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17日，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亲临现场并发表主旨演讲，谈及“促进开放合作”议题时，他指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完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维护网络空间秩序，必须坚持同舟共济、互信互利的理念，摈弃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旧观念。各国应该推进互联网领域开放合作，丰富开放内涵，提高开放水平，搭建更多沟通合作平台，创造更多利益契合点、合作增长点、共赢新亮点，推动彼此在网络空间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让更多国家和人民搭乘信息时代的快车、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1]

习近平谈兼爱，彰显墨学古老真理

    本届政府在治国理政上的一大特色，就是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以推进国人精神文明建设和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输出。他在过往讲话中，经常引用诸子百家的先贤语录。在乌镇大会上，又以“天下兼相爱则治”古训，呼吁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由于“兼爱”并非源自代表传统文化主流的孔孟儒家，许多人并不太熟悉。因此有必要介绍一下：墨子所说的兼爱理论，到底在谈论什么？

    “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语出《墨子.兼爱上》。墨子（墨翟）是先秦时期墨家学派创始人。墨家脱胎于儒家，或谓墨子曾学于儒。但他因不满儒家的繁文缛节和礼乐教化，于是开宗立派，另立新说，后渐成与儒家并称世之显学的学派，“墨家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其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身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2]

    墨子的伟大人格及其学术思想为历代敬仰，甚至作为墨家论敌的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和道家代表人物庄子，都不得不承认他“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3] “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4]“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5]“是以圣哲之治，栖栖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6]诸如此类，皆是古人褒扬墨家急公好义、剑及履及之精神的明证。

兼爱意味着陌生他者之间的信任让渡

春秋战国时代，战乱频乃，民不聊生。诸子百家都汲汲寻求能够治世安邦的方法。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派认为天下纷乱的原因，起自人人自肥，各不相爱，各不互利。如果一个社会以损人利己为荣，以为人奉献为耻，那么这个社会就离秩序崩毁、学绝道丧的境地不远了。败坏的社会风气不单影响个人，亦连带影响到家庭、社群和国家——“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今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其身，以贼人之身。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 [7]

墨家“兼爱”思想无非强调以下三点：（1）“兼爱”是本质的爱，作为一种道德要求，它鼓励人爱人利人；同时“兼爱”考量人性，预设“自爱”和爱亲族，只是要求爱利他们的时候不损害别人；（2）“兼爱”视乎人能力的不同，分工合作，各展所长；建立于社会的共同规则（底线共义）上，处在流动的关系变化中，使得处境的问题处境解决；（3）兼爱是一种能动有为的利他主义，是走出自己走向别异的行动；既讲求主观善念，也重视实践果效（义利重一，志功为辩）。

墨子认为，如果人与人之间彼此相爱（兼相爱），则会天下太平；如果人与人之间相互憎恶（交相恶），则会天下大乱。墨家学派提倡“兼爱”的价值理念，即把天下所有人都不目为另类他者，一切人爱一切人，不分彼此地平等对待。如果人人都能够做到看待别人的身体如同看待自己的身体，看待别人的家族如同看待自己的家族，看待别人的国家如同看待自己的国家，那么“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8]的和谐社会就有希望建成。“兼爱”是墨家学派的核心义理之一，作为对治“交相恶”的药方，它要求单体化原子化的个人要有“走出一己小我、走向陌生他者”的觉悟。此外亦须付诸行动，“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9]以“兼相爱”来代替“别相恶”——“兼以易别”。[10]否则“爱人如己”停留在口号上，于救治乱世而言仍属枉然。“兼爱”意味着陌生他者之间彼此的“信任让渡”。

   “兼爱”所含群己观念具备互联网精神

《墨子.经上》载“仁，体爱也”；《墨子.大取》载“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中”，《墨子.小取》载“爱人，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不爱人，不待周不爱人；不周爱，因为不爱人矣”。可见，墨学中并未彻底否定个体存在之必要，“兼爱”包含的“体爱”、“周爱”原则，就十分具体的界定了“群己”的范围和边界，其经典论述就是“爱人不外己（由己到群），己在所爱中（由群到己）”，这亦体现了墨家不同于儒家有差序格局的群己观。又由于“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11]在连接自己与社群的关系中，突破了儒家对尊卑长幼的讲求和认同，赋予“群”与“己”一种特别的身份和地位。由此观之，墨家“兼爱”所包含的群己观念毫无疑问具备相当的互联网精神，正是习近平在乌镇大会上引用墨子语录的原因。

至于墨家群己观经典论述：“兼以易别”——“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不识天下之士，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12]乃从利益天下的角度，提倡先施爱从而得到爱的同等报偿——“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谁贼；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谁窃”；[13]墨家“兼爱交利”的功利主义原则同样超越一己为中心逐次衰减的爱的差序格局，在群己观的表述上，与基督教黄金律十分接近；在表述上虽然不如儒家依五伦层层推恩表述明确，但并未否认个体之价值以及个人连于社群的正当性，既注重个人也注重他者和社群的地位，肯定自己的当下肯定他者，避免了“爱的衰减效应”。运用兼爱原则来处理群己关系，在方法论上和实践上似乎比之儒家的仁爱更具备普适性和平等性。

墨家的兼爱不像是一种道德德性，更像一条道德原则，是关注己身，预设自爱（self-concern)的，在肯定自己的当下同时肯定陌生他者，这个洞见对儒家因层层推恩、亲亲相隐的导致裙带关系和腐败乱象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也就是说，儒家依赖于推恩的仁爱，与墨家诉诸道德律令的兼爱，在爱观的层次上本质不同，甚至很难使用是否符合血亲伦理的标准加以考量.因为血亲伦理本身就是经验推导出来的，不像诸如自由民主博爱等西方普世价值乃是诉诸抽象立法。

“兼爱”原则作为互联时代全球伦理的中国表述

习近平将墨家“兼爱”原则作为互联时代全球伦理的中国价值表述，既是具备一定创新性的思想实验，亦为古为今用的神来之笔。特别是选取墨家元素来介入当下互联网思维，比之过往单纯诉诸儒家思想的路径依赖，有一定进步，值得正面肯定。

“兼爱”之“兼”，在《经上》篇解释为“（同）不外于兼，体同也”，“（异）不连属，不体也”，“不外于兼”乃是“不相连属”的反义，也就是说“兼爱”之“兼”充分含纳相互联系的关系。“兼爱”，正是把所有人看作是相互联系、属同类的爱，因之在施爱的同时，“不分贵贱，不别亲疏，当下肯定对方的存在，极容易形成平等概念”。墨家的“兼爱”与基督教的“爱人如己”，皆具备超越一己血亲走向超血亲伦理的维度，在前文所述于群己施受（对自己）、血亲情理（对家人）、利他主义（对陌生他者）三个伦理维次所展示的从文本到伦理的普遍适用性，均可为“全球伦理”在构建人伦维度之底线共义上扩展充分的可能性与限度。

墨家的“兼爱”在很大程度上可表述为“利爱”——“仁，爱也；义，利也。爱、利，此也；所爱、所利，彼也。爱、利不相为内、外，所爱、利亦不相为外内。其为仁内也，义外也，举爱与所利也，是狂举也。若左目出，或目入。”[14]墨家“义利同一”的性格使其在实现兼爱理想、解决利益冲突的过程中遵循“成于共义，止于共义”的伦理底线标准——“交相利”是“兼爱”的实现途径，“不相攻”是“兼爱”的必然要求。且“兼爱、交利、非攻”绝非冰冷机械的利益计算，而是包含情感的现场交互——“无言而不信,不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15]同时量力而行地考量人因应处境和人际关系的变化所能施爱的能力和意愿，不做强制性要求——“义可厚厚之，可薄薄之”；[16]既考量行为动机，又考量客观果效——“义，利；不义，害。志功为辩”。[17]在了解“兼爱”是“交相利”、“不相攻”的逻辑起点后，理解中国先秦墨家独特的功利主义和反战精神，也就十分自然了。

在墨家的观念里面，只要天下人彼此相爱，互相利益，就能平定天下消除纷争。人们不愿意这样去做，是因为没有充分认识到“兼爱交利”所能带来的好处以及“兼爱交利”之所以成行的道理。如果你爱人利人，别人反过来也会以爱你利你报答之；如果你憎人害人，别人反过来也会以憎你害你报复之，此即“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18]

      墨家“兼爱”原则对社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墨家“兼爱”原则不但在彼时产生无远弗届的影响，对当今社会的发展亦具有十分深远的借鉴意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9]当下是网络高度发达的时代，互联网在技术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隐私泄密、造谣传谣、网络霸凌等讯息安全问题。在网络立法尚未完全落实、现实法律法规无法触及的虚拟世界，网民需要提高自律意识，自觉抵制利用网络来“亏人以自利”的行为。同时互联网作为21世纪人类在主权国家之外最大的共同体集合，其基本秩序和生态环境有赖于通过网络彼此相联的个体与社群的共同维护。互联网的特质造成了其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运转方式和运作规律，它并非建基于线下“熟人关系圈”，而更多有赖线上各陌生他者之间通过彼此的“信任让渡”（兼爱）来消弭彼此之间因为讯息不对称、不对等所衍生的一系列问题。因此只有“兼相爱”、“交相利”才能促进互联网的进一步“开放”，“交相恶”则“合作”绝难成行。

    先秦中国墨家，乃是希望通过“兼爱”、“交利”、“非攻”，来达致“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敖贱也，富不骄贫也，壮不夺者也”[20]的和谐社会。正所谓“天下无人，子墨子之言尤在”，[21]在当下动荡不安，争竞不已的互联网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墨家“兼爱”价值的重光、新诠以及正面肯定，或有贡献于人们对互联网伦理与和平主义的思考，同时为呼吁人类更广泛的和解提供一种新的角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想成功，关键在于两点，第一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第二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通，立足国情国学，取传统文化精华并去其糟粕。在墨家的角度看来，告别儒家言说传统的路径依赖，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够完全的题中之义。习近平最近一年来的系列讲话，多次引用墨子古语，结合当下处境，针对现实问题，古为今用，“创转创发”（创造性转化与创造性诠释），赋予新义，彰显古老墨学的生命活力和现代价值，算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范例，也代表了执政党和主流意识形态自觉向墨家思想靠拢、从墨家文化中汲取精神资源和养分的新格局、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