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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武士道论视野中的中国儒学(二)
中国当代儒学网   2014-06-19 01:53:04 作者:唐利国 来源:《世界历史》2014年1期 文字大小:[][][]

 

日本武士道论视野中的中国儒学(一)

三、儒学普遍主义精神的解体

  井上哲次郎(1855—1944)是在近代日本提倡武士道最早、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在新与旧、外与内等各种因素相互激烈碰撞的过程中,如何建立和确保天皇制国家的自我认同和国民统合,是明治维新后历届政府所面临的重大课题。(40)井上的武士道论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套学说。笔者曾有文章论述:井上哲次郎之“抬高‘东洋’”,关键目标在于借助儒教复活传统道德;而且他并未满足于此,又试图进一步使日本在文化上“称霸‘东洋’”,为此而构筑了其武士道论。(41)

  对井上而言,儒学同样是其不可或缺的资源。因此,他的某些言论,形式上也秉持着某种普遍主义精神。比如,他批判福泽谕吉对儒学的批判,说:“即使支那灭亡,儒教中的真理的光芒永远不灭。”(42)然而,其貌似普遍主义的言论,不过是必要时的策略。其实,一切普遍主义思想,均被井上规定为某种特殊的日本精神的操作对象:“我国民精神不是只被动接受,而是有着同化的力量,使外来思想与自己合为一体。”(43)这种神秘的“我国民精神”被井上描绘成古已有之的东西,这显然是为了强调日本精神的形成早在中国文化传入日本之前。井上论道:“日本自太古以来,一直有着日本民族特有的性质、思想和感情。作为国家,天照大神的诏敕造就了日本民族成立的基础。这种好像是成了日本的脊梁骨的东西,可以说是大精神、大骨头的东西,自古以来一直存在。当儒教或者佛教一旦与其接触时,便不再是单纯的儒教、佛教。”于是,外来的思想文化都被井上降低为单纯的工具性的知识:“无论是儒教还是佛教,都是为了发展日本民族的特有精神的必要工具,即成为日本民族的大精神、大骨头的营养,使日本民族愈益发展壮大。这些东西全都同化于日本了。”(44)

  与山鹿和吉田依然立足于儒学不同,井上的武士道论最终归结到日本的神道。井上认为:“离开神道则日本的武士道其实无法成立。”(45)1942年5月,井上为自己监修的《武士道全书》写《武士道总论》,认为从山鹿素行到吉田松阴的武士道系谱,“可称之为皇道的武士道或者神道的武士道”,并强调:“本来武士道就是‘神之道’在战斗方面的表现,这在本质上是纯日本的东西。”(46)

  至于中国文化对日本思想的影响、儒学对武士道的影响,井上则尽量抹杀。比如,虽然他也认为:“到了德川时代,阳明学多少也影响了武士道。阳明学和武士道性质非常相似,有非常容易调和的地方。因此,阳明学派的人往往倾心于武士道,论述武士道,奖励武士道,这绝非偶然。”(47)但他却又特别批评另外一位著名的武士道论者新渡户稻造认为武士道接受了阳明学说的观点,声称“阳明学……与武士道的发展无任何关系”(48)。在淡化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编织日本自生的传统,即所谓武士道的传统的同时,井上也愈发肆意地贬抑中国本身。他继承并刻意凸显了山鹿和吉田的一个观点,认为朝代更迭是中国的缺点:“中国是革命之国,在这一点上不如日本(指日本皇室“万世一系”的神话),所以素行称日本为中华、中国、中朝。”(49)

  与山鹿和吉田进行中日比较的标准主要是忠诚问题相比,井上的评判标准是散乱而随意的。尽管经过种种修正,山鹿和吉田都还程度不同地秉持着儒家立场,而井上已经彻底丧失了儒学的普遍主义精神,却并未形成一种新的普遍主义。在他看来,所有的思想都只是为了满足某种实用目的的工具,他可以自由自在地根据自己贬抑中国的需要选择合用的比较标准。例如,他未经任何理论分析而直接把民族血统的“纯洁性”作为一个比较标准,声称日本民族是单一的,所以是纯洁的,而把中国历史上的多民族交错融合,看作是中国人的缺点所在:“支那有着四千年以上的历史,但是支那不是自古至今维持一个纯洁的民族性,屡屡有其他民族侵入。其中特别严重的是蒙古建立了元朝,满洲人建立了今日的清朝,民族有很大变化。日本历史上一次也没有这样的大变动,所以民族性比较纯洁地持续下来了……”(50)

结语:“他者”与“自我”的双重建构

  子安宣邦亦曾指出,正是因为“中国及其文化是日本及其文化成立的重大前提”,所以,“不通过对中国的彻底他者化,日本就无法主张其自立性”(51)。的确,日本人塑造其本民族自我认同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将中国及中国文化“他者”化的过程。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将中国“他者”化并不是这一过程的全部。日本民族主义的建构者,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也会将原属“他者”的内容悄悄地化为“自我”的一部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便是山鹿素行对原本属于“他者”的中国儒学价值观的处理。

  作为一名信奉儒学的武士,生活在17世纪日本的山鹿素行需要同时完成两个看似矛盾的任务:既要引入中国儒学的价值观,又要建构日本文化的主体性。山鹿并未试图否定近世日本人对儒学的某种抗拒情绪,而是通过创造性的重新解释,淡化其对于引入中国儒学的阻碍。他在将中国“他者”化的同时,也将儒学“自我”化。而这一操作得以进行的前提,在于其将中国与儒学原理的刻意剥离。山鹿声称,日本虽然没有孕育出儒学,却自古以来就比中国更好地实现了儒学的价值。于是,儒学价值观非但不是中国的专属之物,而且日本甚至拥有先占权。日本学习儒学,不是学习来自外国学问,而是复兴古已有之的传统。立足于儒学普遍价值,高度颂扬古代日本,这构成了山鹿言论的基本特点。其日本中朝主义并非独立于儒学的价值体系,是从属于儒学普遍价值的日本特殊论,日本的特殊性仅仅在于其事实上(尽管是充满虚构的事实)的特殊性。也正是因此,山鹿并未特别厚诬中国,其贬低中国、抬高日本的言论仅限于为了方便将儒学引入日本。对山鹿而言,“他者”的自我化,成为建构“自我”的必要前提。

  到19世纪中期的日本,内忧外患一时俱来,吉田松阴急于解决眼前的危机,并将希望寄托于摆脱儒学,提倡基于日本特殊主义的国体论。对山鹿而言,中国圣人之道=普遍绝对的道=日本上古神圣之道;对吉田而言,中国圣人之道不再是普遍的道,而是与日本国体即日本之道同格并列的不同的东西。山鹿是在承认中国和日本共通之处的前提下,试图论证日本在事实上更加优越,而吉田则从一开始就试图强调中国和日本之间有着不同的价值原理。然而,借助普遍主义的儒学,建构特殊主义的日本民族主义,这导致了吉田思想中有着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矛盾。其国体论已经开始尝试挣脱儒学,但是儒学价值观依然制约着他的思考,其知识理性和政治目标有着难以统一之处,充分体现了思想转型期的过渡性的特点。尽管如此,吉田毕竟在建构日本民族的自我认同的方向上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山鹿只是在事实的层面上抬高日本,吉田则尝试在“道”的层面上抬高日本。与此相应,在建构甚至虚构中国这个“他者”的方向上,吉田也是一个重要的起点,成为近代日本蔑华思想的重要源流。而山鹿本来主要是批判日本人的慕华思想。

  从近世武士道论者的代表山鹿素行,经过幕末过渡时期的吉田松阴,发展到近代武士道论者的代表井上哲次郎,日本武士道论者的儒学观、中国观至此完成了其最终形态。井上作为近代日本官方意识形态的代表性论客,无论外来思想,抑或传统思想,都是将其作为一堆零散的部件,根据自己的需要而随意取舍组合。儒家普遍主义的丧失,与本民族自利主义的泛滥,使得井上为服务于日本扩张主义的需要而更加肆意地污蔑中国。中国文化这一无法回避的“巨大的他者”,先是被利用,而后又被抛弃。“他者”与“自我”的双重建构,最终演变为双重的“虚构”。然而,通过贬损“他者”而建立起来的这个近代日本的“自我”,却在不知不觉间彻底丧失了残存的普遍主义精神,丧失了“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最后的可能性。

注释:

  ①子安宣邦著,赵京华编译:《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②荒野泰典:《近世的外观》,朝尾直弘等编:《岩波讲座日本通史》第13卷近世(3),东京1994年版;桂岛宣弘:《思想史的19世纪——作为他者的德川日本》,东京1999年版;桂岛宣弘:《宣长的“外部”——18世纪的自他认识》,岩波书店编:《思想》通号(932),2001年12月;韩东育:《“道统”的自立愿望与朱子学在日本的际遇》,《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韩东育:《关于东亚近世“华夷观”的非对称性畸变》,《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3期;韩东育:《“华夷秩序”的东亚构架与自解体内情》,《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韩东育亦曾考察兰学影响下的日本的中华观,认为兰学构成了近世日本“去中华”的由绪,韩东育:《两种“实学”的相遇与江户日本的“去中华”由绪》,《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8期。此外尚可参考黄俊杰:《论中国经典中“中国”概念的涵义及其在近世日本与现代台湾的转化》,《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3卷,2006年第2期;张昆将:《日本德川学者的“夷夏之辨”思想论争内涵及其转变》,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从周边看中国》,中华书局2009年版;赵德宇:《近世:日本知识界的中国观》,莽景石主编:《南开日本研究2011》,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等等。

  ③可参考刘长辉:《山鹿素行:“圣学”及其展开》,东京1998年版;中山广司:《山鹿素行研究》,京都1988年版;玉悬博之:《山鹿素行的历史思想——其历史世界与日本历史像》,日本东北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日本思想史学研究室编:《日本思想史研究》通号27,1995年;玉悬博之:《素行历史思想的核心构成——以其神代观为中心》,日本文艺研究会编:《文艺研究》通号137,1994年。

  ④田原嗣郎:《山鹿素行与士道》,田原嗣郎编:《日本的名著12山鹿素行》,东京1971年版,第37页。和辻哲郎:《日本伦理思想史》下,东京1990年版;相良亨:《武士道》,东京1968年版;坂下敏子:《山鹿素行的士道论》,大阪大学文学部编:《待兼山论丛(日本学)》(18),1984年;多田显:《素行学的本领一山鹿素行的社会经济思想研究序说》,《千叶大学教养部研究报告》1973年12月(A·6);内山宗昭:《山鹿素行的教学观——以武教的成立为中心》,《工学院大学研究论丛》1989年(27)等。总之,据前田勉总结,日本学界的通说是:山鹿素行出于武士的意识,不能接受“中国读书人官僚”的学问朱子学,而发展出自身独特的“武门之学问”,前田勉:《近世日本的儒学与兵学》,东京1996年版,第140—141、135页。

  ⑤广濑丰编:《山鹿素行全集思想篇》第1卷,岩波书店1941年版,第500页。

  ⑥广濑丰编:《山鹿素行全集思想篇》第5卷,岩波书店1941年版,第25页。

  ⑦广濑丰编:《山鹿素行全集思想篇》第4卷,岩波书店1941年版,第27页。

  ⑧山鹿素行:《配所残笔》,田原嗣郎等编:《日本思想大系32山鹿素行》,岩波书店1970年版,第336—337页。

  ⑨广濑丰编:《山鹿素行全集思想篇》第11卷,岩波书店1940年版,第319页。

  ⑩《山鹿素行全集思想篇》第5卷,第45—46页。

  (11)《山鹿素行全集思想篇》第5卷,356、358页。亦有学者认为山鹿强调诡道,因而和朱子学的王道对立,前田勉:《近世日本的儒学与兵学》。其实山鹿认为诡道属于霸术,在符合王道的前提下,方可运用。

  (12)广濑丰编《山鹿素行全集思想篇》删掉了这段话,应是为了迎合近代日本盛行的皇国观念。转引自村冈典嗣:《大教育家文库6素行·宣长》,岩波书店1938年版,第128页。

  (13)广濑丰编:《山鹿素行全集思想篇》第13卷,岩波书店1940年版,第42页。

  (14)《山鹿素行全集思想篇》第13卷,第21页。

  (15)村冈典嗣:《素行·宣長》,岩波书店1938年版,第130页。另请参考和辻哲郎:《日本倫理思想史》下,《和辻哲郎全集》第13卷,岩波书店1943年版,第199—200页。

  (16)田原嗣郎等编:《日本思想大系32山鹿素行》,第340页。

  (17)唐利国:《论吉田松阴对山鹿素行武士道论的重新解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18)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陰全集》(定本版)第3卷,岩波书店1934—1936年版,第99页。

  (19)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陰全集》(普及版)第2卷,岩波书店1939—1940年版,第197—198页。

  (20)《吉田松陰全集》(普及版)第1卷,第249、287页。

  (21)《吉田松陰全集》(普及版)第2卷,第203页。

  (22)《吉田松陰全集》(定本版)第3卷,第100页。

  (23)《吉田松陰全集》(定本版)第1卷,第336页。

  (24)吉田松阴著、广濑丰校订:《讲孟余話》,岩波书店1983年版,第84页。

  (25)《吉田松陰全集》(定本版)第4卷,第13—14页。

  (26)吉田松阴:《讲孟余話》,第16—17页。

  (27)《吉田松陰全集》(普及版)第3卷,第548页。

  (28)吉田松阴:《讲孟余話》,第16页。

  (29)津田左右吉:《支那思想と日本》,岩波书店1938年版,第66页。

  (30)《吉田松陰全集》(普及版)第3卷,第513页。

  (31)吉田松阴:《讲孟余話》,第272—273页。

  (32)《吉田松陰全集》(普及版)第3卷,第528页。

  (33)《吉田松陰全集》(普及版)第3卷,第140页。

  (34)吉田松阴:《讲孟余話》,第274页。

  (35)古田松阴:《讲孟余話》,第54、25—26页。

  (36)《吉田松陰全集》(定本版)第2卷,第503页。

  (37)《吉田松陰全集》(定本版)第3卷,第10、22页。

  (38)《山鹿素行全集思想篇》第11卷,第296页。

  (39)《吉田松陰全集》(定本版)第3卷,第65页。

  (40)关于井上哲次郎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其哲学思想、儒学史研究以及国民道德论等方面,如:卞崇道:《论井上哲次郎儒学观》,《东疆学刊》第21卷,2004年第3期;陈玮芬等:《明治儒学的意识形态特征:以井上哲次郎为例》,刘岳兵主编:《明治儒学与近代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中村春作:《作为近代“知”的哲学史——以井上哲次为郎为中心》,日本哲学史论坛编:《日本的哲学》第8卷,2007年12月;矶前顺一:《井上哲次郎的“比较宗教及东洋哲学”讲义——明治20年代的宗教与哲学》,岩波书店编:《思想》通号942,2002年10月,等等。

  (41)唐利国:《论井上哲次郎的武士道论的成立》,《历史教学》(高校版)2008年第16期。

  (42)井上哲次郎:《武十道并及〈瘠我慢説〉》,秋山梧庵编:《现代大家武士道丛论》,东京1905年版,第67页。

  (43)井上哲次郎:《武士道并及〈瘠我慢説〉》,第62页。

  (44)井上哲次郎:《勿忘我祖国本来之主义》,秋山梧庵编:《现代大家武士道丛论》,第454、456页。

  (45)井上哲次郎:《文明史上所见日本战捷之原因》,见秋山梧庵编:《现代大家武士道丛论》,第358页。

  (46)井上哲次郎:《武士道的本质》,东京1942年版,第40—41页。

  (47)井上哲次郎:《文明史上所见日本战捷之原因》,第357页。

  (48)井上哲次郎:《日本古学派之哲学》,富山房1902年版,第124—125页。

  (49)井上哲次郎:《武士道的本质》,第29页。

  (50)井上哲次郎:《文明史上所见日本战捷之原因》,第346页。

(51)子安宣邦著,赵京华编译:《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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