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河东学术发言：一代大儒王通的历史文化地位和贡献

8月26-27日，中华孔子学会2017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保定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是“生态、生活、生命――儒家经典与生命哲学”，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华孔子学会、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北京孔庙与国子监博物馆、浙江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河北大学等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有关单位的近七十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北京儒学书院院长、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会长柳河东教授在研讨会上做了《一代大儒王通的历史文化地位和贡献》学术发言。

柳河东教授首先用简洁的文字评述王通：隋代大儒，河东郡龙门（今山西万荣）人，效法孔子，周游讲学，著书授徒，开山立派，传道兴教，致力于复兴儒学、光大儒门和推行王道仁政，被尊为“文中子”，为儒家文化和中华文化传承发展做出了里程碑式的巨大贡献。 

关于其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地位与贡献，柳河东教授通过五方面进行了系统析评：

    一、复兴儒学，承传周孔道统

“文中子曰，王道难行也。吾家顷铜川六世矣，未偿不笃于斯......服先人之一，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王通祖上数代崇奉周孔之道，可谓书香门第，家教积深。他从小就立下“一等志”，做“一等人”，追慕周公，崇效孔子，以弘光儒学，振兴王道，治平天下，造福苍生为己任。

“余小子获睹成训，勤九载矣”。王通十岁左右就常与父亲王隆探学问道，谈论国事。在父亲指导下，很小年纪就效仿孔子著《春秋》作《元经》。十三岁时，秀才高第，“年十五为人师”，成为乡里知名的“小先生”。

“安得圆机之士，与之共言九流哉！”王通十七岁时，便离乡求学，负笈周游，结交志士，特别是下工夫拜访名师，博学精进，受《书》于东海李育，学《诗》于会稽夏典，问《礼》于河东关子明，正《乐》于北平霍汲，考《易》于河东王仲华......打下坚实经学功底和学术根基。

自东汉末曹魏弃儒崇法以来，佛、道兴起，玄学盛行，儒门淡泊，儒林不振，近四百年中国持续动乱，刚刚建立的隋朝亦危机四伏。王通以儒门传承与振兴人自许、自任、自励，守护儒家道统，传承儒家文脉，力图推行仁政礼制，挽救因道德危机而导致的巨大社会危机，实现王道理想、周孔之志，当时就有“王孔子”之美称，更获得“河汾道统”之美誉。

二、因应时变，发展政治儒学

隋朝建立，中国社会正处于从农奴制为主导的经济向自由租佃地主制为主导的经济转变，经济基础巨变，社会急剧转型，加之政治腐败，政权极其不稳，新建起的大一统王朝随时有大厦将倾之危。

“子在长安，杨素、苏夔、李德林皆请见。子与之言，归而有忧色。”当时，王通在长安，楚国公杨素，通议大夫苏夔，内史令李德林三大重臣在长安一一会见王通。门人退，王通琴《荡之什》，门人皆泣下沾襟。王通忧国忧道，关切时政之感人情状由上可见。当时朝政之弊王通亦洞若观火。

王通因应时代变化，顺应时代要求，摒弃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取佛、道之优长，挺立中道，强调王道，力兴仁政礼制，提出了以“道”和“理”为核心的新思想，开创了以关切时政、经世之用，中道为本、王道为圭，仁义为本、礼乐为制的“河汾之学”，创新发展了孔子奠基、卜子开创的政治儒学。

王通详尽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分析当时政治形势，提出系统的治国方略，著成《太平十二策》，并进京向隋文帝杨坚面陈。王通认为，隋朝统一了天下，应当“推仁义之策，兴礼乐之制”，不仅能收当下安邦定国之效，而且可使王朝长治久安。

三、三教可一，奠基盛世文基

针对魏晋以来，佛、道文化兴起的现实，王通第一个站在儒家立场上提出“三教可一”，以开阔大气的学术气量与文化胸襟，主张以儒学为主体，兼融佛、道二教，取二者之优长，改造、提升和发展儒学。并出入佛、老，将老子、释迦牟尼与孔子并举，同称圣人，打开门户，为结束三教长期以来相互交恶攻伐，形成大唐“尊儒、崇道、礼佛”兼容并包的盛世政治文化方略发了有力先声、做了重要奠基，也为影响千年、福及中国的理学思潮形成做了先驱准备。

王通大批杰出的学生、弟子、门人及志同道合的好友同仁，后来在初唐政治舞台、文化战线上取得了许多了不起的地位和成就，将王通的“三教可一”及其新政治儒学思想主张带进了唐朝，为贞观之治、大唐盛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政治文化奠基性贡献。

柳河东教授认为，今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治文明开创了“三权鼎立与共治”经验，而一千多年前的贞观帝国则开创了“三教鼎立与共治”的政治文明成功经验。大唐初建，三种势力最大：一是以关中士族为主的旧贵，二是瓦岗义军和追随李世民成功发展壮大的新贵，三是北方游牧支援联盟。三部分人大体上分别信奉儒学、道家、佛教文化。贞观盛世的形成有诸多历史原因，而以“三教可一”形成的政治文化之治理，亦当功不可没。

今天我们面对基督教、伊斯兰教强势发展、三千年未有之变的现实，“六教可一”、或“九教可一”的政治宗教文化之治理方略，或许是王通“三教可一”智慧留给今天我们的启示。

四、兴教育英，缔造河东学派

山西南部一带，秦时设“河东郡”，史称河东。河东大地，大儒层出，如：孔门大贤卜子夏、诸子思想集大成者荀况，“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宋初三先生”之一孙复，“道学六先生”之一司马光，著名理学家和政治家薛瑄等，形成了蔚为大观的“河东学派”（又称“河汾学派”）。而王通对河东学派的创立、形成、缔造做出了重要奠基，有开山之功。

王通在现实政治上未能得志，他将全部心力投入到治学、著书、立说、讲经、传道、授徒、育英上。“文中子以太平之策十有二篇干隋文帝，不遇，退居河汾之间，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九年而《六经》大就。”

他因材施教，分门授学，“门人窦威、贾琼、姚义受《礼》；温彦博、杜如晦、陈叔达受《乐》；杜淹、房乔、魏征受《书》；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诗》；叔恬受《元经》；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备闻《六经》之义”。

他精心为教，海内求学者纷至踏来，鼎盛时从教者多达千余人，有“河汾门下”之称。王通不仅学生、弟子、门人众多，还聚集和结交了许多同志、好友、名流。“唐太宗贞观之初，精修治具，文经武略，高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温、王、陈辈，迭为将相，实永三百年之业，斯门人之功过半矣”。

柳河东教授认为，这些大唐重臣在其青年成长的关键时期，深受王通凌霄志向、高洁人格及注重经世之用、崇尚王道理想的“河汾之教”之熏习、影响，树立了高远人生理想，打下了扎实经学根基，开启了人生大慧，为日后迭为贞观功臣奠定了坚实的人生基础。

五、名齐荀老，位尊五子之一

　　“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著名启蒙读物《三字经》将王通列为诸子百家的五子之一，与先秦大家老子、庄子、荀子及扬雄齐名并称。且《三字经》言简意赅、惜字如金，其他四大家仅用一字，而王通用了三字，足见后人对王通的推崇。

王通在世时，众弟子就将他奉为“至人”，称“王孔子”。病世后，门人由《易经·象传》“黄裳元吉，文在中也”私谥他为“文中子”。程颐评赞王通在荀卿和杨雄之上。陆九渊将王通与荀子、杨雄、韩愈以四子并称。明代王阳明评赞王通是远超韩愈等人的“贤儒’。嘉靖九年，王通入祀孔庙。后世更有“河汾道统”之誉，充分肯定了他在隋唐儒学传承、变革、发展中的重要历史地位。

柳河东教授认为，王通一生短暂，但却光俊无比。生前，虽在现实政治上未曾得志；世后，他的思想和衣钵传人却影响了一个盛世。他胸怀王道，以君子理想人格为标，力图扭转时代道德危机，坚持“君子不受虚誉，不祈妄福，不避死义”，勤敬律己，不仅行教乡里庶人，而且吸引数以千计的时代英才不远千里而来，“门人对问，如日星丽焉”，盛况一时。他象强磁场一样吸引和影响了一个时代，足显其深厚的德行修为和强大的人格魅力。

综上所述，柳河东教授认为：王通实为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的一代大儒，堪称中国历史文化上一个丰碑式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