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儒家学说及其地域性展开学术研讨会代表合影
太行山以西，黄河之东滨，汾河从中穿过的一方厚土，古称“河东”。河东大地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圣贤大儒层出，所形成的河东学派，或称河汾学派，在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独俱特色和影响力。
2020年9月26日，中华孔子学会2020年年会暨“孔子和儒家学说及其地域性展开”学术研讨会在四川成都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教育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湖南大学等高校、科研和文化教育机构的知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中国儒学年鉴社副社长兼常务副总编、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会长、曲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柳河东先生出席会议，提交论文《论河汾道统与河东儒学》，并作了学术发言。现将其论文纲要与发言要点摘录如下：
一、大河之东：中华文明摇篮和儒家文化发源地
太行山以西，吕梁山以东，中华母亲河黄河之东滨，山西母亲河汾河从中穿越而过的一方美丽肥沃厚土，古称“河东”。
狭义“河东”，指山西南部一带，今山西省运城、临汾两市。秦时曾设置河东郡，由23县组成；新中国成立后曾置晋南行署。
广义“河东”，指晋陕黄河大狭谷以东，今整个山西境内，唐宋时曾设置河东路、河东道。
河东大地，依山傍水，位于北纬35-40度，气温适中；又有著名盐池——解池提供的生命之盐，是中国先民们理想的栖身立命之地。河东垣曲县寨里中华曙猿化石的发现，推翻了世界上许多古生物学家坚持“高等灵长类起源于北非地区” 的论断，将人猿进化向前推进了500万年。河东芮城县境内西侯渡遗址的发现，把人类用火的历史推前到180万年。河东新石器遗址已发现400多。
传说中的中国最早造人女神、华夏之母——女娲出生在河东（今运城万荣），黄帝在其出生地首开祭祖之坛。约公元前2600多年前，黄帝在古河东地区大战蚩尤，平息了中国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部落战争，控制了盐池资源，抚万民得以安宁。
史传尧、舜、禹都建都于河东，即“尧都平阳(今临汾)，舜都蒲坂(今永济)，禹都安邑(今夏县)”（《汉书?帝王本纪》）……
许多考古学家断言：河东是华夏文明的摇篮。正如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所说：“晋南地方是当时的‘帝王都所’。‘帝王都所’曰‘中’，故曰‘中国’，而‘中国’一词的出现正在此时。‘帝王都所’意味着古河东地区曾经是华夏民族的先祖创建和发展华夏文明的活动中心。”这位考古学家还进一步指出，晋南这块地方至今保留“远至7000年前到2000余年前的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直根”。
运城市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2处，在全国地级市里排名第一。山西省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31处，数量位居全国之首。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评选认定受地区之间平衡因素的影响，实际上这两个数字要大得多。岁月沧桑的无情，亦然难掩此方土地历史文化无与伦比的丰沃。两个全国第一，足以无可争辨地证明这里称为“华夏直根”“中华正脉”绝非妄言。
二、河汾道统：4000余年儒学传续绵延不绝
太行、吕梁两山护佑，黄、汾两河滋养，河山呵护，钟灵毓秀，河东大地历史悠久，文脉深厚，人文荟萃，圣贤大儒层出，在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形成了独俱特色和影响力的河东学派，或称河汾学派。在河东这块神奇的厚土上，作为中华文化核心与主脉的儒家文化，自尧舜起4200余年来，表现出来强健的生命力，不绝如缕，脉络清晰，大儒层出，一一可案。
（一)原始儒学期——儒学开源：尧舜禹于此建都、尧舜之道开启
唐代大儒韩愈提出儒家道统说，将“尧、舜、禹……”列入儒家道统传承谱系。
孔子与历代大儒对尧、舜、禹三大圣帝明王推崇备至。
《中庸》讲“仲尼祖述尧舜......”，说明尧舜之道是儒家文化的源头活水。
“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说明尧舜禹建都和主要活动之地古河东大地，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
（二）先秦儒学期——河汾学派奠基：卜子西河兴教、荀子学集大成
孔子著名弟子、七十二贤之一、河汾学派的奠基人——卜子夏，春秋末年晋国人，孔子逝后，卜子在孔墓守孝三年之后来到魏国西河（现山西运城河津）讲学，为河汾学派的形成做了重要奠基。逝后葬河津市东新村村南，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河东公”。
有“先秦最后一位大儒”之誉、先秦诸子思想的集大成者——旬况，赵国（今晋南）人，先后在燕、齐、赵、秦、楚等国从政或讲学，曾为稷下学宫最出色的领袖，盛极一时，为儒学的传承与光大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汉唐经学期——河汾儒学发展：武圣民间信仰、文中子兴教、柳子厚会通
儒家武圣人、儒学忠实践履者——关公，东汉末河东郡解县常平里（今运城市盐湖区）人，与孔子称为“文武二圣”，列入国家祀典，民间对关公的崇奉更是到了极至，曾经村村建有关庙。关羽虽未留下宏言阔论，但他喜读《春秋经》，出色实践了儒家学说。
“五子”之一、提出“三教可一”的理学先驱、文中子——王通，隋河东郡龙门县（今山西万荣）人，谥“文中子”，“年十五为人师”，挺立儒家王道理想，开创了“河汾之学”，有“王孔子”、“河汾道统”之美誉；在三字经中，与老、庄、荀、杨并称为“五子”。
“唐宋八大家”之一、大唐文儒——柳宗元，字子厚，祖籍蒲州解县（今运城解州），倡导“文以明道”，在文学与思想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与韩愈并称“韩柳”。“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主张致用，援佛入儒，开创了儒学开放兼容的优秀学术品格。
（四）四朝理学期——河汾儒学形成：
“宋初三先生”之一、北宋理学家、教育家——孙复，字明复，北宋晋平阳（今临汾）人，长期在泰山讲学著书立说，世称“泰山先生”，与胡瑗、石介并称三先生。著有《春秋尊王发微》《春秋总论》，主张“道统论”，专重六经义理，对宋代理学有开创之功。
“道学六先生”之一、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字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因其祖籍涑水之乡，又称“涑水先生”。与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被朱熹称做“道学六先生”。提出人性“善恶兼有”说，儒家道统论推崇荀、杨，所编《资治通览》对中国古代政治影响巨大。
明代著名理学家、教育家和政治家、明代河东学派创始人——薛瑄，字德温，号敬轩，谥文清，山西河津县平原村（今属万荣县）人，为官爱民清廉刚正，被誉为理学明臣；著述丰富，有《文集》《理学粹言》《从政名言》《策问》等；改造发展理学，强调“学贵践履”，有“实践之儒”之称；创建河东学派，成为显学，并促进关学中兴。
明末清初社会活动家、思想家——傅山，太原府阳曲县（今太原北郊）西村人，字青竹，后改青主，别号颇多，如朱衣道人、啬庐、侨松等。终生坚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品格和气节，实践儒家君子人格；研究子学，独辟新径，成为清后研治诸子的开山鼻祖；勤奋进取，博学多才，“六艺”皆精，在清初诸儒中，无出其右者。
三、河东儒学
（一）学术贡献
1.坚守根本，传承儒家道统
河东先贤大儒无一不坚守传承尧舜道统、周孔统绪、圣贤义理、儒学精髓，为家国天下修齐治平，精心营造和守护着儒家文化的精神家园。
2.兼收并蓄，创新发展儒学
荀子在儒学哲理上多有创造性贡献：提出“性恶论”和“化性起伪”说；提出 “人之所以为人者”、“人之异于禽兽者”就是人“能群”而动物不能“群”的“明分使群”说；提出明于“天人之分”，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从理论上对天给予自然解释，即天就是客观现实的自然界、实在的物质世界；提出了“形具而神生”说，即人的认识是在形体的基础上产生、从感觉开始的认识论；在逻辑提出“制名以指实”。
王通第一个站在儒家立场上明确提出“三教可一”，主张以儒学为主体，兼融佛、道二教，取其长以改造发展儒学；去除两汉以来以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为中心的天命史观，构建了一个与理学十分接近的新的思想体系，为理学思潮形成做出了重要奠基。
柳宗元主张兼综百家，提倡陆淳学派重“会通”的治学方法，反对“党枯竹，护朽骨”，不墨守成说，兼取诸子百家，对待异质文化不像韩愈那样简单排斥佛，主张取其“韫玉”以佐“吾道”，表现不主宗一家、融会贯通、兼容并蓄的大家风范，强化了儒家文化开放、兼容的优秀学术品质。
孙复主张“道统论”，专重六经义理之说，开启了后世宋学即理学敢于突破前人旧说的先风，对宋代理学有开创之功。
司马光人性论上坚持中道，“尊杨而抑孟荀”，发挥杨雄“性善恶混”思想，提出了人性“善恶兼有”说；儒家道统论方面主张开放包容，推崇荀、杨，与宋儒贬杨、荀形成鲜明对比；对理学有开创发展之功。
傅山研究子学，冲破宋明以来重理的羁绊，一反清初一般学者以经学为中心的研究范围，独辟研究子学的途径，开拓了新的学术研究领域与风格，成为清之后研治诸子的开山鼻祖。
3.经世致用，发展政治儒学
卜子夏提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发展了政治儒学，被尊为国师，帮助魏文侯率先称雄。
荀子治学上注重广取博采，集先秦诸子思想之长，充实改造发展儒学，而成时代大成；提出“隆礼重法”思想，主张儒法相合致用于现实政治，发展了政治儒学。
柳宗元从青年时代就立下了“辅时及物”、“兴功济世”的理想，以实践圣人之“道”自任，“惟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并满怀热情地去见诸实践，参加了“永贞革新”。与韩愈共同倡导古文运动，主张“文以明道”，不赞成墨守章句、死背教条以矜世取誉，特别强调不重章句通经以致用。
司马光做为一代名臣的政治实践，及其所主编千余年来几乎成为中国政治标准参考书的《资治通览》，有力地推动了政治儒学的发展。
薛瑄改造发展理学，推动实学兴起。适应时代要求，对朱熹理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造，强调“学贵践履”，学以致用，确立了系统的实学理论和学风，对明代实学思潮的兴起，起了直接的先导作用，有“实践之儒”之称。他从政讲求重民、爱民，“以爱人为本”，清廉奉公，刚正不阿，光明俊伟，成为受时人称道的直臣、一代理学名臣，官至南京大理寺卿、北京大理寺卿、通议大夫、翰林院学士、左侍郎，推动了政治儒学的发展。
傅山坚持仁人义士气节，实践儒家君子人格理想。为表示对清廷剃发的反抗，出家为道，身着红色道袍，自号“朱衣道人”，别号“石道人”。朱衣者，朱姓之衣，暗含对亡明的怀念；石道者，如石之坚，意示决不向清朝屈服。与顾炎武结为同志，组织反清机构。拒授康熙帝的“内阁中书” 之封，表现出仁人志士“尚志高风，介然如石”的品格和气节。
4.立学兴教，光大儒学教育
卜子在西河讲学，从教者300余人，有魏文侯、吴起、李悝、公羊高、谷梁赤、段干木等诸多历史名流，为河汾学派的形成做了重要奠基。
荀子先后在燕、齐、赵、秦、楚等国从政或讲学，育人传教。在稷下学宫被尊“最为老师”，“三为祭酒”，成为稷下学宫的领袖。
王通缔造了河汾学派，鼎盛时从教者多达千余人，其门人、同道迭处卿相要位，如房玄龄、魏征、李靖、杜如晦等，大唐王朝“三百年之业，斯门人之功过半矣”。
孙复长期在泰山著书立说，讲学不辍，传道不懈，世称“泰山先生”，培养出众多优秀学生，其门下多贤良之士如石介、文彦博、范纯仁等。
薛瑄创建了明代与王阳明为首的姚江学派相并重的两大主要流学派之一河东学派。初时，其弟子及从游答问者七十余位。后来其门生发展遍及四方，成为影响巨大的显学，获得广泛的崇奉和追随，被誉为“薛夫子”。同时，薛瑄还促进了关学中兴，关学的许多学者从学于薛瑄，尤其是关学集大成者的吕楠，既是薛氏后学、河东学派的重要学者，又是关学中兴的著名人物。
（二）学术特色
河东先贤大儒在治学与学术上形成了独俱特色的河东儒学、或河汾儒学，其特点可归纳总结以下30个字：
1.崇尧舜，尊周孔
崇尚、尊守尧舜周孔之道。
2.尚王道，倡仁政
崇尚和倡导以“仁民爱物”“以民为本”为基本价值追求的王道仁政。
3.主兼容，尚和合
河东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舞台，河东人在学术上自然呈现出比其他地域更强的包容性、开放性，无论是王通提出“三教可一”，还是柳宗元的不主一宗，纳佛入儒，亦或司马光赞荀、杨等等，我们都可从中看出这种不盲目排斥异质文化、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优秀学术品质和胸襟。
4.强致用，重实学
强调学贵践履，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求实务实，立功重于立言，几乎是河东先贤大儒的共识与共范，无论是出侯拜相，还是担任地方普通官员，他们在政治、社会、教育、文化上几乎皆有不俗的建树。
5.善创新，时俱进
因应时代变化，顺应时代潮流，在坚守根本的基础上，积极返本开新，表现出与时俱进的优良学术品质。
（三）现代价值
以期在大国崛起、儒学复兴的盛世国运中，再兴河汾之教，光大河东儒学，使其价值在现代政治文化生活中重现生机与活动力，造福时代。
1.“三代禅让”对现代政治制度的有益启示
尧舜禹之王位禅让制与当代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选拔培养制有历史的相似性，是中国政治文明与中华文化的巨大优势所系。
2.“隆礼重法”对现代德治法制的有益启示
“隆礼重法”是荀子提出的政治智慧和举措，亦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治理经验，今天提出的德治与法制相结合的治国理念可以说是历史经验的创新性传续。
3.“三教可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益启示
“三教可一”，并不主张“三教归一”“三教合一”，而是主张儒、佛、道三家应放下长期以来的相互攻讦、恶性争斗，可以友好会通，融洽相处，取长补短，相辅相成。今天我们可以对此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六教可一”“九教可一”，儒、佛、道、基、伊等当今所有伟大优秀的文化可以“和而不同”、多元一体地和谐相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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