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文化，悠久而深厚。自从唐朝首次入华直到如今，基督宗教就一直面对着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一千多年的传播史上，信仰的先辈们在与中国文化对话方面给我们留下许多宝贵的教训与经验。北京大学哲学系郑安德教授近十多年来一直专注研究明末清初基督宗教与儒家、佛教等中国本土宗教的对话有许多丰富的见解。

        近日，郑博士从他多年的研究出发，结合现在中国基督教的现状，分享了他对基督教如何对待展开宗教对话、对待中国文化方面的独到见解。

        明末清初中国教会的护教性对话

        选择“明末清初基督宗教与中国本土宗教对话”进行研究，主要的理由是这个时期相关的资料比较多，而且我能够找到这些资料。我所关注的资料并不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见到的讲道集、圣经解释等，这些在新教里面是有很多的。当时我很关注的是基督信仰超越时空的精髓与中国文化的精髓之间是如何切入、辩论和交流的。

        这些东西是非常有价值的。从某一个层面说，这是在探讨教会外面的一个事情，它并不是探讨如何建立教会、牧养等教会内部的事情，而是如何向教会外面的人、向不信仰基督教的人传福音的事情，是关于传教的事情。中国现在有十多亿人口，绝大部分是非信徒，所以与非信徒的对话是很重要的，是教会和基督徒不能忽略的一个话题。

        而且，看基督教在中国最开始传播到现在已经有千百年了，但比较遗憾的是，这么长的时间里面中国基督教的发展是比较平稳的，特别是唐朝、元朝、明末清初的福音三次入华都因各样的缘故中断了，福音的根一直很难扎稳在中国的土壤上。我想，文化是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比如儒家和佛教文化，扎根非常得深、非常丰富。也许从某个上角度可以说，中国文化主要是“人立之教”——人所创立的宗教来表达的，比如道家、儒家、佛教都是由人创办的。如果从非信徒的角度来看的话，基督宗教也是“人立之教”，但是从信徒角度看，是“神立之教”——神所创立的宗教。“人立之教”与“神立之教”肯定有所冲突。我很关注的就是这方面的研究：基督宗教在面对中国传统文化时的挑战与互相之间的交涉，这其中的内容是非常有价值的。

        原来我非常愿意能够在新教里的传教历史中发掘到这样的文化问题，但是一方面新教这方面的资料不是很多，而且我也没有办法找到。同时，我发现的确是有一些近代的基督教学者们也有这方面的文章，但是他们所写的基督教与儒家和佛教比较的文章是非常有局限性的，探讨的是很有限的几个问题，在全面和深度上远远不如明末清初耶稣会的利马窦、艾儒略等人所涉及的。

        后来，我发现这样的决定还是很正确的。特别是明末清初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发生过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或者说是基督教与佛教、儒家之间发生过一个非常空前绝后的对话。虽然是对话，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是个重要的传福音的工作，对佛教和儒家士大夫来说是个重要的保护中国文化道统的时期——中国人的上帝和基督徒的上帝遭遇了——所以那个时期的对话留下来的教训可以说是很有价值的。

        中国基督教对恢复对话传统的使命

        说当时的对话是空前绝后的，这绝对不是夸张的。当时利玛窦、徐光启等人他们并不仅仅是以一个学者、或者一个宗教人士的代表来参与的，他们是作为一个人，把能想到的关于信仰的问题都拿出来交流，同时又在宗教哲学等方面很好的保持了该有的东西。我们可以把这些内容挖掘出来，他们的历史经验对于研究基督教未来如何传播是非常重要的。

        我研究了当时他们的著作之后，其中一个很深的感受虽然当时他们的对话、讨论、思想、研究还是有很多局限性，但是在那个时代，他们是用尽了自己的智慧、毅力和勇气展开了这样的对话，从这个角度上讲，他们所展开的对话是发挥了自己的极致，走到了当时的极限。所以，我说他们的对话是“空前绝后”的，之后直到现在的几百年里面再没有发生这样的对话。作为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或者佛教徒等等，如果我们要展开对话，那么应该要比他们“再上一层楼”才可以。如果现在没有保留下当初的对话基础，那今天的对话还是要从原始状态重新开始，这是很遗憾的。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已经有千百年的历史，但是对比世界上其他基督教传播的国家，还是比较缓慢的。比如福音进入韩国只是有200多年的历史，但是现在却派遣了很多宣教士。当然我们只是简单的用时间来衡量这个国家福音兴旺的程度，比如以色列本是福音的发源地，但是那里很多是非基督徒。但是为什么基督教在中国没有出现过长期而稳定的兴旺呢？我觉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教训是要好好继承和恢复教会与外部的对话的传统，比如中国教会与中国文化进行对话。

        3-4百年前，明末清初信仰的先辈们在与中国本土宗教，比如儒家、佛教的对话上，留下非常丰富的对话遗产，我们要反思今天的教会能不能把这些继承下来。我们是不是已经把这些很好的发扬了，还是已经忘记了，甚至断绝了？这个问题并不是不严重，所以，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既然中国基督教历史上有过教会的对话的传统，也留下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就要好好的继承和学习。

        文史传教，一个中国式的信仰传承形式

        我希望中国教会能够在世界基督教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我认为中国教会是很有资格的，看世界上在非西方国家中，除了印度以外，哪里还有有1000多年传教历史的国家呢？的确，福音很难在中国扎根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很深，但其实罗马、埃及等很多国家的传统文化也是很深。为什么中国基督教发展一直比较缓慢呢？的确有外部的原因，比如信仰环境不佳等，但是内部原因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就是教会许多传统的断绝。以前的时代建立的信仰基础到了某个时代什么都没有了，于是又要从原始状态重新开始：断绝了、从零开始、断绝了，又从零开始。

        我们要好好反思导致信仰的断绝的原因在哪里。的确，基督徒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桥梁，是能够把基督信仰一代代传下去的桥梁。但是，基督徒的生命还是有限的，会受到一些外力比如压迫的影响，比如明朝时，著名的天主教徒韩霖一家被全部砍头，可见，肉体上的灭绝完全是可以的，它也会牵连到看不见的信仰、精神。所以，文献资料是一个非常好的传承基督信仰的方法。因此，我们今天手里有明末清初这样的文献资料是非常宝贵的，否则我们根本看不到、认识不到、无法了解他们的信仰。

        中国不是刚刚传教的国家，已经有千百年了，但大部分的文献是从明末开始的。唐朝景教留下的资料很少，也许是历史太长很难保留，但是我们也怀疑是因为他们当时没有把重点放在文献方面，所以文史传教是非常重要的。同样，今天的基督教文字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虽然现在这方面还是比较薄弱，但是需要确信的是这些都是中国基督教不可缺少的工作，他们可以记录这个时代我们的信仰，后代可以通过这些记录了解和学习。

        如果要讨论现在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对话的情况，那么首先我们应该问问现在有没有对话，对这个我非常没有自信感。佛教徒和基督徒在一起吃饭也是一种对话，基督教神学院的学生和佛学院的学生做个运动会也是一个对话，但这是非常罕见的。

        学者间的对话的情况还比较好，近年来有不少对话交流的研讨会。比如几年前有过耶佛对话，几个月前的耶儒对话，还有与伊斯兰的对话，都是非常好的。但这样的对话还是有很多的局限性。因为大家心里都有一些担心，觉得这是和平时期，要做一个和平的对话，所以要尊重别人，不要探讨过于敏感的东西，不想暴露自己的本色。而且在一些话题上不想深入下去谈，一半都是我说甲，你说乙，互不冲突。还有一些话题，大家都有默契的不去谈，比如死亡的问题。孔夫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所以不要谈，谈的话就不是和善的对话。

        但是，就“死亡”等话题是，我们是可以进行深入探讨的。不管是基督教还是儒家、佛教，人生都会面临“关门”——死亡，既然这样，我们可以谈一谈。基督教在“死亡”问题上有很丰富的解释，那么既然谈，就可以把它“谈透”，谈到尽头。比如，死亡的原因在哪里；死亡为什么这样残酷的破坏现实的人生；如果上帝是美好的，为什么允许死亡；死亡之后的生活是什么，主宰死亡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谈起这个的话，每个宗教可以拿出自己在这方面丰富的教义。

        再比如，中国早就有“上帝”这个词，中国人用“上帝”来表达他们的“神灵”，基督徒也把神翻译成了“上帝”。那么，中国人的“上帝”和基督徒的“上帝”有什么异同？

        还有，基督徒的教义就是从原罪开始的，不管你是谁都是罪人。基督耶稣担当了人要死的惩罚，如果你信耶稣就会得救，这其中，罪是非常重要的概念。那么，儒教对“罪”是怎么理解的，儒教里面有没有“罪”的概念，如果不能接受“罪”这个词，那么人有没有罪性，我们又怎么能够解脱这样的罪，得救是否确实存在，我们需要不需要得救，得救的力量是从人里面来的还是从外面来的…..。

        还有，从信徒的角度看耶稣就是上帝，耶稣并不只是三大圣人之一，信徒都告白耶稣是基督，那如果他是基督，孔夫子是什么，中国的“圣人”又是什么：可以看到，很多方面我们都是可以探讨的，我们的对话可以是全方位的。

        而且，讨论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学术层面的东西。如果你是中国的信徒，你一定很想知道、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想把福音传给别人，特别是传给传统文化很深的地方的人，这些是很需要关注的。在教会里面，在讲台上讲道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在社会上面对着这样的环境，能够发扬和保持自己的信仰是很不容易的，我想这些问题是所有基督徒都需要关心和思考的。

        “和而不同”：一个理想的对话原则

        借用中国古人的智慧：“君子，和而不同”，还需要的是“求同存异”。作为一个人，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别的宗教的信徒，做一个平等的对话，应该要找一个共同的主题来探讨，然后在保留这个话题上寻找一个合理而平等的方式来对话，我理解这就是“求同”的态度。如果没有“求同”那么没有办法对话，比如你讲4分钟，我再讲4分钟，这没有什么效果。

        对话的基本还是要保持自己的信仰。我们在“和平共处”的原则上，发现对话的人过度的强调是“对话交流”，这导致过程中往往改变自己的信仰、与对方调和。这是很危险的。孔夫子说“和而不同”，“和”，但是还要保持自己的本色，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失去了自己的味道，你接近对方的话就真的没有价值。孔夫子“和而不同”的这句话跟耶稣说“盐失去了味就无用了”是一脉相通的。基督教信仰在与别的信仰交流时，应该要保持和发表自己纯正的信仰。

        在中国做这样的宗教对话，基督教还是非常需要发扬和加强言论的机会。历史上，基督教在中国国内一直受到非常大的排斥，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基督教和儒家、佛教等思想在一个平等的上面、用一个合理的方法可以参与进来、做平等的对话与交流，完全使对方停下来好好听一听基督教信仰到底是什么。

        很多人对基督教信仰有误解，再比如许多中国人以为教会做社会慈善就是为了买中国的人心。既然这些都是误解，那么基督教信仰里的“信心”等真正有价值的内面世界的实质内容是什么，这些基督徒应该好好的去见证、说出来。这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不能是要支配对方或者盲目的要求什么的态度，这样的话很多人可以打开心听一听。中国是文化大国，中国人是最有自己文化的民族，他们面对一个新的信仰，如果感到有道理的话，会感兴趣的，可是没有道理，是不想听，也不会接受的。既然如此，我们基督教就要有道理的、合理的介绍自己的信仰、教义，这是传福音里非常重要的一步。

        基督信仰的中土化问题

        混合主义、排外主义、盲目崇外都是中国基督教在面对外来文化时明显存在的问题。

        “混合主义”，我认为这不是基督教。如果基督教和别的混合做了一个“第三条路线”，这不是基督教。基督信仰是超越文化的，不是属于哪个国家的。新约信仰的一个特点是通过耶稣基督完全超越了犹太人旧约律法的信仰，希伯来民族的信仰。保罗说的很清楚，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在圣灵里面都是一体的。我们在基督信仰的精髓上保持自己的纯正，然后完全可以表达的本土化以及本地化。不然，为什么上帝蒙召你中国人呢，如果你的表达方式和美国人一样，那你成为中国信徒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看看现在的中国教会，你能说它已经是一个真正有中国特色的教会吗？我看到很多地方的中国教会可以说是美国教会的“中文版本”，比如礼拜的形式差不多，都唱美国的赞美诗、牧师的衣服和建筑形式、讲道的内容和风格、圣餐等礼仪方面也都是美国式的。

        难道中国基督教是“在中国的美国教会”吗？“位于中国的美国教会”是中国基督教吗，我相信不是的。美国教会在本土化方面很成功，他们在许多方面开创了自己的特色，比如感恩节就是美国基督徒自己创立的，带领赞美也是很创新的，葛培理的布道也是非常美国化的。

        所以，我觉得中国教会应该成为中国人的中土化教会。我相信上帝非常允许各民族各有自己的文化，因为上帝不仅创造了美国文化，还创造了中国文化。福音是普世性的，但在表达上可以使用中国的方式。具体用什么方式我们可以研究，既然美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非常成功的表达自己的信仰，那么中国人也可以。这决不是压下或者限制自己民族的文化，完全是用基督信仰来更发扬自己的民族文化，我认为这是非常理想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