理论。到了宋朝以后，有了一个更精致的理论，就是说孔子是圣人，孔子是生而知之的人。那么作为圣人他有这个至诚，所以可以为天下制法。那么其他的人，你们扪心自问，你真的能够至诚吗？你真的是那么的清净吗？ 你做不到。做不到，当然你就没有像孔子那样的智慧，那么有些问题你就认识不清楚，你的格物就肯定不够，你格物不够，你如果贸然为天下制法，那么你就只能是荼毒天下，所以说只有孔子能够制法而一般人不能。我觉得其实宋儒这个补充，从这个角度来讲，应该说是非常好的。至少说比汉朝确实是正得多了。那么另外一个呢？当时汉朝这些纬书还渲染的一点是孔子无所不知。比如说在《左传》上也记录了这个事情，当时在吴国挖出了一个大的骨头，可能今天我们会揣测可能是某种化石，必要说人的也未必一定，也可能是恐龙化石之类的。总之在那个时代，他们把它运到鲁国去请教夫子，因为他们知道夫子是一个非常博学的人。然后孔子告诉他这是防风氏之骨，然后告诉他这是当年禹会诸侯于会稽，防风氏后至，于是禹就在那里处决了他，于是就留下了这样一块巨大的骨头。还有比如说鲁国，当时孔子不在鲁国，去周游列国的时候，他听有使者说鲁国发生了大雨震电，某一座宗庙屋檐被震坏了。然后孔子就说那应该是，我记不太清楚是哪一个庙了。当时的使者只是道听涂说，他还不知道具体是哪一个，只知道出了这个事情。然后后来这个确切的消息通过政府渠道传过来了，也果如夫子所言。于是就有人问夫子何以知道，夫子认为这位国君在宗庙礼仪方面没有做好，所以上天垂戒。总之，夫子也能对它作出一个正确的判断。那么这一切他说的是什么含义呢？就是说当时的人认为孔子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人。在汉朝的时候人们认为这样一种如果君子能够至于成名，以及他能够有一种博学的精神去努力认识这个世界。那么很多事情他可以如《中庸》上所说：“见乎蓍龟，动乎四体。”就是说它是所谓“知微之显，知风之自”，这样的一种状态，他能知道一些其他人所不知道的东西。那么我觉得其实这两点也构成了整个汉朝思维的一个核心。首先他们关注这个国家政权的，用今天庸俗的话来说就是合法性问题，这个国家的授命何在？或者说为这个国家制定大经大法，它的合理性何在？那么另外一个观念就是当时人重视圣人应该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人，应该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这个在今天和早先西方的基督教思维有点相近，他们称之为神。神应该是无所不能的，然后我们的圣人应该是无所不知的。然后因为他拥有这样的圣德，拥有这样的能力，那么他才能为这个世界开创太平和制礼作乐。那么我们开始转入正文。曾子侍。按照过去古代的私塾，他们当时也是拿《孝经》举例子。如果我们给小一点的孩子讲经典，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不可能和他们讲太多的道理，那他也听不懂。但是我们可以讲一些基本的东西，比如说仲尼居，曾子侍。那么居是在哪里？居是在堂上。宋明以后就是在客厅里了。就是在正堂上，而不是在自己的卧室，或者说比较隐蔽的地方，而是在一个与公众交接的地方。家人会来到这里，如果有宾客也会到这个地方来。周朝的人认为君子如果是“昼居于内，夜居于外，虽吊之可也”（《檀弓上》：夫昼居于内，问其疾可也。夜居于外，吊之可也），在当时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这个习俗好像在民国时期还是有的，就是说白天的时候大家都不应该呆在小房间里，而应该在公共场合里边或者做事或者学习。仲尼居也应该是在当时的堂上。曾子侍，这个一般最朴质的说法作为长者在那里，然后按照当时的礼仪，子弟侍师长的礼仪。如果是陪伴师长走路，那么他是随行跟在师长的后面，偏右侧，这叫做行则居右。坐则居左，如果长者坐下的话，弟子要站在他的左后方。这时候长者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他就立刻去做事，来帮助长者做事。那么这个叫做侍，是侍奉长者的礼仪。那么当时曾子就是作为一个门人弟子在这里侍奉先师。然后“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这里谈到的至德要道，当然后面也会有具体的解释。那么我个人作为康成的弟子，看到至德二字，首先想到的是康成在他的《周礼注》里面是把至德解释成中和之德，中和之德，我想大家不用说什么，这个至德指的是中庸之德。所以说我们说《中庸》是非常重要的篇章。他在宋朝的时候，我们开始把他提升为《四书》，作为学者进入孔门的一个基础的书籍，当然它又是这个《四书》当中的一个高阶的书籍。宋朝的人认为读《四书》当先读《大学》，这是立规模的，然后再读《论语》。我们要知道我们先师的音容笑貌，知道先师的处事作风，我们是以此景行行止。然后我们再读《孟子》，孟子比夫子来讲呢，他那个时代因为是在战国的乱世，他更多的是道义的担当，是一种责任感，温柔上比先师差了一点。但是它却更有一种激人奋进的态度，略微有点接近狂狷之士的感觉。当学者能够学习一些《孟子》的一些精神，那么他那种天下的情怀和捍卫正义的热情会更加明确一些，因为孔子的温文尔雅毕竟是凡人所难学的。那么《中庸》是作为一个提升，因为《中庸》谈的是一种天道。通过这种方式，然后给大家展开这样一个比较格于上下，沟通人神的这样一个状态。用今天的话说，更加哲理化一些。但是《中庸》这本书的重视并不是从这里开始的。那么我记得是在汉朝，好像是叔孙通的奏折里面就曾经引用过《中庸》。在康成的注本里面，其实他对这个中和之德和《中庸》当中的一些言论也是曾经引用过的。这都说明这本书其实早在汉朝的时候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了它的重要性。那么也是从这个角度，到了宋朝，人们出于一种儒家教育的需要，他也就把这本书直接提到了当时所有的读书人--不管你信儒信道还是信什麽别的，当时即便你是信犹太教的人，如果说是想在中国生活的话，他也是要读这些书的。就是说，这个是大家那个时代的必读书、公共课了。这个其实从汉学的角度上也是非常允当的。所以说从这一点来讲，我们说汉学和宋学确实也是一脉相承的。那么这里，当谈到至德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中和之德。然后这个道，道是行所由，当然了，其实我们看一下比如《北溪字义》也会谈到，这个道，它的本义就是我们走路所经行的路，就是我们的行所由。简单一点的话，就是道者所由也。那么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人生轨迹，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道。这个世界也有它的一个轨迹，这个就是世界的道，比如说我们古人讲天之道，那么由此认为这个世界如果有一个冥冥的东西，我们把它称之为太极，或者称之为元等等的，这样一种抽象的概念的话，那么它自身也有自己的一种运行，这个我们就把它称之为道。这个成为了比较接近于道家的道。那么作为儒家，我们是把这一切贯穿在一起的。就是说我们儒家谈论道的话，它既包含了一个体元居正的恒道，那是一个超越了天地的一种抽象的道，是太易所表达的这样一种道。那么我们也包含天之道，也包含我们每个人的道，也包含每一类人的道。比如说妇人之道，就是女子所不同于男子的一些德行；也包括为臣之道，那么这是臣子所不同于君主之道。为子之道则是为人子弟所要注意的东西。那么比如在《左传》里面还有“某之道”的自称。就是说如果我自称的话就是“飞之道”如何如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道，都有自己的一份持守。然后我们在《中庸》上面也说这个“以人治人，改则止”，那么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道，我们对这个的要求是大家能够通过这样一种教化使得大家能够“发而皆中节”，从而使大家和乐也融融。而我们每一个人的道都不谬于这样一个世界的大道，也就是道并行而不相悖。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因为道并行而不相悖，使得每一个人的道都能够做得很好。从而实现我们每一个人的天命，那么这就是道。  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谈论这个道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把他想象成一个抽象的、架空的东西，它是落实到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这个其实大家看宋儒所讲的东西，也是同样的意义。“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也就是说在这里，这个至德要道，也就是后面夫子所要揭开的谜底，也就是孝了，他的目的最终是整个地理顺天下的关系。我们所谈到的这个天下就是乾坤定位，那么这个所有的一切。然后民用和睦，这个不仅仅指的是一家一户、夫妇两人核心家庭，而是包含了很多东西。我们整个国家、整个生民的一切都系于此。上下无怨。上下无怨一般是指君臣关系。“汝知之乎？”这个是当时的一种教学方法。我们今天比如大家看《春秋》三传，尤其是《公羊传》、《榖梁传》，然后像看这个《丧服传》。当时的教学方法往往是问难，也就是说弟子会被要求学一些东西。然后学完之后，老师就会问他，某一个道理你知道吗？你给我说一下，然后再就他的问题进行展开，而不是说像今天我在这里满堂灌的这样一个状况。然后“曾子避席曰：‘参不敏，何足以知之？’”这里牵扯到一个避席，古人席地而坐，这个避席是他要由自己的右侧离席。我们说揖人必违其位。他避席是曾子意识到他的老师要讲一个重要的话题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古代的人的情感比今天的人要真诚的，也比今天的人要敏锐。敏锐才能够有这样的一种仁通，这个敏锐是当他意识到夫子要为他展开一个至德要道的时候，他知道他是不敢安坐在这里来听这样一个重要的东西的。大家在读《学记》的时候，注解里面郑康成也曾经讲过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在《大戴礼记》里也有记载。当时武王和尚父之间的一段事。就是当时武王征求太公是否有先王之道可以学习，然后太公说有。第二天，武王经过沐浴之后，太公就把文本拿过来。然后太公进门之后，当时武王是下阶来准备聆听教诲的。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说这个下阶本来就表现出武王对这个事情的敬重。然后太公说了一句“先王之道，不北面”，就是说我不可能站在臣位上来给你讲先王之道。然后武王只能恭恭敬敬地要让姜尚于阼阶，让他在东侧，面朝西来向他宣告先王的大道。这个都是古人对这种重要的东西的敬意。那么我们说武王尚且如此，或者说周朝人所传下来的武王，当年是如此地敬重这些治国要道。那么又何况是圣门的弟子呢？当然在那个时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那个时代的礼仪。当时的人也比较崇尚这样一种敏锐，比如就像我们谈论至德。然后在这个《周礼》上有所谓的三德教国子，就是教太学当中的那些孩子们，那么这三德叫做至德、敏德和孝德。孝这个我们不用说，至德就是指中和之德、中庸之道，敏德呢？敏德就是以为行本，就是大家做事情要有这样一种敏锐的能力，要有足够的这种行动的意识，而不能够有所懈怠。那么当我们听到重要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意识到，这是需要我有所表率的事情，而不是无动于衷的，这个就是敏德，这是那个时代很重要的。然后曾子谦称：“参不敏，何足以知之？”然后夫子就向他阐述这个事情：“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这里他牵扯到了德和教的问题。我们一般的训诂上来讲，“德者，得也。”也就是说我们有得于心谓之德。这个得是得到、获得的得。这个得它是路边得到货币，他是一个财物的，物的得。我们把他加以引申，我们认为在心灵上的得，我们的这样一种人对于人自身的这样一种体认，体认之后达到的那样一种自己感觉到的一种收获，或者说更高一点的境界，一种圆满，那么我们把这个称为德。那么这里说孝是德之本，这个本就是指这个根本。那么它的本意就是指这个树的根部，有了树的根部，我们其他的东西就可以不断地生出来。而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那么其他的是无法附着的。那么孝是我们这样一种德的基础。然后这个“教之所由生也”也是这样，那么这个教在过去它应该更多是指一个国家所应该推行的东西。就像我们在《中庸》上所说的“修道之谓教”。那么我们能够如何地教育子弟，使得这个国家有秩序，百姓的生活有一定的道义，那么这个叫做教。教的基础，教的根本也在于我们要懂得孝。然后“复坐，吾语汝”，作为师长，提示曾子可以坐到自己的座位上了。这个原因是，首先当他遇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的时候，作为学者，他自己是不敢安席的，夫子告诉他，我现在要加以阐述，那么你也意识到了它的重要性，但是这个阐述肯定是一个比较长的学习过程，我要展开很多东西。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坐下来仔细地听，仔细地理解这一切，这也是一个中和之道。就是说我既不是说大家听什么东西都是完全一个态度，没有所主次，没有所轻重。但另外呢？这个也不是说我这里要讲一个重要的东西，然后大家就必须得恭恭敬敬地站在一边，不管骄阳暴雨，你们就在这里认真听着。那么古人也不是那样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对于发心的重视。当曾子能够避席的时候，夫子已经知道他是知道这个事情的重要性的。那么然后夫子让他安坐，是为了让他以一个这种更安静的心，来仔细体会自己后面所要阐述的东西，而不要因为过分的拘谨。拘谨的时候人会限制住自己的思维，甚至会因为身体的僵直或者说劳累而产生懈惰，反而不好。所以在具体展开的时候希望他能够以一种比较安逸的态度，从而专心的跟随夫子游历于这样一个义理当中。然后夫子开始展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这个在古人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我们先讲他的一般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在《礼记》上记载，田子方他有一次摔伤了脚，大概肯定也不严重，所以很快就好了。但是他的弟子却发现他们的老师依然是面带忧色。然后就问他这是爲什麽，他说我居然在走路的时候忘记了自己的父母，乃至于把自己的身体摔伤了，他觉得自己非常地有愧，没有能够做到这份孝，自己的心在这个时候懈怠了，他觉得很值得忧虑。然后说作为君子应该“一跬步不忘父母”，跬是半步。就是哪怕我们是走半步的路，我们也要意识到我们是父母身体的一部分，我们是父母的一部分。我们寄托着父母对我们的爱护和我们这个家族对我们的希望，所以我们一定要珍重自己。我们可以为了道义赴汤蹈火，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轻易地使得父母的肢体可能陷入危险当中。这个在古人是非常严恪的。我们有的时候如果乍一看的话可能会觉得不好的理解。比如说我们《礼记》上讲“畏、厌、溺，死而不吊”，就是说有人和人格斗，格斗一般来讲，比如说在路上遇见强盗，你被强盗砍死了；或者说你走在危墙之下，然后墙塌了把你砸死了；或者说你因为什么原故去游泳结果给淹死了。那么当时的人认为这样的人死了，朋友是不能够到他的家里去表示哀伤的，为什么？因为他死得不光彩。我们今天的人可能会问他这样是很值得我们怜悯的，他有什么不光彩的呢？又不是说他去做强盗，然后被人杀了，而是说他被强盗杀了。但是古人认为，所以会出这种情况，终究是因为有些地方他做的不严谨。你为什么会被强盗所杀，为什么别人不会呢？因为比如说古人规定这个“孝子不服闇”。然后唯有这个服兵役的人因为国事，或者是因为这个罪犯他要被带到某个地方服劳役，只有他们是见星而行，见星而宿的，就是只有是他们要看到昏星出来以后才去投店的。然后早晨呢？那边启明星能够看到，天还没有亮 ，他们就可以起身。其他人是什么情况？其他人即便是奔丧，那么他们也要等到天亮变色后，当他看到日近黄昏，天色已昏暗的时候，他就应该停下自己的脚步，找一个地方住下，因为我们要保护自己。 这是古人……的重要性。那么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吧。（广西鹿寨 罗慧文整理）

答疑：

1、侍，可以立也可以坐，此处曾子侍本也是坐着的。所以才有夫子说：居，吾语汝。侍，承也。本意只是说长者有所命，有个人马上去办罢了。若是立，挡在长者左后，为的是方便侍奉，同时避开长者右侧，因为长者可能右手指画（甚至执杖指画）。若侍坐，则是对言如弟子礼，在堂则长者居中南面或坐东朝西，而弟子东面或西面在其南。长者专席，弟子共席。有画像砖可证。 
    2、避席而右，出自饮酒礼，我认为讲论避席也应当相仿。若四人共一席，则应该退至席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