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与道德崩盘比股市、经济崩盘更可怕，更难以修复。”柳红军先生认为，诚信建设的首要任务在于信仰与道德重建。

全社会应形成“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合力，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中华美德，光大人文精神，使“己所不欲，匆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义价值重回现代中国，避免“互害型社会” 现象的漫延和加剧。

柳红军先生做客太原市科技局道德讲堂

 山西省儒学会会长柳红军讲《儒家文化与诚信建设》

   10月13日，太原市科技局组织机关与所属单位干部学习，邀请国学名师、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会长、太原市儒学促进会会长柳红军先生做客“道德讲堂”，做《儒家文化与诚信建设》专题讲座。

柳红军先生用开阔的历史视野、丰厚的经学素养为大家讲述了儒家文化的发展历史、价值体系、重要义理之后，着重讲解了儒家文化中的诚信理念、古代实践经验，深入部析现代社会失信危害及其原因，提出当代儒学关于诚信建设的思考与对策。

在讲座中，柳红军先生指出，“信”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价值、理念、主张，也是历代儒者积极倡导、孜孜以求、身体力行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经过长期历史发展与积淀，成为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德目、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在《论语》中，“信”字出现次数高达38次。孔子认为信之于为人极其重要，人若不讲信，则无法行于世，无法立于世，“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民无信不立。”

他认为，诚与信连用就是指不自欺、不欺人，表里如一，言行相符，诚实无伪，恪守信用。诚信不仅为儒家圣贤所推崇，也为历代政治家及普通老百姓所重视，诚信不仅成为人们立身处事的基本原则，而且上升为立国之本，兴业之宝。战国著名政治家管仲讲，“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贞观政要》专列《诚信》篇，大唐宰相魏征强调，“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

柳红军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商业社会关于诚信与利益的关系集中体现在义利之辩上，儒家把“义”做为衡量人们经济行为及所得利益即“利”是否正当合理的基本道德准则。儒家主张“贵义轻利”，“先义而后利”、“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恪守不取不义之财，不谋不义之利。古代商业中使用的是16两秤，秤杆上刻有16颗星，最后三颗星分别叫做福、禄、寿，缺人一两称缺福，短人二两会短禄，宰人三两则要折寿。而幸福、钱禄、长寿是人人珍贵的愿望与祈求，抓住人们普遍的心理趋向，以有效督促商家不敢缺金短两，这是诚信伦理在中国古代商业中的智慧强调和生动实践。

柳红军先生通过常家、乔家等生动的晋商案例分析，指出：明清纵横亚欧数千里，称雄商界数百年的晋儒商们所取得的持续辉煌商贸业绩、票号业绩，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对“以义制利”、“义利统一”、“信义值千金”理念的忠诚秉持。诚信对客户，诚信对国家，诚信对职员，诚信对东家，树起了金字招牌，赢得了财源滚滚，实现了汇通天下和富过三代基业常青。

在列举了因现代企业失信给社会造成的方方面面巨大损失后，他分析企业失信主要原因有二：第一，社会巨大转型过程中，法制不健全，法律执行不力，政府监管不到位。第二，百年来传统优秀文化多次受到毁灭性冲击，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导致重商主义、功利主义的抬头与发展，价值紊乱，信仰缺失，道德下滑。

“信仰与道德崩盘比股市、经济崩盘更可怕，更难以修复。”柳红军先生认为，诚信建设的首要任务在于信仰与道德重建。

他认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八字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是诚信体系的国家文化保障；“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八字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是诚信体系的社会文化保障；“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八字公民层面的价值准则是诚信体系的个体文化保障。而“己所不欲，匆施于人”八字儒家义理是全社会诚信文化根基所系。

他呼吁，全社会应形成“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合力，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儒家文化，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中华美德，光大人文精神，形成强大的优良价值导向，使“己所不欲，匆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义价值重回现代中国，避免“互害型社会” 现象的漫延和加剧。

他建议，当代企业应向中国古代成功的明清儒商学习，积极弘扬中华民族“诚信”美德，构建“以义为上”、“以义制利”、“义利统一”的当代儒商诚信文化和企业信义伦理：一、以义制利，取利以义。二、见利思义，分利和义。三、以义生利，义利相成。

最后，柳红军先生倡导诚信建设应从每个自我做起：以补课的心态，自觉加强儒学修习，涵养心性，力修仁德，“克己复礼”，提升道德自律，自觉遵守和维护现代社会“规矩”，做一个有格局、有境界、充满正能量的诚信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