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16日（农历己亥年腊月二十一日）上午，纪念王船山诞辰四百周年学术交流工作坊在上海师范大学文科实验楼908室拉开帷幕，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沪上院校的十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船山研究的现状、前景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探讨。本次工作坊得到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哲学系、上海师范大学高原学科、《东方哲学》编辑部的大力支持。

一

本次工作坊上半场由四位与会专家作主旨发言，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邓辉主持，上海师范大学哲法学院副院长樊志辉教授致辞。邓辉教授首先以新作《船山经典语录》插图引出对船山气节与风骨的讨论，强调船山对道的持守与捍卫，此亦是今日纪念其人其书的题中之义。

樊志辉教授随后作致辞，他认为船山足以与董仲舒、朱熹相提并论，后两者于其所处时代即已对社会政治产生深远影响，而船山则在其去世一百多年后方才影响了整个时代，这两种影响的异同处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沪上中国哲学学术圈阵容庞大，仅就船山之研究即名家辈出，这对于形成学术共同体，深入研究船山乃至中国哲学诸多问题大有裨益，并欢迎广大学者支援上师大的中国哲学学科建设与发展。

二

第一位发言人是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陈赟教授，他依然站在一个古今之变的高度思考今天纪念船山的意义。船山诞辰距今已有四百年，这四百年来中国与世界的变化天翻地覆，在科技、生活、哲学各个方面都有巨大变革。对中国而言，与历史经验不同的是，从前的外界处于挑战者的地位，而现在则不可避免地已置身于其中。（西方意识形态对世界有决定性的影响，甚至已经形塑了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教条主义。）船山其时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是，道德理想解决不了具体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必须要从历史自身的视角，审视历史本身，这与当下亦有共通处，且严峻的教条问题亦堪为同调，这些都是我们今天仍然值得借鉴的方面。另外，现代职业学术的建立，学者成为“生产者“（工人），源于近代西方宗教改革影响下的人间天国意识形态，将人类变为合理机器，人文精神及士人文化丧失殆尽，而文化的重要性在于让人间“活起来“，船山对于建制性理论的批判，对人文精神的抉发，对今天依然具有启迪意义，使得我们仍然需要接受船山思想的滋养。

 第二位发言人是上海大学朱承教授，他也对今天纪念船山进行了思考，他认为“船山热”首先可视为传统文化复兴浪潮的支流余裔；而且此是对传统船山研究的延续，亦说明目前学界的船山研究亟待进一步深入拓宽；当然亦出于学者自身学术研究的需要。朱承教授还特别留意到上海学界对船山研究的贡献，中国哲学的地域性和世界性一直存在张力，大哲学家亦不可避免地受到地方性研究的限制，但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所本具的涵摄性、包容性等特点在努力打破地域性划分的限制，并达成某种平衡。此外，朱承教授还提出当下的船山研究亦当充分吸收现代学术话语资源，他特别提到要深入挖掘王船山的政治哲学研究，并认为船山历史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应当作为整体进行综合研究。中国人的历史，离不开对政治的思考。邓辉教授充分肯定了朱承教授的发言，并认为这种提问有利于沪上船山研究者思考船山研究该往哪里去的问题。

第三位发言人是上海财经大学郭美华教授。他认为船山对孔子思想的展开，是超越了孟子的，是实际的生活行为、道德行动。船山以为恶的本质是善，恶不自生，是志的扭曲。本真性的志，应当指向对于志自身（亦即人自身）的实现。而物感之欲篡夺其位，志不以自身为目的，反而以物欲甚或所欲之物为目的，这是恶。可是，没有志仁之欲的善，根本无法确定物感之欲篡夺的恶。所以，必须是“志于仁”，才能明白恶为何物。而志于仁就是善，就是无恶。志于仁，一切皆有而诚。在一定意义上，船山甚至强调以诚代善，突出自身领悟了的人之存在的绚烂绽放本身。因此，志于仁作为自悟的存在者之在的绽放，就是唯善无恶。郭美华教授对船山人性论的思考建基于自己多年的中国哲学研究之上，别具新意。

第四位发言人是同济大学谷继明教授。他指出船山思想之所以在其逝去将近两百年后才得到关注和表彰，除去其地域偶然性外，有其普遍性缘由。船山思想有颇多科学主义的成分，此可与西学形成某种对话；而其与传统理学相比，确实亦有独特处。现代学者讲生生、讲人伦、讲天命，都或多或少有船山的影子在。以孝而言，以人道推天道，推人而及天，而非直接面对天。这里介入船山的思考，会有更丰富的抉发。

三

本次工作坊下半场在“因为咖啡”店举行，上海健康医学院陈焱老师首先对近代以来船山研究的学术史作了系统梳理，其认为船山学自身包含两重异端，既有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亦可视为西学意义上的异端，其思想本身具有深刻的独特性。而历史上船山研究之浮沉，与其时社会思想文化之转进息息相关，如清代（清前期作为禁书，仅有湖南地区讲学，清末政府为迎合改革派，提升船山地位）、民国（由于各种现实需要，船山学的重要性被巩固放大）、建国至改革开放前（独特的社会性，甚或将船山定义为法家，因批儒而大肆提倡）至今（启蒙与现代性反思等等），无不有此层因素存在。

陈焱老师另外指出，船山学有两条线索：一条近代思想启蒙与变革作为明线，而文明传统与名教的保守与承续，则可作为暗线，这两条线的交织与互动，依然是我们当前研究船山的重要主题。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刘梁剑教授随后提出诸多问题供大家思考，如船山气论思想，气既非唯物也非唯心，气心相通，并非对立，值得进一步研究。船山研究当寻找恰当的哲学范式，必须使传统学术研究拥有现代的学术眼光。冯契先生审视王船山，关注名言体系对性与天道的关注与影响，亦可继续纳入讨论。另外，意象研究亦值得审视，如船山的“木屐”与“油纸伞”等意象，关涉其对于时代天地的隔离与建构，建构自身的体系以隔绝既有的天地（现实层面与理论层面）为前提。民族与王朝解离的具体现状，必须寻找新得存续基础；当今世界文化的解离，同样需要寻找能够支撑建构新意识形态的东西。

另外，与船山对宋明理学的反思相同的是，我们也同样处于反思的时代，古今之变的冲击、中西思想的碰撞，不应止于继续启蒙，亦当有对启蒙的反思，要贡献出新的东西，以形塑现代人文传统。这种反思也包括对中国现代儒学的反思，隐秘的基督教化的儒学研究，亦可视为一种“隐蔽的颠覆”，这里亦可介入“虚实之辨”，凡此皆是当今船山研究需要思考的方面，及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者的使命。

下午工作坊议程以集体讨论为主，诸位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对船山诸多议题都作了充分而激烈的讨论。最后工作坊在友好的氛围中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