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讲

    在《孝经》的基础上先做一个补充吧，就是《孝经》上谈论了从天子以至于庶人的孝，但是这里边它所谈的是男子的孝，那么这里没有谈妇人的孝，按照当时来讲“妇人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那么从“三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她只需要按照自己的父亲或丈夫或长子的具体的情况，然后尽到她作为天子之后、或作为诸侯之夫人、或者是卿、大夫、士之妻的责任就可以了。那么放在今天，如果说我们一定要回答作为妇人之孝，除了按照她的社会身份来推出的这个义务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东西呢？那么从经典当中，也还是能够找出一些比较基本的东西来的，大体来讲我觉得有这幺几点吧，那么《礼记•内则》上记载：“婉娩听从，执麻枲（xi3），治丝茧，织紝组紃，学女事以共衣服，观于祭祀，纳酒浆、笾豆、菹醢，礼相助奠。”那么这是女子的要求，就是从女孩子十多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执麻枲，治丝茧”就是说她要学习织布，当时布有麻布，还有就是用丝织，丝织就学习缫丝，当然还包括养蚕，我们在《诗•豳风•七月》里面也可以读到她们也要采桑等等这方面的工作，我们把丝抽出来以后，有的是织布，有一些用它织紝，用它编成绳子，或者再用绳子编成縧绳等等的，这些东西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的，也是我们既可以用在衣服上，也可以用到其他的一些日用上，那么这是相当于我们后世所说的女红吧，后代的时候一般做得就是织布啦、缝补衣服啦、做一些刺绣啦、做一些生活当中的日用的物件啦，如果我们对照一些边疆地区可能更接近周朝这个状况，比如说蒙古族的妇女在辛亥革命以前吧，在她们那个旧时代的时候，她们在十多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父母劳动，除了日常的家事以外，就象是做饭啦、打水啦、清洗啦、拆装帐篷马车之类的，还有一些就是畜牧业的妇女能干得了的体力不是很轻的活，包括搓麻绳啦诸如此类的，几乎所有的当时草原上能够遇到的这种社会劳动，妇女都要做。当然我们中原的妇女，生活比她们优越一些，所以也就相应的比较简单，在后代除了比较贫寒之家的妇女她要织布，因为织布当时是必须要向朝廷上缴的，类似我们今天说的赋税的东西了，但是作为家庭好一点的妇女，是可以做一些似乎有一定艺术创造的那种事物，但是不管身份如何，究竟是贫寒之家的女孩，还是富贵之家的女孩，她都需要学习这方面的事情。还有“观于祭祀，纳酒浆、笾豆、菹醢”，“酒浆”大家应该好理解，就是酒，“浆”在当时相当于今天的粥，也略带一定酒的性质，这个都是当时的饮料，“笾豆”是用来放当时的酱啊、酱剂、醢啊，相当于今天的馓子啦、炸的丸子啦，还有干肉啦之类的这样的器皿，它指的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可以增加各种口味的东西。周朝的时候我们吃饭，主要吃的是黍稷稻梁作为主食，再一个就是当时的人按照身份他们是吃鱼、肉的，比如说士一般平常会吃鱼，那么大夫以上一般情况下是可以吃肉，至于增加口味的呢，就是我们把肉做成肉干，然后用一些姜、桂之类的佐料，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类似于孜然啦来自于边疆的东西，把它调和到肉里面，然后做出来不同的肉制品，像肉脯啦、肉干啦、肉条啊之类的，包括炸肉啦。那么当时的人也会取一些蔬菜，比如说韭菜、韭花还有一些水草，然后把这些东西与盐、醋混合，把它切成丁或者是小条，然后把它腌制起来，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韭花酱啦之类的，或者像什麽芥末酱之类的，或者说用姜做的酱，这样是我们吃饭的时候使用的调味品，当然还有肉酱，不管是鹿肉啦、猪肉啦、狗肉啦也是把它切成小丁，然后再和着盐啦、醋啦、酒啦之类的，把它腌制起来，这些东西它既容易储存，那么在吃饭的时候呢，当时是用手来吃饭的，我们一边抓一块肉或者抓一些饭在酱里蘸一蘸，按照自己的喜好蘸一下酱来吃，以此作为调味，那么这里当提到笾豆的时候呢，那么它的含义与提到那个黍稷稻梁或者说折俎之类的不同，就在于它并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饮食，但是它是用来调剂我们口味的一种饮食，那么后面的菹醢呢，菹也是用菜所腌制的东西，醢就是肉酱，菹醢都是盛在豆里面的，如果说象是肉干啊之类的，那么我们会把它放在笾里，那么笾就是做的竹器，就象是我们今天编一个小的竹排那样，只不过它要有一个高脚放到地上。这里说当时的周朝的女孩子，那么她从小就要跟随着自己的父母，主要在母亲和自己的这些姑姑她们的带领之下吧，然后去侍奉家族的祭祀，那么为这个祭祀准备所使用的各种祭品，不管是酿酒，还是说调浆，还是供应笾豆，那么谈到笾豆，那么就是我们要陈设摆好，按照规定每一样东西都有它固定摆放的位子，按照礼仪的规定把它摆好，然后菹醢就是来置备笾豆里面所盛的这些具体的食物，然后“礼相助奠”，“相”是辅助的意思，“助奠”就是说帮助自己的母亲，“奠”是陈设，来陈设这些礼器，还有要祭祀的这些食物，那么这是当时女子的一般的责任，从她们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要学习了，一方面是懂得在家里面要听话，另一方面要开始做女红，还有饮食之物啦、家庭宗庙祭祀，这个我们在《诗经》的《采蘩》和《采苹》当中也是可以看到的，就是当时的女孩子她如果要出嫁，在出嫁之前呢，一定要在自己的大宗的家庭当中接受三个月的教育，它是一个专门的教育，那么当她教育完成之后呢，她要在自己的宗庙前行释菜之礼，要用从水中采来的洁凈的水草来作为礼物，来敬献自己的祖先的神灵，然后以此表达她作为祖先的孩子，在这里能够学得这个家族的礼仪，成为一个知书达理的女儿，然后再嫁到夫家去，那么嫁到夫家去呢，一般也要经过三个月的时间，在这个三个月的时间里呢，她会学习她的丈夫宗族的礼仪的程序，她在出嫁前的三个月她要了解本家族的事务，她要能够在学成之后，能够按照礼仪来向自己的祖先来行释菜之礼，那么同样的当她嫁到夫家去之后呢，因为我们说当时的每个家族之间可能会有不同的礼仪，这作为她自己各自的本俗，比如我们常会看到的周朝和商朝礼仪间的差别，在夫子那个时代，就是宋国和鲁国啦他们的礼仪会有些差别，那么不同的家族呢，因为他们的祖先可能是殷人，也可能是周人，那么他们也会有一些差别，所以说她要经过三个月的时间，然后再去行庙献之礼，此后呢在夫家能够侍奉夫族的祖先，侍奉自己丈夫家族的宗庙。

    还是说一下对于女子的孝行吧，《诗经•泉水》里面有“女子有行（xing4），远父母兄弟”，就是说有的德行的女子她最终要嫁到别人的家里去，那么她要远离自己的父母兄弟，这个是古代女子非常重要的一点，大家读《古文观止》的时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上面有一篇是《触龙说（shui4）赵太后》，当时那位触龙游说太后的时候，太后就提到她也有女儿，她也非常爱自己的女儿，但是当她的女儿出嫁以后，出嫁到了外国，隔得很远，虽然如此的思念，如此的爱自己的女儿，但是还是希望自己的女儿不要回来，为什麽？就是因为女孩子如果嫁出去了，她要回到娘家除了省亲就是被出，（被出）就是离婚了，那么所以爲了自己女儿的幸福、名誉和自己家族的荣誉，当时的母亲虽然说也很心疼自己的孩子、很思念，但是依然要日夜来祈祷，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在那一家好好的恭顺舅姑，好好的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不至于说被人赶回来，（这个例子）就是《诗经》上这句话所说的意思，也就是说女子的德行是要在自己的丈夫的家族当中来体现的，最终她的德行要在离开父母之后才得以完全的展开。

    在《仪礼》当中昏礼的新娘即将要跟着新郎走的时候，她的父母和她的庶母会对新娘有一定的嘱托，那么当时比较重要的就是“勉之敬之，夙夜无违宫事”、“敬恭听，宗尔父母之言，夙夜无愆”，就是说在出嫁之前，父母一定要嘱咐自己将要嫁人的女孩，就是在嫁到对方家里去之后，要自己勉励，要敬慎的对待这一切，然后早晚都要想着不要违背家庭里面的事务，都要能够顺随的做好，能够奉承自己的公婆的意思，然后能够听他们的话，然后不论早晚都不要有所违背，那么这是当时妇女所要尽到的责任，因为我们说婚姻按照《孟子》上的“娶妻非为养也，有时为养”，也就是说婚姻的本质目的，就是爲了娶一个贤内助来照顾自己的父母，如果说作为一个男子不这幺想的话，那可以说这个男子有一些不孝了，那么像这样的男子也未必能够担当起一个家庭，也不可能担当起太多的社会责任，在燕尔新婚以后，也未必就一定能够对得起自己的妻子。在古代我们认为，一直到今天吧，我们大家坦率的思考一下，婚姻的目的毕竟是爲了自己能够侍奉自己的父母，所以说当时的女子是必须要承载这方面的要求的。更重要的还有《大戴礼记》上所记录的“妇人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那我觉得对《孝经》加一个补充的话，把这一切合到一起，也可以说是妇人之孝也，大体就是这样吧，至于说其他一些细节，按照《孝经》的风格也不必展开的更多，也就是说妇人从小她要懂得听话，在家的时候要听父母的话，嫁人之后听丈夫的话、听公婆的话，丈夫去世之后，还要听从自己长子的话，她应该做好女红，在当时就是说一般的针线活，缝制衣服啦，生活待遇好一点的，绣个花啦作为有一些美感，让大家的生活能够显得更加舒适，更加的雅致，那么这是妇女分内的，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可能现在的女孩子也不太愿意听了，那么我记得，我们这个年头也有一个比较吹捧女人的话啦，他们说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女人，那么将失掉一半的美还是全部的美。那么我们说这个东西，这个世界的这种美它是通过什麽，它通过的就是女子能够尽到她们的每个人本分来实现的，那么这里所说的“织紝组紃，学女事以共衣服”，那么这就是我们造就这个世界美的基础，美的东西是让我们欣赏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忘记，美的东西是建立在非常现实的、勤劳的基础之上的。然后女子的责任就是饮食，当然侍奉舅姑、相夫教子这个就不用说了，那么还包括在古代的时候的侍奉宗庙，来继承家族的德行。当然这个也是古代也有的差异吧，那么周朝的时候，女子是参与祭祀的置办的活动的，那么后代呢，后代女子也是参与这些祭祀的祭品的制作的，只不过周朝的女子是实际参与祭祀的，她在祭祀当中所谓“夫妇共之”嘛，直到《朱子家礼》里面，也是主妇与自己的丈夫一起来侍奉宗庙的，不过好像到了明清当中，有一些家族的家里开始出现变化，就是内眷在她的内室里边进行祭祀，那么把这个隔开了，甚至说产生了一种观念，认为妇人不进宗庙，包括曾经至少清代的时候吧，孔庙也是不允许妇女进的，那么这个我觉得是不太对的，而且这个也没有足够的古代的根据，从古礼上讲，那么妇人是来辅助祭祀的，那么在祭祀上如果是作为家祭的话，因为是要“夫妇以亲之”的，那么妇人也是参与的。然后就是女子的孝行是要通过自己的家族的改变来实现的（但孔庙不许女子行礼是合理的，因为这是外祭祀，妇人无外事）。先解释一下“三从”，“三从”我们在古籍当中一般喜欢用丧礼的模式来解释一些概念，那么作为“三从”，它的意思是女子没有出嫁之前或者是被出以后，就是离婚以后回到自己的父亲身边，那么这个时候她的丧服是按照在父亲的宗族的规矩来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她应该为自己的父亲服斩衰三年，那么如果说女子嫁了人，这个时候她就离开了自己的父母宗族，而成为了自己丈夫家的人，那她将以丈夫为她的生活的中心，那么她的丧服是只为自己的丈夫服斩衰三年，而对自己的本生父母和自己的舅姑都是降服齐衰期的，这是齐衰一年，那么以此表示就是古代我们常说的就是“妇人不贰斩”，就是说女子只对一个人服这个斩衰三年的丧服，如果说她有自己的丈夫，她是为丈夫服斩衰三年的，如果说她的丈夫也去世之后，那么女子的社会地位就是跟随着长子的。从社会地位上来讲，就是古代的女子她的身份，一般是通过她的丈夫的身份来得以确定的，如果嫁于大夫，那么她就是大夫之妻，如果说嫁于诸侯，那么她就是这个国家的国君的夫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作为女子本身是不受任何的爵位的，那么她的爵位都是随着她的丈夫而得到的，如果丈夫去世了，她则是由她的长子而得到的，就是说她的长子获得一个如何的身份，按照当时的礼制也是会追认他的母亲获得同样的爵位，这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孟子，孟子在葬自己的父亲的时候是以士礼来葬的，因为当时孟子的父亲的身份是士，但是当孟子安葬他的母亲的时候是以大夫之礼安葬的，这个缘故是因为，虽然说孟子的父亲只是一个士，那么他生为士、死为士，然后以士礼葬之，这个没有什麽变化，但是因为后来孟子的身份得以提高，他成为了大夫，那么这个时候呢，孟子的母亲也就因为他成为了大夫而具备了大夫的母亲的身份，所以当孟子葬母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可以以大夫之母的身份来得到安葬，这个就是所谓的“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这个是在按照礼仪方面常用的解释。在古典社会里边其实它还有更多的现实的意义，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是因为古代认为“外言不入于内，内言不出于外”，男子是负责社会上的事务的，女子是负责家族内部事务的，她的活动即便说得到放大的话，也只不过是管理一下家庭里的小孩子、没有成年的孩子，管理一下家庭的女仆还有男仆，可能她也会管理一下家庭的账目，管理一些理财上的问题，家里的一些产业上的经营。那么至于说外面的田亩如何的去耕作，然后如何的去收租啊，如何的为当时的国君尽到义务，这个都是由男人去做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女子在家是由她的父亲来负责处理这些事情，如果说这个家庭需要向朝廷上缴租庸调，比如说包括妇女织布所得到的东西要来上缴的话，如果妇女在家，这个都是由她的父亲来代为处理的，妇女不需要抛头露面，如果说她嫁人之后呢，就由她的丈夫来代为处置，而妇女不需要抛头露面，如果说她的丈夫也死了，而这个妇人是家族中资格最老的、年龄最大的、最有权威的人，她的儿子在很多事情上出于一个孝的观念，也都是要服从母亲的安排的，但是说如果政府要来这个地方安排徭役啦，或者说要来收取田租，或者说要来收取她所织的布帛，以及其他的可能的社会问题的探讨，则都是要由母亲嘱托自己的长子，由长子去办理，那么妇人并不亲自的与这些官家的事情相交接。如果说有宾客也是这样，如果说有宾客的活动，丈夫在的时候，客人来了是由丈夫来接待的，女子并不出见，当然了某一些忠厚之家让妇人来见面，在中国古代也并不认为是一个完全不可以的事情，包括在周礼最初也是允许这样做的，但是如果妇人表示我不愿意去见，或者说丈夫认为没有必要见，那么这个在当时也是符合礼制的，就是两者都可以，就是至少说，与这个外界的不管说是宾客也好，上门来讨债的、取闹的人也好，那么妇人是不需要和这些人交涉的，如果说她的丈夫去世了，那么这一切就要由她的长子来负担起来，也就是说这个家庭里面如果出了什麽与外界相交流的事情，那么都必须要有一个男人，哪怕是一个男孩子年龄未必很大，他也要为自己的母亲承担起这个责任来，因为他是一个男人，那么这是“三从”在古代的一个实际意义。所以说当我们今天提到“三从”的时候，可能更多想到的是，好像强加给了妇女似乎很多貌似不公的东西，肯定这是有的，因为这是古典社会，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强调的任何一个社会它是有一个平衡的，一方面我们限制了妇女的生活的范围，但是我们也赋予了她与这一切拉开距离的权利。直到今天呢，其实我们在某一些特殊情况之下，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这个观念，就比如说，如果说晚上突然半夜之间有人来敲门，甚至说有人来抢劫或者说什麽其他的事情啦，那么我想只要是一个还正常的人，或者说还没有病态到特殊情况的人，她都会觉得这个应该是由男人去做，而不是说男人趴在一边，而由自己的老婆去开门、去应对。前边谈“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也就是说女子的德行和她的荣誉不是在自己的父母身边加以体现的，而是要看她能否在自己的父母身边获得一个良好的教育，这个教育使得她嫁到自己的丈夫家以后，能够任劳任怨，能够照顾好自己的公婆，也就是说女子的孝行并不是说像我们今天理解的，觉得我什麽事情都想着自己的父母，乃至于说嫁了人，也要拉扯着自己的丈夫好好的孝敬自己的父母，甚至说要和自己的公婆来争这口气，这个在古人看来恰恰是不孝的，那么在今天我们又考虑到这个，是否又认为你们男人可以侍奉自己的父母，为什麽女人却要离开自己的父母才能成就自己的美名、自己的孝呢？我们说男人的孝也不是在自己的父母身边来实现的，如果我们看周朝的制度，比如说《内则》上讲的男孩子十岁出居外处，居住于外，然后朝夕习幼仪，也就是说，男孩子他也是从十岁开始，就已经离开父母居住在外面了，他为什麽要居住在外面呢？是因为这个时候他要跟随着自己的老师，来学习将来为这个社会服务的技能，那么将来他要学习的是礼、乐、射、御、书、数，他要学书计，那么这一切是什麽？并不是说他可以通过这个东西当个敲门砖，有朝一日金榜题名，然后光耀门楣。在周朝的时候，他所要学的这一切，都是他要为这个国家尽一个公民所应尽的义务、所必须的技能，古代所说的礼，在古代那样一个非常注重礼仪的时代，如果你不能行礼的话，那么你在乡间是不能够与人交往的，我们见了人要根据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身份，那么要有我们的礼仪，周朝的时候和后代有所不同，或者说我们看明朝的礼仪吧，小孩子只要懂得鞠躬好像基本上就可以打遍天下都不怕了，只要鞠躬就可以了，但周朝不是那样的，这个周朝见尊长的时候，你要知道快步向前、正立拱手、站在一边，你没有资格行礼，这个时候不是你行礼的时候，周朝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同样的在周朝的时候，如果说要实现自己的人生，要被周围的人知道你是一个能够学习、能够思考的年轻人，那么也需要懂得礼仪，然后在乡饮酒礼、乡射礼当中，能够有出色的表现，而且在国家遇到（一些事情），比如说播种啦、耕耘啦、收获啦，以及架桥啦、修路啦、开挖沟渠啦等等这些事情，需要百姓去服徭役的时候，那么年轻人也要能勤勤快快的把这一切做好，如果交给他管个仓库啦，记个账簿啦，那么他也必须能够胜任这一切，那么这样的年轻人才能够在周朝那个社会里边才能够成就他的人生，来实现他父母的声望和名誉，这也就意味着对于一个男子来讲，如果他要真正实现自己的孝的话，他必须要走过“中于事君”的一个路径，需要能够在社会上通过他学习礼仪，懂得如何的做事，他能够在危机情况下，能够保家卫国，然后让人们想到何以在这个国家有一个年轻人，他的礼仪是没有差错的，然后交给他什麽事情我们都是非常放心的，那是因为他有非常好的父母，所以其实在古代我们的这种孝道，和今天理解的孝道还是多少有些差别的，我们是需要事亲，我们是需要敬亲，但是不管是男子还是女子，一方面我们要做到基础，另一方面孝道的升华，又是需要我们走出这个家庭之后才能够实现的，父母的声誉和自己的人生是要在社会上展开的，那么考虑到这里，我们不禁要说，如果说我们过去一直是能够如《孝经》上所说的，按照我们在古代的礼制当中所谈到的这一切行为来要求的话，那么大概五四的人，也不至于说来指责我们过去的旧式家庭，然后如何的让中国人只知道有家族而不知道有中国，只知道有祖先而不知道有民族了，我们也不会因为那样一种缘故，而造成我们这个民族在近代以来是如此的乏力，我们如此的一盘散沙而不能够凝聚为一体了。当然历史上我们确实是曾经变成一盘散沙的，甚至说这种一盘散沙的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个过程也很大程度上是清代的异族入侵造成的。我看过很多明朝的材料，就比如说，我们办一个学校，在明朝民间更多的学校是被称之为社学，那么明朝在这个社会上来维系道德人伦的，更多的是被称之为社约、乡约，就是说我们一个乡村、一个自然村，大概有那么几十户人，多的有五十多户，或者更大的有一百多户人，那么大家都有孩子，那么孩子们会有一个学校，在明朝的时候，村里的人并不都是一家人，但是他们会把学生送到一个地方，然后请一位还算比较负责任的先生来教他们诗书，教他们礼仪，然后他们会制定一个乡约，就是规定我们这个乡里面的人，我们都要如何的劝善惩恶，然后对于比较好学上进的啦，有助人为乐的这种好事，我们要把他的名字写在旌善亭里边，那么对于那些屡教不改、违法乱纪的人，我们要把他记到规过亭（申明亭）里面，以此表示对这些不法行为的惩戒，还有就是对于这些好学者、对于做得好的人的一种颂扬，那么当时的这些事情，都是在乡村里边来做的，那个时代作为读书人，他略微知书达理之后，那是一个理学家朱子学还有阳明心学非常盛行的时代，那么大家稍微懂一点书之后，他们会游学四方，可能会到书院里边去求学，当时的书院很多人都与当时朝廷的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后他们也不禁评论朝廷的、评论政治的得失，然后大家也一起谈论八股文应该是如何的写，将来朝廷开科取士应该从哪个方面注重怎样的文题、注重怎样的笔法，注重哪一些义理方面的关键，然后呢他们就开始讨论这些东西，他们会点评这些东西，然后去出版、去印书，去组织读书人的聚会，然后他们这些人的行为又会影响到当时的这些地方官员在开科取士时的命题，会影响到下一步基础官员的产生，那么一直一层一层的，他们可以影响到这个国家的权力的中枢。我们如果大家去看一下东林党啦，还有复社的材料的话，就会看到当时的情况，那么在那样一个社会氛围之下，当时的中国人是生活在乡党中的，他自己的生活与当时的朝廷的事情也都是基本相关的，一方面他通过读书、通过科考，他在将来可以成为国家的官僚，他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力在自己的辖区里边施展自己的抱负，另外一方面，只要他是一个读书人，他可以看到政府所发下来的邸报，如果他愿意，他也可以了解当时作为政府的一些人事的变动等等各个方面的东西，那么在那个时代，如果我们看一下当时的这些小说、当时的这些文章，我们会觉得当时的人还是很开放的，那么它对于周围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大家虽然不是兄弟，但是一起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气质，是非常向往的，比如说今天常流行的四大名着里边有三部是明朝写的，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整个的概观一下它们大概描述的是什麽？《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我们会感觉到其实这三部有些非常相近的气质，当时它都虚构了或者说渲染了这样的故事，这些人他们本身都是出身贫寒的人，不管是刘玄德或者说可以称之为刘皇叔吧，但是当年也是一个确实也算是一个白衣了，然后张翼德和关云长，他们出身更惨，或者说逃难在外，曾经犯过罪，或者说自己稍微有一点产业，但是那点产业也远非什麽富裕家庭，他们对于这个国家是关心的，他们觉得在这样一个天下无道的时代，我们要为了心目当中的汉家王朝做一点事情，于是他们挺身而出，去平定黄巾贼，后来又与朝廷当中那些权臣、后来的曹操相对抗，在无法辅助汉朝的时候，那我们可以退而求其次，割据一方，然后延续汉朝的正统，当我们去看《三国演义》的“桃园三结义”的时候，我们在想，他们当时想表现的到底是一种什麽？就是说我们就是这样的一种平民，我们也没有什麽特别的富裕，我们也没有什麽在当时被人们普遍称道的及其高贵的身份，没有啊，就像这三位英雄平定黄巾军有一定的功勛的时候，他们遇见一个督邮，督邮问他们你们是什麽人？当时刘皇叔也只能非常惨淡的说“白身”嘛，就是说出身都是很贫贱的，就是普通百姓，只不过他们有一腔报国的热忱就是了，但是在他们的这种努力之下，他们因为他们所拥有的胸怀，因为他们这种兄弟的情意，其实这是一种友谊，是一种朋友和兄弟之间的这种感情，他们招贤纳士，他们慢慢的打下自己的基业，然后去维护他们心目当中的这个理想。《水浒传》也是这样，只不过《水浒传》更惨一点，他们被人们迫害的也惨，要么是被人诬陷了，要么是就是有人来捏着你欺负你，那么最后没有办法，我们被逼上梁山，既然你们这些当官的不能让我们走一条美好的路，那我们就用自己的拳头闯出一个山寨来，但是当我们有了一个山寨之后，我们也是要替天行道的，虽然说已经落草，但是我们也不能做那种丧尽天良的土寇，而是要有点想法，那么将来有一天也在这个宋公明的带领之下，能够有一天转正，为朝廷也出一份力，那么它所描写的也是这些被迫害、被侮辱的人，但是他们内心还拥有天良，他们在江湖上结交许多的好汉、豪爽之士、行侠仗义之士，然后用他们的力量来去开辟一片江山，去做一点自己的替天行道的事情。《西游记》更明显，孙悟空是一个什麽人呢？他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连父母兄弟都没有，但是呢他却可以和所有的神仙称兄道弟，和所有的佛菩萨也都可以称兄道弟，然后就是这样一个心无挂碍的人，然后他的内心是那样的自由，又是那样的天真烂漫，还又是那样的法力无边，当然不是说无边了，但至少说还是颇有能力的，然后他用自己的能力在这个世界上来去实现他的命运，最后他有了师傅，然后辅佐唐僧去实现唐僧的理想，那么当我们看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想到它的背景，就是明朝人所写的东西，他们心目当中所希望的一种人格，就是像孙悟空、像刘皇叔或者《水浒传》里面的鲁提辖那样的人物，我们从明朝的思想上也可以看到，他们非常地崇尚心学，有点带着种禅学色彩的东西，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非常善良的东西，但是呢，就看我们能否有这个勇气去按照我们内心这种善良的召唤，在这个社会上去做事，我们是否有这个勇气去做到它，而不是说因为这个社会我们爲了从众的心理，或者说因为这个社会的压制，我们去扭曲自己，让自己学得世俗、学得卑贱，那么它希望我们每个人是有力量的，然后我们用我们的这种理想去认识周边的人，我们大家有朋友，我们豪爽，我们一起去享受这样的人生，来实现我们内心的这种想法，那么这是明朝。到了清代以后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我记得我当年去顾亭林的故居的时候，他今天的故居里面还保留着清人的题匾，都是一些清代的名流啦，不过俞曲元啦、吴恒轩啦等等，就是很多当时的名家在那里题字，然后就挂在墻壁上，挂在中堂，或者是挂在门边，当时我们在哪里读（那些题字匾额），我们在谈谁家的出典了什麽的，然后读了一遍觉得，清初的时代因为崇尚当年顾亭林先生所开创的朴学嘛，所以为他的故居一点点的积累起来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在他们优美庄重的辞章之下，其实表达的就是一个意思，就是大家考虑到我们有一个家族，然后好好的把家族保持下去就可以了，那么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清代的气质，就是他们开始畏惧公共的生活。首先知识分子在明朝的时候，他们是有一些是比较放肆的参加公共事务，那么清代在开始的时候对此进行了严惩的，严惩的事情一般在历史上是读不到，比较有名的一个是奏销案，一个是哭庙案，奏销案的说法就是在明朝的时候，江南一代的这些生员、监生、贡生之类的，就是这些有一定的在科举体制下略微有一定功名的人，他们在当时政府收税的时候，是可以缓缴的，当然原则上这个不允许，但是明朝的政策是可以对他们这样做的，就是说他们可以拖欠政府的税款，因为这个一直是明末几十年的一个惯例，当时江南一代的这些知识分子，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政府有过拖欠，那么到了清初的时候，清代的政府要求在很短的时间内让他们全部缴清，只要说不缴清或者不能够立刻缴清的，哪怕说欠的是一文钱，那么也必须被抓到牢里面去，一直到他的家属能够全部缴清为止，而且要革掉他的功名，那么我们说这个事情，它是对整个的江南一代所做的一个事情，那么我们今天人都懂一些经济学，我们会意识到，就是在一个短时期内，你要求他们一下子所有的人都要如此做的时候，这势必要遇到一个通货问题，就是说当时的这些读书人，如果说政府宽限的时限比较长，或者说它从一个县、一个县依次来做的话，那么他们可以融资，就是说他们可以先借钱，借钱之后来还上，然后在此其间，他们可以通过其他生意上的收缩啦，或者其他的方式可以把资金周转过来，那么其实这样对国家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那么也能够保全他们各自的名誉，但是清廷做的是针对整个江南地区，在一个短时间内（我记不清是多长时间了）要求他们全部都要这样做到，而那些缴不上来的都要被关起来，甚至有的时候都要和家属一起关监的，然后一直到他们缴清为止，那么我们后世的评论，现在来读这个孟心史先生对奏销案的研究，可以看到他讲得比较直白，就是说奏销案的目的就是爲了摧折江南一代的读书人，就是要让他们意识到这是一个需要他们战战兢兢来对待的时代，因为奏销案的缘故，很多的知识分子被抓起来，那么当时人流行一句话叫做“秀才不值一文钱”，就是说当时确实是有秀才因为一文钱或者是不多的钱，然后缴不上就被关起来革掉功名的这样的例子，那么当时的人在那种情况之下，就开始营造了这样一种氛围，让他们知道新的朝廷的压力，当然这个还没有什麽。后面就是比较血腥的哭庙案，哭庙案好像是当时伪顺治皇帝死掉了，借这个缘故，当时江南一代的士子以金圣叹为首，到文庙里面通过哭庙哀悼的方式来向政府表达自己的政治意向，来希图对当地的政策有一个改动，具体的内容我现在也记不太清楚了，当时我们说这些读书人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在明朝这种事情不少，这个最著名的就是大家在《古文观止》里边最后可以读到的，有一个张天如（溥）的《五人墓碑记》，那么明朝我们知道，在万历时期曾经有过很多的矿监到民间各个地方去监督开矿，然后顺便取利，那么当时很多民间的人士就开始对这个进行反抗，曾经爆发过几起非常著名的事件，往往是读书人开始聚众，然后带领一群人殴打矿监，甚至说有把人打死的或者扔到河里淹死的，或者说被打了一顿之后狼狈的逃走，为首的读书人主动向朝廷请罪，说这个事情是我干的，与一般的百姓无关，朝廷的官员呢作为士大夫群体，一般都是站在反对矿监的立场上的，所以对于这些人（反抗矿监的人士）呢，一般也都不予什麽严格的追究，甚至说有的时候他们也会相互包庇，后来还有比如知识分子为首，搞一次群众性事件，然后迫使政府必须要撤换掉当地的官员，以此来实现，当时在明朝的时候这种事情不少，而且很多最后也确实能够达到政治目的，把他们认为要撤换的人给赶走，甚至说当时包括矿监的问题，当这个矿监被打啦，反正是被排挤掉以后，朝廷上的这些士大夫们因为他们是读书人嘛，他们是站在读书人的立场上的，对这些事情他们都是不加惩罚的，然后只有皇帝一个人对此非常地痛心疾首，但是也奈何不了，所以说明朝后期有这样一个风气，当人们觉得对一些官员非常不满的时候，就会出现知识分子带领着一些暴民搞点运动，那么哭庙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当时它也是对当地的基层官员有意见，于是他们借哭庙这个事情，然后聚众聚集了一批年轻人，这个事情要闹大，当清廷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清廷采取了血腥手段，最后也杀害了金圣叹还有其他的几个读书人，那么清廷通过这个手腕就是要告诫这些读书人，明朝已经过去了，你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私自去做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后来的事情大家也就知道，就是著名的文字狱了，搞了一百多年的文字狱，可能今天我们受一些很不严肃的影视剧的影响，可能觉得这就像开个玩笑一样，当时是一个相当恐怖的时代，比如说我们看纪晓岚的传记里边说，纪晓岚出门，路上遇到一个疯汉，疯汉振振有辞，可能涉嫌某一个违禁的诗篇吧，纪晓岚看到这个人物，就立刻命令他的手下把疯汉抓起来，把他作为可能涉嫌反清复明的人物上报朝廷，当时我看这个传记的时候，作者作为一个现代人对这个事情也做了一段点评，我觉得也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平常的时节，即便我有心要治人的罪，我何必拿一个也不认识的路人来出气呢？所以会出现这种行为，就是因为在当时，如果说遇到了这种情况而你没有举报，那么自己轻则丢官，重则全家流放为奴，所以说在当时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当他遇到这个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就可能和他扯上关系，那么他为了自保，爲了保自己的身家安全，他必须要这样做，就是说哪怕疯汉是被怨望的，哪怕是一个神志不清的人，但是爲了自己的家族不被破坏，那么他只能这样做，牺牲对方，这就是当年的文字狱鼎盛时代的情况。（再举个例子，是我读过一本孔子后人写的礼书，文中因为援引《仪礼》对清代官方的丧服制度作了几个评论，而被地方官检举，成为禁书。我记不清作者被如何处理了，但当时刚刚看完这书，然后看到后记上追述版本和这段历史，手捧着当年的禁书，真是不寒而栗。何况他仅仅是用古礼，在一个号称崇尚汉学的时代，做点学术评论而已，我读的时候都根本没注意到，而且他还是孔子的后人，只是要为自己的家族立个礼仪而已。）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我们可想而知，一般的读书人除了为稻梁谋之外，也基本上没别的事可做了，而且那个时代也就产生历史上所谓的“汉学”或者“乾嘉之学”，那么当时的解释直到民国时代，我们看不管是梁任公先生还是钱宾四先生，他们都要提及的这个背景，就是说如果你要谈论一个给人看来还是比较现实的东西的话，那么冷不丁你哪一句话被人们认为是违禁了，然后又凑巧被某一个和你有点怨恨的读书人给揭发了，那么你这个家都要受到牵连，很可能被流放宁古塔。当时在那样一个风气当中，大家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研究古书，研究中国最古老的书，研究《尚书》，我们是不能够治明史的，因为明史是经常被人们挖出点问题来被人们借故牵连瓜蔓的材料，那么大家就读古书，这个与明朝没有任何的关系，与反叛意识也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就搞搞训诂啊、搞搞文字的义理啊等等，这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汉学”的产生的历史背景。在清初的时候产生的像顾亭林啦、黄梨洲啦、王船山啦、颜习斋啦等等这些人，他们倡导实学，他们认为儒生不应该像明朝的理学家、心学家一样，让大家只能夸夸其谈，谈谈性理天命，等到临兵对阵啦，要决胜千里之外了，却一个个的束手无力，只能“平时默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他们认为那是儒生的耻辱，而我们应该做什麽？我们应该做很现实的东西，比如说扎扎实实的考证一下地理啊，考证一下大江、大河啦，哪个地方善于据险而守啦，以及一些器物应该怎样去制作啦，不管是洋人的东西、洋人的火炮、洋人的机械，还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所能够改进的、发明的、创造的东西，他们在思考这些问题，这个被称之为实学。但是从（伪）乾嘉时代以来，那么整个实学的范围戛然而止了，因为文字狱的时代到来了，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能把这样一种非常宏大的实学的思想，和我们这样一种整理古籍，回归我们原始的经学，像汉朝人一样我们一方面成为博士，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培养循吏的精神，而转化成大家搞点故纸堆，然后大家认认真真的研究点古代经典，然后一直形成这样一派的学术。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当时的朝廷一方面表面上推崇朱子学，另一方面又借文字狱的关系把一批它认为不太与自己合作的朱子学家打成伪君子，然后对于一些它认为有悖于它的这种理念的东西，比如说吕晚村先生的书籍，吕晚村先生是正规的朱子学家，但是清廷认为他讲的夷夏之辨，他讲“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清人认为这一切是对清廷的国家有损害的，于是就把吕晚村先生的书籍彻底的变成禁书去禁止。到了（伪）乾隆之后，清廷开始临雍讲学为天下人决策义理，然后开始宣扬汉学，就是你们大家都去搞故纸堆啦，去辩论一下《尚书》这本书是真是假啦，哪一篇是真，哪一篇是假，集一集它的字体过去是怎么写的，然后再研究研究古代的《仪礼》啦等等，或者在许叔重的《说文解字》上多下点工夫，然后以此觉得我们都是干实学的，我们研究中国的典籍是不遗余力的，我们是非常的宏览博物的，然后再相比一看，明朝人他们是如何的不读书啊，《十三经注疏》、汉朝的古注他们都不太懂，然后再看宋朝人，宋朝人说很厉害，但是除了谈谈心性，在这方面严格的东西也是下工夫不够的，然后以此来形成清朝的所谓的学术的至高点，从此很多的读书人就开始把他们的生涯运用在这样一个漫漫无尽的象牙塔里面。当然这幺说可能对大家来说缺少一点感性认识啦，感性认识的东西也有啊，四大名着里面有一本清代人写的就是《红楼梦》，《红楼梦》写的是什麽意思？它是既谈男人喜欢也谈女人喜欢的书，（有人会认为）谈女人喜欢是因为这书里面是有多么有智慧、多么好的女子啊，女孩子看了之后一定会觉得我们女人就是如此，这是何等光荣的事情，然后这本书的作者还是很懂女人心的嘛如何如何，而它对于男人来说也很讨好，一个家族里边就一个贾宝玉围绕着一群红衣翠袖啊，是多么幸福啊，然后呢，它里边还有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贾宝玉为什麽喜欢吃胭脂，为什麽喜欢和女人在一起呢，是因为他认为男人的世界是什麽？他认为男人的世界是禄蠹浊物，认为你们这些男人不过是考取功名，你们所吹的学点东西、读点书不过是爲了在这个世界上出人头地，出人头地之后然后就成了我们今天说的封建官僚，然后就去欺负欺负百姓啦等等，在贾宝玉看来，这还不如在一群女人堆里做个像他那样的公子更好，那么这是一种怎样的想法呢？我们可以相见《红楼梦》的作者他的人生观，他的世界观是怎样的呢？他认为男人的世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在这个家门之外是一片污浊的世界，是没有你的理想的，这个世界上的男人已经死光了，只有女人还是拥有道义的，还可以说话，还可以鉴赏，这是作者的观念，我们说这本书和后来的《阿Q正传》是很接近的，阿Q是一个非常穷困潦倒的男人，所以他只能做梦，他只能做梦娶一下吴妈等等这一类的，贾宝玉是一个非常富足的男人，于是他把自己藏在大观园里边，但是相同的都是，他们认为这个社会对于他们来说是没有什麽希望的，他们对于人生的态度都是一种逃避的，阿Q只能关起门来“躲进小楼成一统”，贾宝玉可以在大观园里找到自己的极乐世界。那我们说我们中国近代的精神其实我们从《红楼梦》到《阿Q正传》，就可以看做是我们中国近代思想和近代的世风的缩影，就是说我们知道外部的世界是险恶的，那里有文字狱，你动辄会得罪的，你的理想你实现不了啊，当时纪晓岚对伪乾隆皇帝有过一些进谏，然后当时皇帝告诉他一句话就是：“我对你们不过倡优蓄之，你们有什麽权力来评论我们的朝廷的得失呢”，还有比如说我过去一直以为明朝的很多经学家的著作在清代是没有什麽影响的，后来我读了一本清人写的姚际恒写的《礼记》，然后我突然间发现其实有一些明朝书籍在清朝在清初还是有人在读的，还是有人在崇尚的、在尊奉的，在他的序言（姚际恒写的《礼记》里面的序言）里面他谈到他的很多思想来自于一个叫杭世骏的先生，我记不清字号了，这个人大家都把他称为狂生，当年他久负盛名，乾隆皇帝召见了他，然后他给皇帝说：“你要治国也很容易，只要你泯灭满汉的差别，你能够一视同仁就可以”，结果因为这句话他差点被处死，很多的人对（伪）乾隆皇帝说这个人是很有才学的，然后又是个疯子，不必和他一般计较，然后那个人才总算得以平安回家的，从一个读书的角度来讲，（伪）乾隆知道这个天下不是他杭世骏的天下，他插不上话，那么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讲，（伪）乾隆认为我们不是一个族类的，我不能听你们的话，这个影响直到整个清代一直是这样的。比如说维新变法，那么当时的六君子他们是要做什麽？他们是要复兴当时的大清国，他们是爲了保清国的江山的，当时的（伪）光绪皇帝也是一个开明的君主，如果按照当时的理想去勇敢的变法，我想清国未必能改过一些弊政，但至少不会亏了大清的江山，但是慈禧和荣禄这些人是容不下他们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他们即便改革成功了，这个改革也只是汉人的改革，天下会被汉人夺去，他们害怕会被汉人夺去，就是说我宁可把他们都镇压，宁可让改革流产。慈禧太后绝不是一个非常昏聩的人，她也有维新的思想，她以后可以找一个比较听话的，比如说袁世凯，他们再接着干嘛，在辛酉政变以后也有过一段时间的中兴嘛，还有“预备立宪”，当整个清帝国已经岌岌可危的时候，那么他们表示爲了顺应这个世界的潮流，那么也需要有一定的宪法改革，他们改了个什麽呢？到最后还不是被满蒙贵族成为中国的实际贵族，而且控制实权的话，以前他们也控制实权，那么至少汉大臣们还觉得至少表现上还没那么说，虽然说朝廷里边所有的重要职务一满一汉的，都要对半分的，而且凡是重要的牵扯到朝政的、军事的都是满大臣或者蒙八旗去管理的，然后汉八旗都没有份，汉人只是做些打杂的工作，但是还可以说你们汉人也可以通过科举成为大学士，也可以进军机处，只不过权力不够，但是到了预备立宪的时候呢？这一切就被成文的写在了他们的宪法里边，所以说当时的中国人崩溃了，当时的这些立宪派、这些改良派们崩溃了，他们意识到确实没有什麽指望了，所以辛亥革命只能爆发，这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在那样一个历史背景当中，当时的中国人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公共世界里边作出什麽样的成就，就像当年中山先生对西洋人谈论当时中国的状况的时候，他说的就是这一切，我们没有办法享有我们对政治的参与，那于是我们中国人怎么样了呢，我们当然就只能做顺民听话，我们就只能知道把自己的小家搞好就可以了，大家谨慎一点不要得罪、不要被流放，然后把自己的家庭搞好，反正嘛你也不可能为朝廷帮上什麽忙，也没有人管你，那么在这样一个陈陈相因的背景之下，清代更多的是一种家族事务，清代的学校更多的是以家族为单位开设的私塾、家塾，清代我们也会有结社，更多的也就不过大家写写诗嘛，不可能谈论朝政，没有那么多冷风热血了，那么清代也有书院，但是清代的书院是围绕着科举考试的，而不再是明朝那种书院，大家一块要洗涤乾坤，那种“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没有了，清代也有八股文，但是清代的八股文和明朝的八股文也已经不同了，清代的八股文只能按照经义来写点东西，不可能说有一种文风太大的流变，更不可能说有那么一羣读书人我们文章写得好，然后我们可以结社，我们结社之后，我们让当地的官员也意识到以后的文章要向我们一样写，然后去改变这个文风，做不到了，这一切都被官家关起来了，然后朝廷告诉你就应该干纲独断，就应该官师合一，然后大家做顺民就可以了。那么这是我们整个儒学或者说整个孝道，或者说整个中国的宗族堕落的一个时代，那么这个堕落一直到了五四时期，当五四的青年来放眼看世界的时候，当他们来反观中国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中国绝不是一个光荣的，绝不是一个能够承担得起我们祖先荣誉的中国，那么在当年，当我们想到我们祖先荣誉的时候，我们可以为这个国家去献身，我们认为我们理所当然的应当为自己的国家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但是在五四那个时候，中国的旧家族已经不是那样了，他们也只不过把自己关起门来，希望在这样一个异族统治的时代，能够有一个平平安安的小家仅此而已，没有什麽别的想法了，那么当他们失去了这样一种抱负，失去了这个世界作为一个公共世界，他的这样一种对家庭理想的支撑，那么家族也会败落，随着清末的时候我们的科举制度已经被抛弃了，然后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已经没有了多少希望，在清末的时候读书人如果说要想着自己有一个美好的生活，已经不可能靠读书了，那么怎么办？他们就要把他们的能力转移到比如说做做生意、搞搞洋务上去了，或者到西方、到新学堂里去读书。我们说其实清末接触西洋的东西比我们想象的要快，我们中国人很容易接受新兴的东西，只不过要看这个方向使在哪个方面，然后在那个时代，凡是有点能力的人、有点理想的人，在一个科举失去了意义的时代，他们只能到城里边去，他们去务工、去经商，去学习洋人的东西，然后留在乡村里边的，那些维系着宗族的框架的那些人将是什麽人呢？也就只能是土豪劣绅，这些土豪劣绅在乡间胡作非为，然后也就证明了那些五四青年的激进思想的正确性，然后我们中国在那个时代我们的一切都被打倒了，然后孔家店也被他们砸起来了。那么今天我们来回顾这一切，是希望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古老的孝的精神，和我们文化的核心的精神，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近代的这样一个失落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也并不是说我自称是一个尊重孔子的人，当然我不敢说我是个儒生，大概没几个人把我当儒生看，并不是说因为我尊重孔子所以说我就要反对五四的那些打倒孔家店的人，不是的，我们看事情是需要完整的来看的，也许他们这样做的事情确实是有辱我们祖先的荣誉的，但是在那个时代它却有它不可避免的必然性，这是一种无奈，如果按照“春秋责贤者”的义理的话，那种无奈与其说说那时候的毛头小子，那些不懂世事的愤青们所犯下的错误，倒不如说是我们在此前的那二百多年当中，那些维系着那些家族的宗子们，还有那些所谓的大儒们，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够固守好我们这个文化最根本的东西，我们丧失了我们的孝道，才造成了我们最终的失败和我们被人们的打倒，那么放在今天，我们也只能说是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我们重温我们祖先当年的精神，然后也反思我们在历史上曾经受过的挫折，那么让我们在这个现代的时代，在这个五四之后并且延续着一部分五四精神的时代，能够也藉助很多现代性的东西来洗脱我们当年祖先的耻辱，来重建我们的孝道，从这样一个孝的延续上来讲，当我来这个学校之前，我在考虑大家应该作为我们这些学生们应该学些什麽，那么我个人并不认为我们说来这里学习传统文化，于是我就一定要把自己打扮得非常的传统，就像除了中国的书不读，除了天道、人性的东西我不谈，我觉得不是那样的，我们毕竟生活在今天，我们如果要无愧于我们的传统的话，我们必须有这个胸襟和勇气能够走出去，所以我觉得至少说我们的男孩子们应该非常了解这个时代，并不是说我们爱好我们的传统，我们就要把自己封闭住，那不是明朝人的精神，也不是我们祖先的精神，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单纯的环境里边，也并不能够成就我们祖先的荣誉，如果我们要无愧于祖先的话，我们必须有这个能力走向一个广阔的世界，并且在广阔的世界里边，我们要证明我们的祖先是比他们更优秀的，我们祖先的后嗣是能够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的。所以虽然说我个人是研究儒家经典的，但是我们如果要为我们的先贤当然也同时是我们的祖先尽这份心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广泛地学习各方面的东西、各方面的知识，这样才能够成就我们的荣誉，成就我们个人的名声，名垂青史，然后以此让我们的父母能够名垂青史，让我们的祖先能够为全天下的人所尊敬。

    在学校当中如何落实这个，《礼记》当中也给我们一些启示，就是那个时代的男孩子其实他们在十岁以后也都是要进入学堂学习的，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学堂和周朝的那个时候的学堂有些接近的，那么如果说周朝进入学习就是从十岁开始寄宿在学堂里边的这种学习，并不会与它的孝道相抵触，那么我们也可以相信，如果我们的学校的一切能够安排好的话，那么就会有助于我们的学生能够懂得孝，能够更好的孝敬父母，那我觉得如果在《孝经》里边，它提示我们的是“资于事父以事君”或者说资于事父之道以侍奉自己的师长，那么我觉得学校所要完成的是一个反过来的过程，就是我们要在这里让你懂得如何的尊敬师长，如何的去学会尊敬自己的学长，那么这两个东西其实把它落实到家里边，是对父母的孝和对兄长的悌。从这个角度我们应该注意一下师生关系和学生之间的长幼关系的秩序，另外还有就是在《学记》也说：“师无当于五服，五服弗得不亲”，就是说做老师的我们并不是在缌麻以内的亲属了，但是因为老师，大家才能学到一个更开阔的视野，能够更好的理解我们这个家庭秩序的由来，从而让他们更自觉的做到这个家庭的秩序，那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所要做的。放到今天的话，我觉得一方面就是我们对我们的学生，我们应该交给他们一些处理家庭事务的能力，比如说将来我应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种五伦关系的处理，或者说我们古代对于礼、义、廉、耻、孝、悌、忠、信，不管是父子、朋友、兄弟、夫妇、男女还有上下级间的关系，我们过去一般是怎么处理的这是一些知识，我们认识理论，可以使我们以一种更加平静的心态，来面对一些将来可能遇到的问题，作为一个准备，另外就是一些基础能力，比如说我们这里开设烹饪课，那么要求所有的女学生都应该能够在这里边学到一定的手艺，然后下一步我们应该考虑比较实践性的医学课中医课，让大家都能够懂得一些医术，这样将来我们的父母有点小病小灾的，至少能够帮助父母渡过难关，至少说不可能完全把父母交给庸医去做，而且这样的话，我们确实能够有一个孝顺亲人的能力，而不是说我这个内心很孝，但是当我父母生病之后，我也确实手足无措，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而是说我们至少说心里有一个底，不会说一点小的事情就吓得不知道怎么样去做了，那么这是一个客观的东西，我们把这个客观的东西做好，就会有助于我们在这个实践当中把我们的心意尽到。像男孩子呢，我倒不是特别主张他们在烹饪方面下过多的精力，他们可以比如说维修一些电器啦，修一些东西啦，像他们粉刷墻壁啦等等，就是做一些相对而言女孩子做不到的工作，以及一些重体力劳动吧，而且让他们有这个意识，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你应该知道自己生为一个男子汉，这些事情就是应该担当的，如果说将来成家以后还需要让自己的老婆去做，或者说父母有什麽要求还需要让自己的父亲去做，那是男人的耻辱，要树立这样一种概念，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对于大家都会很有好处。还有一个就是通过现实的一些接触，我觉得今天的家长们也是有很多问题的，然后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学校除了学生们要教好，那么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也应该对家长们有些关照，比如说有一些教育孩子的基本方法啦，比如说不要对孩子的要求太过琐碎，而在另一方面又太过纵容等等，就是能够多和家长沟通一下，这样的话都能够使得他们的关系处理得更好一点，大家的心态都好一些，这样家庭更加和睦，每个人都能够更加自如的来尽到各自的本分，那么这个家庭能够更温馨一些，这都会有好处。另外呢我觉得男女生肯定有所不同的了，对于男生按照古代的要求，我们是要求他“中于事君”的，他们应该有更高的抱负，有一个更高远的眼光，有一个更宽广的胸怀，那么这个宽广的胸怀也会帮他在处理一些家事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比较超脱的态度，这样的话本身就会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我觉得这大概是我们能够在学校里做的，或者说应该由我们必须做到的，就像我们在《论语》开篇里边也说：“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还有“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或者也许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这里教四书，我们在这里教经典，但是我们需要探讨一种方法如何让大家意识到，我们说我们不是来这里学学文字，来这里大家炫耀一下，就好像生在清代的那些考据学家们一样我能给你讲出经文来，而是说我们能否让这个经文打动自己，也许我们过去都做得不好，但是今天我们在读了这个经文了，经文上告诉我们应当如何事父，应当如何无为，应当如何不色难，应当如何地去注意，因为我们获得了这种思想和理智上的提高，然后让自己在行为当中主动的去做到，也就是说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经典，我们慢慢的意识到要把它落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吧，说实话如果这个不解决，教育基本上就是空谈，用流行的话说基本上就是扯淡，因为不管儒释道，我们一直在这里鼓吹我们的中国文化所以不同于西方，就在于这一切是要求我们能够做到的，这是我们的性命之学，我们是“穷心尽性以至于命”的，这是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而不是说大家把它当作一个客观的东西，大家解剖解剖，在这里孔夫子是什麽样的含义，他非常的推崇孝，孔子也非常的自谦，觉得自己没有做到一个好儿子，没有做到一个好弟弟，没有做到一个好父亲等等等等，然后把这一切罗列一下，这些不是我们中国的学问，那么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慢慢的去探讨，就是大家从学习经典被动的听课，然后到能够主动的思考，然后到当我们读到的时候，内心能够有所感触，然后自己自觉的力所能及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做到，那么当我们在学校里的时候，我们知道要如何的对待师长、对待学长，那么回到家，我们也就同样的知道如何地对待父母，如何地对待自己的兄弟姐妹，还有如何地对待父母的朋友、自己的朋友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孝的精神从我们的学校，渐渐地来影响我们的周围的生活了。这里我想到也是有几位家长在这里的，那我觉得就是说作为家长，我们学习《孝经》也应该意识到，如果我们要成就子女的孝的话，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开阔的、宽广的胸怀，我们也应该知道，我们所承载的不仅仅是自己两口子的生计问题，不仅仅是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好好的健康成长，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不仅仅如此，我们还承载着我们祖先的恩德、我们祖先的荣誉，那么我们也应该为我们的子女展开一个更宽广的世界，它并不仅仅是在这些生活的细节当中展开，而是它要在整个的人类知识、思想和实践的领域里面去展开，那么我相信，尤其是男孩子，其实也只有当我们能够展开这样的一个心胸之后，那么我们才能够感觉到他们才更有理解的能力，他们更有处事的风度，他们能够让我们更加的满意，他们能够更好地去体认这种孝，他不在乎由于某种逆反的心理，而可能觉得这个孝和他的学习是冲突的，或者说他不会以为好像侍奉父母和他的远大理想有什麽冲突，而是意识到这两者之中更密切的联系，从而使这一切能够变得更加地自然。我突然想到，在前边讲到“先王之法服、先王之法言、先王之德行”的时候，《孝经》里边它用的是“先王”，而没有说时王，没有说周王，这个笔法在后朝也有，前几天我看崔锦南写的《漂海录》，就是在明朝初期的时候，一位朝鲜的儒生漂流到中国，他发现当时的人都自称你来到的是大唐，这是大唐的宁波省的哪个地方，然后这个朝鲜人很奇怪，他就问你们现在是在大明朝，那么你们为什麽还自称自己是大唐呢？然后当时的人说就是明朝和唐朝是一脉相传的，所以说按照习惯，他们也就把自己称为大唐，其实这就是我们国家很好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所拥有的这样一种继承性，也许我们的朝代会更迭，但是朝代和朝代之间的道应当是永存的，这个道都是来自于先王的，那么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自称我们是汉族，当然汉朝在两千年前已经衰落了，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用我们当年那个王朝的称呼来指称，因为我们正统的王朝汉朝、唐朝、宋朝、明朝，也莫不是在延续着我们当年先王的理想，那么这就是我们民族所特异的地方，也是我们所拥有的宽广之处，我们不是仅仅想到我们现在这个小小的朝代，我们中华民族人民共和国如何如何，而是把我们置身于一个我们与我们祖先所同在的历史长河当中，也许这个世界会有所变化，也许我们的国力会有所消长，但是我们的道和我们的祖先是一直要延续下来的。（微山 王习丹整理）

    孝经郑学疏的补充

    【永历三百六十六年夏，道里书院上海会讲，柯如之先生命我讲《孝经》，时学校有事，不能及时，倩心兰先生代之，而发帖于论坛。此文全用俗语，论题平淡无奇，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以经为本的推理过程，作为经学的一个范例。现略作补充。】

    1、君子思不出其位。大家想想，我们的身份是什麽？诚实点，我们是庶人。

    2、庶人，爲什麽我们以仁义为业呢（坦率的说，我们当中出色的是以讲仁义为业，差劲的是讲辞章为业）？坦率点，这涉嫌僭越。所以我们的行为本身，是需要找到经学根据的。那就是周礼（周礼是孔门的公共课，所谓立于礼，所以不必说什么行在周礼云云，那没必要），因为周礼有地官的师儒，有三年大比。也就是说，士大夫将从庶人中产生。所以，庶人行仁义，是周礼所认可的。

    3、庶人可以成为士，士也可以成为大夫。那么，如果说庶人之好学者以士为志，则士之好学者是否得以大夫为志呢（注意，我们并不能默认这具有传递性，这需要经文佐证）？可以，因为任官然后爵之，五十爵为大夫。士可以成为大夫，朝廷需要士成为大夫。那么士理当在本分的基础上，有大夫之志的。

    4、庶人是否可以大夫为志？注意，我们不能假定关系具有传递性。这里的回答是特殊情况下可以，譬如甯戚为齐大夫，百里奚为秦大夫，乃至太公之为师，是起于庶人甚至仆隶的。也就是说，按照周礼，贤人可以破格提升。因此，庶人以大夫为志，也不能斥为僭越。当然，按照次第，我们建议有仁义，然后恪守法服法语德行，这是次第，此其一。其二，周礼既然选贤举能，那么奉公者便有义务以大夫为志，亦即是说，士不可止于士，是理当有大夫之志的。如此方对得起公门。

    5、可以诸侯为志吗？孝经的言说方式是不同的，这本身就说明天子诸侯的特殊性。以诸侯或天子为志，与士大夫之志，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是君臣之别。周礼，有功者可以命为诸侯，文献至少指出士之子为诸侯是可以的。但由于诸侯之士大夫于天子为陪臣，所以这个想法务必节制的。

    6、得以天子为志吗？按照五德终始，庶人可以受天明命，所以并非不可以，但这都是伴随天下大乱的。

    7、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此章后儒颇嫌僭越，其实名曰圣治章，曾子以圣人之德发问，此章言圣人也，非曰人人为之也。此说周公其人，盖于夫子言之，圣人莫过于周公。须知孔子后之论圣人，以孔子为至。孔子之论圣人，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为着。以孔子为至，则圣人不必有位，不得有位，故无配天之理。而孔子之论圣人，非但理明义精，且有拨乱世反之正之大功，有制礼作乐，垂宪后世之实迹，故当有配天之礼。然而此章曰周公，不曰武王、成王者，一则制礼作乐者，周公也。再则严父配天，不必身为天子为然，能辅佐天子，成天子之大孝，亦圣人之至德也。或以为：周公盖后稷之后，文王之子，故孔子曰严父。此亦非也。盖周公非正嫡，不得为后稷、文王之主。则此所谓圣人之德，严父配天者，非谓周公使乃父享之，盖谓周公辅成王业，制礼作乐，使天子成王得以祖宗文王、武王以配天也。若当年夫子有百里之封，亦足以率诸侯而尊天子，正天子严父配天之义，以成圣人之显德也。

    补充：

    1、古代文人，盖以士大夫自居，而士夫一贯联言之。这是大比，察举，科举制度所塑造的庶人、士、卿大夫一脉相承的观念，是一个国家选贤任能的体现。但严格说，从个人的角度，并不应过分强调这种身份的可能性，而更多应当思考自身的本分。古代文人，在获得举人或监生，并从而可以成为官员之前，虽然有秀才的功名，但严格说，并不具备士的身份。若乡间的吏，类似现代的公务员，在周礼，可以称为庶士，即庶人在官者，虽然在汉朝，吏是可以升为正官或博士的，但无论如何，按照宋明传统，吏是不具备士的身份的。也就是说，在宋明传统，士必须是经过礼部考核或征辟，通过吏部任命的官员，类似今天的政务员。但在今天，考虑到政务外包的问题，实际国立教育系统和国有企业的主管官员，亦当算在士的范围，前者是周朝的地官，宋明的学官，后者是周朝的冬官、贾人，宋明的工部及负责专卖、通商的官员。《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而今对士的理解，往往偏于文人、处士之流，而忽略了士本身的责任是服务于公共事务，是承载国家和民众之间的上通下达。乃至于忘记了自己的本职，不但不是上下的沟通者，反而成了阻碍者，并把这种阻隔视为个性，视为自由，视为义理。所以，我在这里强调训诂，强调本分。

    2、大夫称家。《大学》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家者，不可理解成今天的核心家庭，至少应当包含宗族在内。那么宗族又包含什麽？《古文孝经》有闺门章，曰：“妻子臣妾，犹百姓徒役也”，这与《司马氏居家杂仪》的精神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家是包含庶人的五口之家，以至于大夫诸侯的宗族、家相、邑宰的概念。放在今天，企业家就相当于古代的大夫，那么他的员工，就相当于他的仆役，他的高管，就相当于他的邑宰、家相。那么《大学》的齐家，就包括了把企业、员工视如家人，率之以孝悌的责任。如果不清楚这一环，那么齐家和治国的推论便是断裂的，修齐治平也就成了无从实施的空谈。且如果说庶人之家的齐家，更多是惩忿窒欲的话，实在不需要什麽《大学》、《孝经》，大家学点通俗宗教就足够了。只有懂得大夫之家的齐家，才真正能从修身齐家，具备升华到治国的潜力，才能领略一些平天下的智慧。而我们要明白，我们的理想莫不是要从庶人之家，变成大夫之家的，尤其在这个资本主义的时代。

    今人往往把家理解为夫妇之家，简直就是二人世界，充其量加上孩子。甚至没结婚，就自以为还没成家，这是极端错误的。对于男子而言，父母永远是你的家长。你没结婚，你的家在父母。你结婚了，你的家仍然在父母那里，只是自己也有了一个独立的空间，有了自己的为父之道。在今天，由于女方如果独生，家族便是绝后了，那么不得以，做妻子的除了认同丈夫的家之外，也还要照顾自己的父母，丈夫也因之要有更多的连带义务，那么今日的庶人之家，不妨把父母、夫妻、子女、兄弟、岳父岳母、侄子都放进来。

    还有一个问题，齐家要包括两个方面，如果你是家主，就是父母在异地或已经传家，那么你成爲了这个家庭的决策者和负责人，那么齐家对你来说是主动的。反过来，如果你是这个家庭的晚辈或妻子的角色，那么齐家更多的是你如何辅助家主或丈夫，使之符合忠信，而同时不僭越自己的身份。这都是齐家。

    这样我们也不难理解，治国平天下，也不是说你必须成为国君或天下共主。你能辅佐国君或天子，致君尧舜上，再使民风淳，也就是治国平天下了，这反倒比齐家好理解，但原理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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泺邑吴飞

永暦三百六十七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