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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在越南的传播与整合
中国当代儒学网   2016-05-11 02:26:50 作者:刘 稚 来源:国学复兴网 文字大小:[][][]
       在宋朝以前,今天的越南北部属于中国封建王朝的郡县(古称交趾、交州、安南)。从公元968年越南建立独立的封建国家直到清末越南仍与中国保持着藩属关系。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传统文化和典章制度给越南以极大影响,特别是儒家文化,在历代统治者的倡导下,渗透和支配了越南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越南民众价值体系的核心。因此,越南属于中国文化圈或儒家文化圈的范围。但儒家文化在越南经过损益、整合和重构,融入了许多本土文化因素,已不单纯是中国儒家文化的翻版。在越南迈向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儒家文化的“遗传基因”有可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起到某种催化、促进的作用,使越南成为亚洲儒家文化圈中继日本、“亚洲四小”之后又一条升空的小龙。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设置九郡,其中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在今越南北部。从此,儒家文化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兴办教育、移风易俗以及组织“使驿往来观见礼化”等措施开始传播到越南境内。东汉至三国时期派驻交趾的官吏,如士燮、锡光、任延、马援等,均以传播儒家文化为己任,其中士燮的贡献尤为突出,被当地人民尊为“士王”。越南史籍称:“我国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王始。其功德岂特施于当时,而有远及于后代。”①这一时期,不少精通儒学的中原士人流入交趾,如经学家刘熙、薛综等,使儒学的传播日渐深入。唐朝进一步加强了对岭南地区的经营,全面推行科举制度,一批著名的中原文人如杜审言、沈亻全期等寓居安南,更使儒风日盛。总之,从秦汉至唐末的一千多年中,由于中国封建王朝在交趾地区推行“教以诗书,导之义”、“俗化交土”、“书同文,行同伦”的文化同化政策,以及中原移民与当地人民的交往融合,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原文化逐渐深入越南,成为越南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并且塑造和奠定了越南立国后文化发展的方向。

        从文化生态圈的角度看,不同民族而相互邻近的文化,都是互为环境的。某种环境不仅迫使一个民族接受另一个民族的文化要素,而且促使这个民族主动吸纳另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质。如果说,在公元10世纪前越南接受儒家文化是被动的,那么公元10世纪越南立国后则是主动积极地吸取中国儒家文化。其原因一方面是经过一千多年中国文化全方位的侵润,儒家文化已成为越南文化的母体和深层结构,并发展和形成了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政治经济制度;另一方面是越南历代封建王朝出于巩固封建统治、建立统治秩序的需要,主动采纳以“治国平天下”为中心任务的儒家文化。因此,越南立国后儒家文化的影响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日益增强,到19世纪封建社会末期已臻于极盛。越南李陈二朝的意识形态是佛儒并重,虽然佛教略占上风,但统治者越来越重视以儒学作为制定朝制和社会制度、维护统治秩序的政治思想理论,开始尊孔崇儒。公元1010年,李圣宗下令在升龙建文庙,塑周公、孔子及先贤之像,四时祭祀。越南有奉祀孔子的文庙,即始于此。仁宗太宁四年(1075年)开科取士,这是越南立国后首次举行科举考试,以儒学为考试范围。随后设立国子监,作为皇室及官僚贵族子弟学习儒家经典的场所。陈朝时期,科举更加趋于制度化,分别授予殿试前三名以状元、榜眼、探花称号。1253年,陈朝创立国学院,并塑孔子、周公、亚圣像,画七十二贤像,定期祭祀。同年九月,陈太宗诏谕全国儒士集中到京都国学院,讲习“四书六经”。越南史学家黎嵩曾对李陈二朝儒学的发展做过这样的评说:“李太祖时,圣学不闻,儒风未振。到了李英宗,修孔子之庙,以振文风,籍田有耕,圜法有立,治则评矣。陈太宗设科取士,宰相则择其贤良,辅东宫则选其德行,陈家基业由此而固。”①可见儒学对李陈二朝封建制度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1428年黎利即位,建立黎朝。黎朝统治者从一开始就尊孔崇儒,定律令,制礼乐,设科目,创学校,祀孔子以太牢,确立了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首先是大兴儒学教育,形成了更为完备的学校和科举制度,造就了黎贵淳、阮秉谦等一批著名的儒学家和儒生士大夫阶层。与此同时,还按照儒家教义制定了一系列通俗化的法典和条例,用行政手段推行。1663年颁行的《教化四十七条》就是典型的代表:“为臣尽忠,为子止孝,兄弟相以达和睦,夫妻相爱敬,朋友尚信以辅仁,父母修身以教子,师生以道相持,家长以礼立教,子弟各敬父兄,妇人无违父子。”②在这里,儒学所具有的道德实践性、教化性及其调节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发挥。经过自上而下不懈的努力,儒学在越南的影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到黎朝后期,越南社会“其三纲五常及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之术,礼乐文章,一皆稍备”,“风俗文章字样书写衣裳制度并科举学校官制朝仪礼乐教化,翕然可观”③。

        到公元19世纪的阮朝前期,儒学在越南的发展已登峰造极。阮朝儒风的兴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更为重视系统的儒学教育,除设立国子监外,还对从王室子弟到乡村儿童的教育都制定了统一的学规、教材、规定凡人民子弟,七八岁就要上学,先读《忠经》、《孝经》、《小学》、《四书》,再读《五经》,并大量印行儒家经典著作,供全国百姓学习。二是完全以儒学为指导,颁国策,订风俗。嘉隆十一年(1812年)颁行的国策内容是:敬天、法祖、亲亲、体臣、求贤、审官、勤政、爱民、重农、崇俭、礼乐、教化、制民、慎刑、财赋、法度、崇文、奋武、广言路、固封守、抚边、柔运。风俗十条内容为:淳人伦、正心术、务本业、尚节俭、厚风俗、训子弟、崇正学、戒淫恶、慎守法、广善行。以上内容集中体现了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理论之精髓。三是改变过去儒、道、佛三教并试的做法,科举考试“唯儒一家,别无他教”,并在考试中引入八股制。四是进一步抬高孔子的地位,在全国各大城镇都建造了文庙,每年春秋定期举行祭祀,阮朝历代君主亲自参加,仪式颇为隆重。因此可以说,阮朝前期是越南儒风最盛的时期。只是到了1885年,中法两国签订《越南条约》,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之后,越南传统文化的发展出现断裂,越南儒学才逐渐衰落。

        儒家文化自西汉元封年间开始传入交趾,到越南阮朝嗣德年间历时两千多年,对越南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越南的儒家文化,实际上是儒教化。然而,经过传播、整合、重构的越南儒学已不再是中国儒教文化的简单翻版,而是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总的来看,儒家文化在越南的整合和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儒家文化在越南的传播与整合,使越南形成了一种在内涵和形式上既属于儒家文化圈,又具有越南特色的古代文化。首先,作为儒家文化传播载体的汉字,成为越南沿用两千多年的官方文字,越南学者用汉字撰写了大量的哲学、宗教、经学、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著作,故汉字又被越南史学家誉为“越南的文化宝库”①。汉字在越南吸收以儒学为主的古代中国文化的进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儒家经典就是用汉字写的“四书”、“五经”。随着儒家文化的传播,汉字的使用日趋广泛。而且,儒学教育和科举制度的确立,使每一个受教育者都必须学习、掌握汉字。因此,古代越南称汉字为儒字②。与中国不同的是,在使用汉字作为正式文字的同时,越南人创造的“喃字”也在一定范围内使用。“喃字”是以汉字为基础,依照汉字“六书”中的会意、假借、形声等造字法,为记录越语而创制的一种方块文字。喃字本身即是汉文化在越南传播、整合的产物。

        在越南古代文学艺术作品中,孔孟之道、纲纪伦常是吟咏不绝的主题,其中隐喻和彰显的伦理道德都深深地打上了儒家思想的印记。被誉为越南最伟大的古典文学名著的《金云翘传》揭露、控诉了封建制度的黑暗,赞美自由和爱情,然而其主人翁形象却是按儒家正统观念来塑造的。越南古代学术更是深深植根于中国儒家文化土壤中,使越南成为古代东南亚学术文化最为发达的国家,涌现了一批著名的儒学家或以儒学为指导思想的史学家。黎朝学者黎贵淳仅经学方面的著作就有《四书略解》、《书经演义》、《易经层说》、《春秋略论》、《群书考辨》五部。黎朝史学家吴士连撰写的《大越史记全书》明显受到朱子《资治通鉴纲目》史学思想的影响,其据以编纂历史的原则是辨正闰,明顺逆,严篡弑之诛,并以上述原则作为判别人物忠奸顺逆的依据。在其行文或评论中还极力褒扬尊者、贤者与死节者,对伤风败俗者则加以谴责。朱子《资治通鉴纲目》扶纲常、植名教的特点在《大越史记全书》中也得到充分体现。

        2.随着儒家文化的传入,科举制度作为培养、选拔官员的基本制度在越南发展起来,延续了800余年。在这种制度下,“知识的占有与行使权力的权利密不可分,学识的多少成为人们要求国家官职的唯一确实的基础”③。在读书做官欲望的驱动下,成千上万的人竞奔科举,学习儒家文化。这对于提高整个越南民族的文化素养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同时应该看到,科举制传入越南后逐渐演变为一种应用范围极广的考试方法,其不同于中国科举制“唯儒生是考”的重要特点是儒、佛、道三教并试。李朝在1195年首次举办儒、佛、道三教考试,陈朝和黎朝都曾多次开三教考试。考试之法在黎朝被推广到更多的场合,有试僧道(1429年)、试教职(1435年)、试近侍官员(1448年)、免选试(1449年)、试东宫侍讲(1467年)、试官员子孙(1475年),甚至还有试宦官的(1739年)。儒、佛、道三教并试反映出佛教、道教在古代越南政治、精神领域中的重要地位,以及越南封建统治者在尊孔崇儒的同时对佛、道二教也相当重视和宽容,这一点与中国一向以儒教为政治、社会的领导中心和精神号召的情形不尽相同。尤其是佛教在越南的影响极为深远,越南立国初期的丁、前黎和李三朝更是仰仗佛教的支持得以执政,形成“帝与僧共天下”的局面。在越南,即使在儒学地位大大提高之后,对佛教也还是表示了相当大的敬意。在越南历史上,从未有过中国封建社会曾多次出现的“灭佛”举动。因此,有的学者认为“越南人最根本的宗教就是佛教”①。而儒学在越南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伦理和统治纲领发挥作用的。

       3.儒家文化在越南的传播和整合加快了越南社会封建化的进程,增强了越南封建国家的国力。与儒学一道进入越南的还有一整套中国式的社会政治制度和一些重要的经济制度。中世纪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文化,就像一剂强烈的催化剂,大大加快了越南封建社会发展的步伐。与同期中南半岛其它国家相比,越南的中央集权较为巩固,官僚机器运转自如,国内政局较为稳定,军队较为强大,文化教育较为发达,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在东南亚都居于前列。因此,经历代封建王朝东征西讨、灭占婆,并华英、南蟠,国家疆域从立国之初的红河流域扩展到湄公河三角洲,到18世纪末已控制了大致相当于今天越南的地域。

        值得注意的是,越南在积极吸纳中国文化的同时,还时时要表明越南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显示其引以自豪的大越民族主义精神,并不因文化认同而对其文化母国产生民族认同,儒家的忠君爱国思想大大强化了越南的民族意识。黎朝诗人阮的《平吴大诰》即充分反映了这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唯我大越之国,实为文献文邦。山川之土域既臻,南北之风俗亦异。自丁黎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虽强弱时有不同,而豪杰世未尝乏。”黎朝大儒黎贵忄享也宣称:“越邦肇启,文明无逊于中国。”②民族主义精神的高扬即是儒家文化在越南特定历史条件下被整合、重构的产物。

        4.由于越南封建王朝实施“教化”政策,儒家伦理深入民间,在尊崇儒学的社会风气熏陶下,普通老百姓虽没有条件学习儒家经典,但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遵循儒家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据西方传教士的报告,在17世纪交趾支那人民中普遍存在着儒教徒的行为,例如特别的贞节,独特的居丧行为等③。孝被视为百行之先,受到特别推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成为越南民谚。忠孝节义、三纲五常成为家喻户晓的伦理道德。儒家文化在民间已成为风俗习惯的一部分。

       儒家文化对越南的影响是复杂而深刻的。在越南封建社会的前、中期,它加快了越南封建化的进程,促进了越南古代经济、文化的发展。但到了越南封建社会后期,儒学所包含的一些消极因素,如压抑个性、轻视竞争、重义轻利、畏天知命、家庭本位等,已成为束缚社会进步的桎梏。特别是在19世纪阮朝时期,当时世界已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近代科学和文化迅速发展,而阮朝却大兴儒学,闭关锁国,排斥商品经济和外来的新科学技术,使越南文化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文化。近代,在中国维新派思想家和西方思想的影响下,越南儒生士大夫分裂为维新派和保守派两大派别。维新派开始公开批判儒学。例如当时流传的一首诗《悼腐儒》猛烈抨击了儒学,诗中写道:

       儒呀家喻户晓死死守儒如何成人?古呀弥漫各地苦苦守古到何时?人家为何天宽地阔?为何咱们在家里缩作一团?人家为何远走高飞?为何咱们挤在一起?人家为何是地球之主?咱们为何低头做奴隶①?近现代以来,随着西方殖民统治的确立和马列主义的传播,儒家文化在越南的影响大大下降。儒学所包含的积极因素,如爱国主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义节利等思想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在国家遭受侵略、民族受到奴役时,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而奋不顾身,前赴后继,这也是越南作为一个落后的小国始终未能被法国、日本、美国等西方大国征服的原因之一。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作为越南革命指导思想的胡志明思想中的爱国主义和革命道德观即来源于儒家文化传统。

        作为越南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家文化必将对越南的经济发展、现代化进程产生一定影响。事实上,战后日本的经济奇迹,尤其是60、7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已表明在儒家文化圈里实现现代化的现实性和有利因素。作为儒家文化圈中的一员,越南也有可能按类似模式建立起自己的市场经济并迅速实现现代化。越南官方已提出要按照新加坡模式发展经济,就说明了这一点。从目前迹象和今后发展趋势看,儒家文化传统将有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对越南现代化进程产生影响:

        1、儒家集权制和行仁政思想转换为一种国家导向的发展主义、威权主义政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为促进越南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众所周知,近30年来东亚一些国家经济迅速崛起的成功经验之一是从传统的儒家文化出发,找到了一种有别于西方自由放任式市场经济的新经济模式。儒家爱民如子、实行仁政的思想,在现代条件下的东亚社会中,发展成为实行相对集权、重视政府权力作用的“国家主义”发展模式。新的政治发展理论把这类不同于西方式的市场导向的政体称为“威权主义政权”。东方威权主义政权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功能是保持发展中的较高程度的政治稳定,增强社会内聚力,制定宏观经济计划,保证社会公平与福利等。而这种国家导向的发展主义在越南已初露端倪。越南自80年代中期以来,即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越共七大明确提出,越南“实行国家管理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由国家通过的法律、计划、政策及其它措施加以管理的市场机制”。从近年来的实践看,这种既利用市场的“无形之手”来自行调节经济运行,又注重国家宏观调控的“有形之手”在必要时进行适当干预的市场经济模式是比较适合越南国情的,收到了较好的成效。1991~1995年越南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率达8.2%。与此同时,越南强调坚持共的领导,不搞西方多党制,注意维护社会的稳定。因此,越南实现了向市场经济的平稳过渡,避免了在这一剧烈转换过程中出现社会动荡、经济混乱。这一点与中国的情况是比较相似的。

        2、儒家文化崇尚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亚洲“四小龙”也正是依靠这种精神力量为工业化创造和积累了必要的资金。节衣缩食,厉行储蓄,是“四小龙”强化内部积累的重要途径。而越南自1989年以来为吸引储蓄一直坚持实行高利率政策,政府按利率比月平均通货膨胀率高出一个百分点的公式来提高利率,使储蓄存款急剧增加。其储蓄率从199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上升到1994年的24%,储蓄存款从1990年的10700亿越盾上升到1995年的386500亿越盾。5年增加了34.2倍①,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贵的资金。

        3、儒家文化是一种个性特强的文化,但一个突出的优点是不排他,对于外来文化有巨大的包容性。这一点已为亚洲“四小”“天下之宝,一为我用”的对外开放中的“拿来主义”所证实。无独有偶,越南自1988年颁布被称为“亚洲最开明的投资法”以来,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外国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取得了显著成效。到1995年底,越南已批准外资项目1300多个,协议投资额达180亿美元。外国资金、技术的大量涌入,有力地促进了越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4、儒家重视教育和“有教无类,机会均等”的传统在越南转化为人们对子女教育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对人力资源的大力开发,成为人民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国家、政府的政策目标。因此尽管越经济落后且经历长期战乱,但其国民受教育程度在东南亚国家中是比较高的,有一支素质较好的劳动力大军。现在,越南已形成包括幼儿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以及成人教育在内的教育体系,全民识字率达85%。越南已成为亚洲国家中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之一这种重视教育的传统对提高劳动力素质和引进先进科学技术起了重要作用,并将继续成为越南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越南的现代化进程、经济发展模式将与儒家文化发生怎样的关系,现在还难下结论但可以预料,越南会找到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也许是把市场经济的优势与本国传统文化的长处结合起来的模式。越南有可能按“国家管理下的市场经济模式”实现其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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