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孝悌之道以其人伦之本而备受推崇。基于血缘亲情关系的孝道，既是子女对父母爱敬情感的素朴表达与仁爱善性的自然呈现，也是子女所处的家庭角色规定的反哺报恩的责任与担当。

　　在儒家那里，孝是一个多层次、多面向的道德范畴，子女从养亲、敬亲、祭亲等方面践行孝道，孝道意蕴从中得以具体体现。子女行孝的首要表现是善事父母。《尔雅》释“孝”为“善父母为孝”，《说文解字》释“孝”为“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孝”字上老下子的字形结构表明，孝是子女对年迈父母的承扶奉养，即尽心尽力奉养父母并使其衣食无忧。满足物质奉养的“养亲”，是儒家孝道最基本、最普遍的层面。

　　比“养亲”层次更高也更为重要的是“敬亲”。儒家注重父母内心情感、精神慰藉甚于物质满足，孟子云“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曾子云“大孝尊亲”，主张子女行孝时始终保持恭敬温和之态、设身处地体察父母意愿以使父母内心和悦满足，此种发自内心的敬意既是子女对父母血缘亲情的自然流露，也是子女“事之以礼”的本然自觉。孔子所谓“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意在强调“敬养”较之“能养”的本质区别在于凸显了子女行孝的自觉性，使其由一般意义的亲缘奉养衍化为礼制规范下的道德践履。

　　儒家孝道不仅体现在对在世父母的施爱施敬，还体现在父母去世后子女恪守的丧葬祭祀礼仪。孔子主张“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子女依礼依时展开丧祭行为是对父母孝道的延续，丧祭礼俗的繁缛持久展现了子女对去世父母的敬重与追念。孔子认为子女内心的悲痛哀戚之情比外在礼仪更能体现孝道真义，“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表明子女守丧不仅是对去世父母自然生命的哀思，还负有承继父母之道的责任。

　　儒家还特别强调身体完整的重要性，将身体生命视作父母生命的延续，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隐含着子女对父母血缘依存关系的自觉意识。孔子云“父母唯其疾之忧”，强调子女珍重、保全父母给予的身体发肤，使之免于疾患或损伤是爱敬父母的孝道体现。由身体层面的孝道向外延伸便是儒家一贯注重的立嗣问题，“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使子女对父母的孝得以代代延续。

　　为人子女者身兼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的双重身份，不仅负有家庭孝道责任，还要承担维护社会正义的责任。子女敬重父母并不意味着事事顺从父母，还需考量家庭伦理之外社会正义的维度。在儒家那里，子女出于对父母名誉的维护，在不违背礼制和父母意愿的前提下，设法劝谏父母之过以免陷入不义之名，是其应尽的孝道和社会责任。孔子所谓“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强调子女谏亲应反复婉言规劝，即便不能如愿亦应心无怨言，于此凸显了情与理冲突之下子女敬重父母的亲亲之情。儒家在亲亲之情与社会正义之间努力寻求道德平衡，意图在不违公义的前提下维护私德，而其处理家与国之间冲突时注重孝道的态度彰显了对家庭尊卑秩序下的私德的尊重。

　　孝源自家庭内部原初的亲缘意识，在以家庭为本位的宗法社会里，孝道不仅是维持家庭稳定的道德规范，还是维系宗族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秩序的道德准则。曾子云“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主张从家庭内部“亲亲”伦常秩序出发，将孝的伦理效用从家庭伦理层面推至社会政治伦理层面，把善事父母的爱敬之心推衍为事君的忠顺之义，“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孝内在规定的以父为尊的人伦秩序使其成为国君“以孝治天下”道德准则。于此家庭—宗族—国家的层层推衍中，孝悌之道不再只是亲缘情感的道德维系，而被赋予更多为国尽忠的社会政治责任的意涵。由此，儒家借助血缘亲情之上的家庭伦理为重建社会政治伦理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孝道从最初的亲缘情感力量衍化为维系人心、协调社会政治秩序的道德教化力量。

　　客观而言，儒家孝道注重宗法礼制的特性很大程度上禁锢了人的自由天性和生命活力，父权得以强化的同时也必然束缚子女的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由血缘亲亲之情而来的儒家孝道蕴含着子女爱亲、养亲、敬亲等良善的道德意识，是人之为人的良知显现。时至今日，儒家的孝亲爱敬理念依然是维持家庭亲睦、社会安定的道德支撑，在建设和谐家庭、和谐社会的伦理实践中有其不可替代的启示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东方道德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