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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历史文化的深度开发与展示《华夏之根》解读
中国当代儒学网   2012-08-09 09:06:14 作者:艾斐 编辑: 小郑 来源:山西日报 文字大小:[][][]

 

       一当一个充满睿智、激情与魅力的文化时代正在脚步匆匆地向我们走来的时候,如何适时应对,并能在应对中锐意进取和稳操胜券,就自然而然地要成为一个我们所必须予以回答的时代命题。对于这个命题的回答与否,回答得对与不对和好与不好,都必将直接影响我们在竞争与发展中的地位和效能。所以,举凡具有前瞻意识和战略眼光的进取者和创新者,都必然要未雨绸缪、主动应对,及早作出博弈和决胜文化大潮的擘划与举措。

  申维辰同志所著《华夏之根―――山西历史文化的三大特色》一书,就是这种擘划与举措中的一项具体方略和一枚丰饶果实。早在6年前,当申维辰同志主政全省宣传文化工作未久,就已先声夺人地提出了“华夏文明看山西”的震烁之论。而今,这本凝结着卓识与睿智的《华夏之根》的出版,既可看作是他在文化创造上的一次新的升华与突破,亦可认为是他对“华夏文明看山西”的思想延宕与理论提升。

  毫无疑问,不论在何种意义上,《华夏之根》的熠然面世,都是民族文化与先进文化在创新与发展中的一次凝结、一种淬炼,其价值和意义定会随着斗转星移而益见呈重和愈加深远,因为它形诸了一个集成,揭示了一种律动,实现了一次检阅,用回望而又超前的意识和眼光,对极为灿烂而丰盈的山西历史文化,进行了全方位、高层次、大幅面地科学审定与深度开发,使其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精神与经济的结合点和契合点上,凸显价值与扩张效益,从而引发世人对山西和山西历史文化的景仰与关注,并为其实现价值转换和效益抬升而预设了光明的前景,开拓了广阔的空间,营构了良好的信誉,提供了充足的市场。

  二

  《华夏之根》的全名,叫做《华夏之根―――山西历史文化的三大特色》,由中华书局和山西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2006年12月正式面世,全书16万字,并附以百余幅历史文化图表与照片,装帧典雅,印制精美,设计新颖,格调时尚,内容专懿而厚重,形制恢宏而大方。当然,这本书的最大特点和优点,还在于它所涵负的深邃思想和它所呈诉的独到见解,并因此而使之境界高峻、意趣清纯,通体洋溢着一种庄严的秀美与质朴的华贵。观之,着实令人耳目一新;读之,确乎对人大有裨益。

  《华夏之根》主要以三个单元的内容,对“华夏文明看山西”这一命题作了有力的策应和有效的阐释。其一:“山西是华夏文明的主题公园”;其二:“山西是中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思想库”;其三:“山西是古代东方艺术的博物馆”。从历史的维度和社会的层面上看,这样三个单元的内容,着实是足以支撑“华夏文明看山西”这一重大学术命题和重要时代寓义的。

  “华夏”者,乃汉族先民的古称,原本是指居住在以伊洛河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炎黄部落及其后裔,从春秋时代开始,这个称谓就已经广泛流行起来,并渐渐与“中国”一词有了同等的含义。“中华”一词则是取“中国”之“中”和“华夏”之“华”而联缀合成的。显然,作者把山西定位为“华夏文明的主题公园”,乃是既符合历史的真实,又适应现实的需要的,有着特定的指向和广泛的认同。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这里所说的“唐人”,就是专指尧及其先人与后裔而言的。而这里所说的“河东”,则是具指山西的晋南一带。自从有熊国国君少典娶有�f氏为妻而生下黄帝和炎帝之后,晋南、豫西和关中的东沿一带就成为人类早期文明的萃聚之地。黄帝不仅在晋南战败了蚩尤,而且在晋南祭谒了后土,他的后裔颛顼、帝喾以及尧、舜等部族首领,都先后在晋南及豫西一带进行了频繁而广泛的活动,次第创建了152个大小迥异的酋邦之国,并由此而在该地区形成了中华古代文明的拓展与集萃。由此可见,用“华夏文明”来定位和立论,乃是非常科学和十分准确的。

  为了说明山西确实是华夏文明的主题公园,作者在大量考据和事实的质证之下,明确指出:从距今180万年左右的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在山西的丰富遗存所绽露出的文明曙光,到中华上古神话与运城古老盐池所传递出的文明信息;从山西南部作为尧、舜、禹的中心活动区域,以及华夏文化所放射出的灿烂的古代文明之光,到春秋战国时期“晋”与“三晋”文化的异彩纷呈;从周朝至北魏在三晋大地上所进行的几次民族大融合对生产力发展的启动与促进,到隋唐以来山西英才辈出、人文荟萃对中华文明的培孕与展示。凡此种种,都说明山西确实是华夏文明的策源地和示范场,它在整个华夏文明的历史演化与时代进程之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都是无可替代和无与伦比的。因为华夏文明所依托和所体现的全部主题,不论是政治的、军事的,抑或是社会的、文化的,其都在山西得到了充分的实践和高度的升华,并以不同的形态和方式凝结成了文明的印迹与文化的果实。

  从这一单元所论及的几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学术重点与思想亮点中,更显示了作者的独特发现和独到见解。

  一是对属于旧石器时代的西侯度文化和�/河文化,以及此后具有代表性的丁村文化、许家窑文化、峙峪文化、柿子滩文化等,他都以准确的年代测定为依据,而与其他地方的类似文化作了平行比较与客观评判,并得出了更加科学而翔实的结论。如,他说地磁测定的西侯度地层年代已有180万年,而这个年代又先于此前所发现的最早的人类――云南元谋人约10万年。�/河遗址所出土的大量石器及动物化石,不但证明了其与蓝田人和周口店人有着相应的特征,而且证明了它是距今13万年前的丁村文化的源头与肇始。丁村文化和许家窑文化是同属于典型的旧石器文化遗址,而丁村人却早于许家窑人大约3万年左右,它是北京猿人向现代人过渡的重要环节。处于旧石器晚期的峙峪文化和处于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的柿子滩文化,其在生产、生活等方面的显著进步,则都更为直观地标示着人类进化的历史步骤与社会历程。

  二是在对以尧、舜、禹为中心的上古文明的考索和论述中,作者更是多有簇新的发现和科学的判定。他以大量学术引证和考古实物为据,令人信服地质证了从女娲、黄帝、炎帝,到尧、舜、禹以及神农后稷等,都在山西南部有过长期而重要的活动,并留下了泽及后世的煌煌政德与炜炜业绩。特别是在由酋邦、方国时代向国家形制过渡中起过关键作用、做出突出贡献的尧、舜、禹,更是籍世于山西,立国于山西,施政于山西,修业于山西。而他们的功德和基业又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教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一单元中,作者敏慧而及时地采用了在陶寺考古发掘中所出土的诸多最新成果,如城址、墓葬、礼器、乐器、青铜器、文字、水井、观象台、农具、木器、祭坛等。所有这些,都不仅证实了《尚书・尧典》中的记载是真实的,而且还大大拓展、丰富和提升了上古文明的内容、范围与程度。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它将中国的纪年起点向前推进了1600余年,从而改写了自《史记》以来中国历史均以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为起点的传统做法。从此以后,我们便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全世界庄严炫论中国的5000年文明了,因为它已经得到了考古实物的佐证,是真真正正的历史,而不再是虚无缥缈的神话与传说。

  三是以翼城天马―――曲沃曲村的晋侯墓和太原晋国赵卿(赵简子)墓的最新考古文物,以及“侯马盟书”的出土文物等,作为历史佐证,从新的维度全面论证了晋国与三晋时期的生产力空前发展、社会空前进步和文化空前繁荣,对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作者的论锋,上自西周早期的“叔虞封唐”,下迄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5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后的存续与发展,直将历时800余年的山西历史循序而述,择要而析,从而勾勒出一幅轮廓明晰、脉络清楚、胜绩频出的晋国荣懋景象与三晋灼灼风华,从中悉可尽览晋人在开疆拓土、自强不息的奋争中所创造的灿烂历史与地域文明。

  四是从发微抉隐中强化和提升了山西在实现民族大融合中的历史贡献及其在促进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巨大作用与赫赫功勋。山西地处中原地区与大漠草地的过渡带,是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的结合部,而中国历史上的所有中原政权和中央政权,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要受到来自北方大漠草原部落部族的战燹与侵扰。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实现民族融合,也便成了靖国安民的关键所在。而历史上的山西,恰恰就是利用自己的特殊地域优势而每每总能成为实现民族和解与融合的先导和模范。这无疑是山西对中华文明的别无它代的杰出贡献。作者不仅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且把它提到了“国策”与“政纲”的高度而加以论述和评析。他主要列举了发生在山西境内的晋国对赤狄、白狄等所谓“蛮夷”的融合与崇任,两汉对匈奴的和亲与融会,北魏对匈奴、鲜卑、羯、氐、羌、乌丸等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大融合,以及此后突厥、蒙古、女真人在山西境内的会同与汉化。所有这些都对中华文明的快速发展与优化提升起到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五是从“以人为本”的视域和高度,历数了自盛唐至明清以来不绝如缕的山西名人对中华文明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作者从政治元魁李渊、李世民、武则天、狄仁杰,到军事将帅郭子仪、尉迟恭、薛仁贵,再到名震遐迩、功泽国运的晋商巨贾与票号始祖,都作了中肯而深刻的论骘与评点。尤其是在对光耀史册的人文才俊,诸如王通、王绩、王勃、王昌龄、白居易、王之涣、王维、王翰、温庭筠、柳宗元、卢纶、元好问、傅山,以及作《秋风辞》于后土的汉武帝刘彻,书《晋祠之铭并序》的唐太宗李世民,为筑城督战、靖边固邦而亲驾太原的宋太祖赵匡胤,为朝拜佛教圣地五台山而屡屡巡幸山西并留下诸多诗踪墨迹的康、雍、乾清廷三帝等,作者都尤为称许惟挚、评赏有加。

  在第一单元“山西是华夏文明的主题公园”的基础上,作者陆续相衔而有序地开启了第二单元:“山西是中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思想库”和第三单元:“山西是古代东方艺术的博物馆。”从全书的结构格局上看,第二单元和第三单元均与第一单元属于前后相衔照应的平行架构,共为支撑和质证同一命题的三根柱础。但若从全书的内容赓续上看,第二、三单元则显然是对第一单元的不同专题及专项内容的强化、拓展与延伸。因为这些内容都是在第一单元所揭示的历史演绎与社会变革的特定过程中所形成与所发生的。作者之所以要为其独立门庭和另设单元,自然是为了加重其分量,强化其意蕴,突出其内容,增大其效能。这样做,无疑是更为科学、合理而有效的。

  在第二单元“山西是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思想库”中,开篇伊始,作者便写道“山西历史文化具有不断变革和不断进步的鲜明特色,在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都走在了时代前列。进步的思想文化是社会变革的前奏,而社会的变革和进步,既以先进思想为发展依据,又是新思想诞生的摇篮。进步思想为社会变革提供了思想基础,指导社会变革的过程;变革活动的步步深入,又不断深化进步思想,为后来的改革进一步奠定基础。”历史的事实,正是如此。作为中国社会变革和进步之思想库的山西,自有史以来,就是先进思想与社会变革在互依互促的辩证发展中不断地实现着新的升华与大的拓进。这其中,从社会变革的层面上说,主要有叔虞受封唐国之后的“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公元前8世纪中叶晋国发生的“曲沃代翼”,以及此后晋献公所施行的剪除世卿贵族、启用异姓才俊、鼎力开疆拓土的改革政策,晋文公采用“文公之政”和“郭偃之法”所掀起的社会变革之新风与高潮。及至“三家分晋”之后,魏文侯所推行的强兵富国之策、赵武灵王所进行的“胡服骑射”改革,申不害在韩国所实行的发展经济、祛除弊政、整顿法令和完善律例之法度等,就都是先进思想的结晶,也都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种创新风气和改革精神前泽后应、不断传承,直到在北魏冯太后和孝文帝实现社会大变革之后所新起的唐、宋、元、明、清时代,也仍旧时有所现,它使历史上的山西始终都充满了不泯的改革激情与创造活力。

  毫无疑问,这种执着于创新与变革的激情与活力,是渊源于那葱蔚而绵亘于三晋大地上的各种先进思想观念和强大精神动力的。在山西的历史上,几乎在每一个时代,都有着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人物和卓越理论建树。他们的思想、精神和理论、理想,虽然产生于山西,但却深刻地影响着和有力地驭动着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和政治走向。这其中,三晋时期的李悝、翟璜、魏成子、田子方、段干木、吴起、卜子夏、惠施、公孙龙、魏缭子、张仪、范雎、吕不韦、慎到、申不害、荀子、韩非,隋唐时期的王通、孙复,北宋中期的司马光,明清时期的薛�u、傅山、杨深秀,以及在太原创立了佛教净土宗的慧远、昙鸾、道绰、善导等,皆堪为山西才俊、中华精英,历史巨擘、世界鸿“儒”。在《华夏之根》中,作者不仅对他们的思想、政绩、理论、著述等,均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而且还将他们的思想和活动置于历史的特定形制与格局之中,而加以高度的综合和辩证的评鉴,并在此基础上对他们施以全面的认识和科学的评价。特别是对李悝、吴起、子夏、荀子和韩非等人,作者更是情有独钟,评有灼见。因为李悝、吴起不仅锐于变革、勇于进取、思想深邃、精神可嘉,而且在魏国的改革中首开先河,功绩卓著。而卜子夏不仅是在山西弘发儒学的第一人,而且还带出了李悝、吴起这样的门徒,并间接施教于荀子和韩非。荀子作为韩非的老师,当然尤值尊崇。因为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创造性地将李悝的法制思想、申不害的关于“术”的思想和慎到的关于“势”的思想熔于一炉、整合淬炼,从而形成了兼融“法”“术”“势”之优而又具有独到见解和创新精神的理论构建,其对中国古代政治史和思想史均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当然就更是对先秦三晋法家思想的突破性升跃和普世性弘扬了。

  在第三单元中,作者认为“艺术的一条重要标准就是‘美’”。而“艺术的生命”则永远都“在于创造”。

  正是按照这一审美原则和评鉴标准,当作者在全方位地审视了山西的古代艺术创造之后,所发自肺腑的信誓之言则只有一句话,即:“山西是古代东方艺术的博物馆。”

  这个结论,完全是从十分丰赡和极为骄人的现存古代艺术实物中所概括和引申出来的。事实是,山西不仅出过中国最早的音乐家师旷、中国最早的思想家兼文论家荀子,以及中国最具成就感和影响力的戏剧家关汉卿、白朴、郑光祖,而且还出过中国或最早或最大或最好的土鼓、石磬、陶埙、编钟、刻石、岩画、雕塑、铸艺、壁画、造像、道观、寺庙、塔屠、庑殿、戏台、陵寝、桥涵、城池、关隘、石窟、楼台、大院等古代珍贵艺术创造。全省现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71处,位居全国第一;现存各类古建筑18118处,其中属于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223处,位居全国第一;现存自唐朝以来的彩塑作品12712尊,明、清两代的彩塑11630尊,这又是全国第一;现存汉唐至明清的庙宇、寺观及墓葬壁画共24000余平方米,其中含元代壁画9处,计1700余平方米,这还是全国第一。此外,现存的2888座古戏台,不仅在数量上居于全国之冠,而且其中的13座元代戏台和广胜寺的元代戏剧壁画,更是皆为全国之“惟一”。现存的北魏至明清的300余处各类石窟,不仅均属艺术品的上乘之作,而且有的还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之中。现存的上千处晋商大院、民居大院、宦宅王府、堂祠宗第,不仅已形成了庞大的古典建筑群落,而且其规模的浩宏和工艺的精湛,都皆为极品,令人观赏尤欣,称羡不已。现存的自战国以来2000余年间陆续修筑的3000余千米古长城,不仅大都年代旷远,气势恢宏,而且其中由东魏、北齐、隋、宋四朝所修筑的长城还是惟山西所独有。在山西极为丰富的古代珍贵艺术创造与文化遗存中,有许多都是誉满全国、名扬世界的天成之作,诸如云冈石窟、平遥古城、晋商大院、应县木塔、黄河铁牛、永乐宫壁画、五台山寺庙群、晋祠的鱼沼飞梁和圣母殿宋代彩塑等。还有一些艺术珍品虽然不为一般人所知晓和欣赏,但它却同样具有着极大的文物价值和极高的艺术造诣。像太原的虞弘墓室壁画、娄睿墓室壁画和徐显秀墓室壁画等,就是难得一见的稀世瑰宝,它不仅为北朝历史提供了重要的文物佐证,而且还由于它的出现而生生改写了中国美术史。其他像太原龙山石窟中的巨石造像,平遥双林寺中的浮雕、彩塑等,也都堪为艺术奇珍和稀世瑰宝。

  另外,作为一本以历史文化为主体内容的学术专著,《华夏之根:山西历史文化的三大特色》一书的显著特点和昭人之处,还在于它的资料丰富、版式新颖、引证翔实、图文并茂,书中所有涉及到的人、事、物、史,几乎无一不是巧妙而恰当地配置了相应的图形表式与实物照片,且一律印制精良,视觉效果殊佳,这无疑更其增添了全书的质感与魅力。

  三

  从以上评述中,不仅可以彰然窥见《华夏之根》一书的丰富内容和宏阔定位,而且更能深切感知这本书的时代蕴涵与现实价值。毫无疑问,这无论对于迎着知识经济大潮和文化时代罡风而走向未来的山西,抑或是对于面向“经济文化化”和“文化经济化”的世界格局与历史走向而奋发前进的中国来说,都是及时而重要的。因为这本书所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和所提供给我们的知识,就正是能够引导和保证我们从容应对挑战和胜利走向未来的素质与资本。作者的创新精神和战略眼光,必定要通过这本书而转化和升华为一种强大的民族意识与时代效能。

  是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充满睿智、激情与魅力的文化时代,正在像狂飙匝地一样朝着我们呼啸而来,这就天然地决定了未来的创造和发展,必定是越来越多地表现于和集中于在文化上的竞争与博弈。因为世界正在出现一种新趋势和大走向,那就是文化不仅在强化着它对精神和智能的孕育与主宰,而且同时也在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原发性要素和支配性动力。正是基于这个势向和事实,联合国才在《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中指出:“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世界银行也在《文化与持续发展:行动主题》报告中强调:“文化为当地发展提供新的经济机会,并能增加社会资本和社会凝聚力”。

  在文化对精神、智慧、经济和社会的力量生成与要素构成过程中,尤以历史文化最具资本优势和效能价值。因为历史文化是在历史过程中自然而缓慢地形成的,它的一切都是在特定社会条件下的特殊产物,也都是不可再生和极可宝贵的精神与经济资源,具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珍贵的文物价值与艺术价值。同时,历史文化在由资源向资本的转化与升华中,既不需要更多的智力和财力投入,又可以循环而持久地重复利用;既不会构成对资源的消耗,又不致造成对环境的污染。正因为如此,由它所产生的认识作用、审美功能、精神激勖与经济效益,就不但是恒定的,而且还是长效的。这对于山西来说,其价值和意义当然就尤为彰显而重大。因为山西所赋有的得天独厚的强势与优势,恰恰正在于它自然而本能地拥有着极为精粹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然而,毋庸讳言,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和有效利用这极为宝贵而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更遑论什么使其凸显效能和从中收撷效益。而今,当世界正在风起云涌地疾步跨入文化时代之际,又岂容我们再在这时代门槛之外而迟疑、犹豫与彷徨?不能了,也不行了。我们必须尽快惊醒过来,彻底转变观念,全力奋起直追,极为自觉而充分地利用我们所拥有的丰厚历史文化资源而快快进行有效的开发、整合、创新和提升,以使其尽早、尽快、尽多、尽好地能够在最现实的社会转换与升华机制中源源不断地生成最具潜力和优势的资本与价值。

  《华夏之根―――山西历史文化的三大特色》一书的意义和价值,就正在于它以高度的社会责任和文化自觉,扎实而勇敢地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维度迈出了这可喜而可贵的第一步。但愿这空谷足音能够引来高亢而热烈的连片回应,并在这回应中把申维辰同志从提出“华夏文明看山西”,到出版《华夏之根》所寄予的热切期待和真诚夙愿,一步步地变为丰硕的成果和灿烂的现实。

  《华夏之根》,必当在它所赖以形成的桑梓故土上,绵绵不断地萌出新芽和结出硕果。(艾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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