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26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举办的“名家圆桌：思想与学术40年”学术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学堂成功举行。清华大学陈来教授、北京大学何怀宏教授、复旦大学谢遐龄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姚新中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刘笑敢教授、华中科技大学邓晓芒教授、上海师范大学萧功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黄克剑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张再林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张曙光教授等发表精彩演讲。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思想与学术或此消彼长，或相得益彰，变幻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观念图谱，从总体上推动了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的进步，也渐次、迂回地影响到了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出席本次论坛的学者不仅是这40年思想与学术的见证者、参与者，更有叱咤风云的原创者、引领者，他们思想阅历独特而丰富，学术见识深刻而广博。在论坛上，各位学者以拳拳报国之心和人类的悲悯情怀，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学术探索，或在古今中西中揭示40年来思想与学术的大逻辑，或提纲挈领浓缩自己学术思想精华，或现身说法示范做学问学术的方法，或大道至简地开示人生阅历的智慧，开放地打开了思想与学术的诸多可能空间，留下了一代人对一个时代的思考。
清华大学陈来教授简约而全景式地梳理了40年来中国哲学的发展。他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发展非常快，不仅研究规模赶超了日本和欧美，而且研究从狭窄到宽广，从宏大走向专门，从外在走向内在，形成了新的研究典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中国哲学研究的主体。但是同时也应该看到，从全国来讲，目前中国哲学研究在全国质量分布很不平衡，平均水平与海外有很大差距。像北京、上海一流这类院校比较集中的地方，学术质量相对比较高一些，但是放眼全国，因为在各个地区，因为目前的博士点的设定、学科点的设定受到很多限制，从客观上也限制了整个学科的发展。从50年代到70年代，我们比较习惯受宏大叙事模式来引导，从70年代末到10年前，因为对教条主义的抛弃使得我们的学术研究更多转向具体实证的方面，深入的研究，这也是能够保证我们研究水平的提高。现代的中国哲学研究走了一百多年了，从中国哲学的学者自身来看，与其他中国近代建立的学科概念相比，比如中国宗教，与这样的概念相比，中国哲学这个概念似乎略显尴尬，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中国古代学术体系的分类里面并没有一个独立的系统是和西洋哲学完全相通。陈教授表示中国哲学是在一种现代化进程的总方向、总框架中全盘承受下来的，这种承受也是一种发展的大趋势。我们要注意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要大力发展一种广义的哲学观，同时也要向西方学习，建立我们源于传统、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中国哲学。
北京大学何怀宏教授回顾了40年来的人生经历和学术道路。他认为自己属于幸运的一代，不要轻视40年获得的一切。他从方法论的角度阐述了三个问题：时代、历史、永恒。何教授认为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要问题导向，敏锐把握时代精神，构建一种现代社会的个人框架；厚重的历史则可以矫正我们思想，可以让我们对人性会有比较透彻的认识；对永恒、无限的关注使人保持敬畏、忧患和信仰。何教授强调在通古今之变中沉思生命和人性，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作为个人要有自己的信仰，作为社会，要建立一个有规矩和价值追求的社会。我们应该要回到原点，回到最初的出发点，自由地探讨思想、追求真理。
复旦大学谢遐龄用深厚的学识和鲜明的立场回顾并追溯了40年思想学术及前史，将其概括为“从逻各斯向易道回归”的命题。他重点阐述了自己的“三文明论”，认为当代中华文明是三个流的整合，即传统儒家文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再就是苏俄的文明。他认为，历史和现实首先应当依据实证原则，做价值中立的描述，由此，他认为，文革是有着文化意义或者说是宗教意味的，涉及到一个信仰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学术视野有限，除了少数几个宗教学家以外，大家都没把宗教当作宗教来看。而当今社会，我国与世界文化、文明的冲突，实际上是信仰的冲突。对于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我们要互相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和而不同，用儒家的思想或中华传统文明的易道精神来取代来自西方的逻各斯。在我们从思想文化整体回归易道的同时，唤醒民众处于晦暗状态的上天信仰，并激扬这种天道的信仰，构建中华民族的文化信仰。
中国人民大学姚新中教授与听众一起分享了自己“20年中、20年西”的学术生涯和经历，侧重从个人角度来看思想与学术。姚教授认为，中国学术思想这40年，离不开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他也思考了中国哲学现存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哲学的二级学科那么强固，那么不容易突破？每个人都画地为牢，很难建立起一套比较客观的、公正的评价体系？这和我们的文化、制度究竟是什么关系？因此，他重点探讨了五个问题。第一，中国哲学（包括其他人文学科）如何建立起一套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系；第二，关于中国与世界的问题。中国一定是世界的中国，不是中国的中国。第三，在中国的学术思想中，创新的评价标准如何；第四，中国思想、中国学术如何走向世界；第五，建设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学科的具体标准如何，中国特色与世界一流是什么关系，该如何处理它们的关系。姚教授认为，我们需要耐心扎扎实实做好自己的学问、做好自己的学术，提升我们的思想，彰显我们的特色，推动中国学术走向未来、走向世界。
北京师范大学刘笑敢教授回顾了自己40年的人生经历和学术历程。他说自己40年的人生经历与国家的变化是紧密联系的。他通过多年的海外学术经历，观察了儒释道的地位、身份。他认为，中国哲学和国学有高度的重合，主要是儒释道的学问，其主要内容和研究对象基本是一致的。而且刘教授深刻阐述了儒释道的两重身份：第一是现代学术；第二是民族文化。从现代学术的角度看，需要我们自觉划分客观性研究和主观性建构。现在国学或者儒释道的复兴主导的力量是大学的文科老师。儒释道是现代学术的一部分，它的根基或者主体在学术界。儒释道是我们研究的一种客观对象。以现在的建构性工作为主，就是如何发展我们现在的儒释道。从民族文化的角度看，儒释道是我们的精神传统，我们每个人都不能摆脱这个传统，我们生活在中国这个土壤上，就自然生存在儒释道的传统中，这是我们的精神传统、精神文明。我们作为现代人就要自觉反思、延续和改造这个精神传统；儒释道也是生命导师，每个人应该有自己的个人修养，要思考和明晰自己人生的方向。
华中科技大学邓晓芒教授回顾了自己四、五十年来的学术经历。他把自己的自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思考，提出新批判主义；第二阶段是论战，和儒家代表人物摊牌，并在2007年使论战达到了高峰期；第三阶段是自我批判，儒家不能全盘否定。他认为对儒家既要具体批判，也要抽象继承。邓教授认为要坚持新批判主义，通过中西比较来反省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要站在当代世界、以及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各种各样思想成果的视角上反思我们的文化和思想。邓教授还认为批判和继承不是对立的，自我反思具有必要性。知识分子要摆脱以前启蒙的急功近利，要有一种超越性，一方面要守住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要重读西方经典，尤其是西方哲学，读经典要认真，不能大而化之，不能仅仅满足于一些表面的概论、知识等，要深刻理解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改进和提高自己的思维模式。
上海师范大学萧功秦教授回顾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历程，系统总结了他倡导数十年的“新权威主义”，重点阐述了其具体内涵。最初，新权威主义在整个中国的思想界形成了真正的争论，而且是社会上影响很大的一股争论。在90年代，萧教授对新权威主义的理解更多是从哲学层面上加以思考。他认为，新权威主义是经济主义的政治学，不是理想主义、价值理性推导出来的理论，是从现实当中归纳出来的一种观念、一种理念。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有左的激进思潮和右的激进思潮，背后都有一种建构理性作为他们的基础，要超越这种建构理性主义，左的和右的建构理性主义，就必须回到中道理性，而中道理性应该以经验为基础的，以一个民族的经验为基础。萧教授认为新权威主义可以作为一种描述政治学的理论，为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提供了一个解释。并且新权威主义有优劣之分，判断标准有四个：在常识理性和信仰之间实现一种平衡；在统一领导和社会多元性之间形成一种平衡；有着一种强有力的国家治理能力；能够针对问题导向进行制度创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一种建构理性主义的思考方式，开始逐渐进行向务实的经验主义思考方式回归，这是政治思想上的一种成熟和进步。
中国人民大学黄克剑教授重点论述了他的学术信仰与旨趣。他特别强调，“学术不是其他，学术只是学术”。他认为，认为人文学术之根滋养于某种深沉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出于对族类以至整个人类命运更长远的眷注，而此眷注为注目当下之世人所抵触则是人文学术宿命般的悲剧感的原因。人的任何一次欲求的满足都会带来新的不满足，新的不满足以至产生新的欲望，这种刺激使人的贪欲加速度。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流派总可以从学理的幽微处寻找到对人文学术的终极生命的承诺，命运关切使人产生幽魂意识，境界眷顾同样使人产生忧患意识，这份忧患意识难以泯除而又不可泯除，意味着人文学术的悲剧品德与其终极使命的相应相承未可抛却。人文学术是切近人生的学问，这种学问不在于更多“知识”的求取，而在于人生“觉悟”的启迪。“觉”或“觉悟”涉及价值取向，显现于人生的两个维度，即“有待”维度与“无待”维度。人生的两个维度是人文学术的终极性使命。自律是学人治学的本分和天职。人文学术的裁判是良知和历史。
西安交通大学张再林教授首先简洁地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也是他的思想和命运的变化与探索过程，直到找到真正的安身立命之基，就是哲学。张教授认为，学术要涉及到人性，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具有相通相契的东西，中国哲学是从身体出发的哲学。中国哲学之所以区别于西方哲学，就在于他们两者的范式不同，如果说西方哲学是从意识出发的一种哲学的话，那么中国哲学则是从身体出发的一种哲学。接着，张教授又从哲学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与哲学的历史等三个方面来阐述了中国哲学具有身体性的特征。而且这三个方面体现了中国哲学运动阶段的否定之否定，是一种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再一次表明了中国哲学的身体性而非意识性。张教授认为身体性回答了中国哲学最重要的问题，人类哲学的未来将更关注东方哲学的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张曙光教授对前面教授的发言颇有感触，他讲了三方面内容，一是概括性地讲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如经历了中国社会从农村到城市再到北京的各个层级，不断向各方面专家学习和请教。二是介绍了他本人主要从事的马克思哲学和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一是80年代初期与中期，如异化、人道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和人的主体性，还有马克思所强调的世界历史、世界交往的理论，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其二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跟踪、研究，以及对这一重要学术资源的利用和理论上的转换；三是后来的分化，如有人继续按照传统的方式阐发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有人重在文本研究，更多的学者参与中西马对话。张教授认为，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对话的重要桥梁，今天要继续发挥好这个桥梁的作用，就要努力研究他的“社会”理念，“社会主义”的核心就是“社会”，当然是现代社会。社会中有个人，也有共同体，并且产生和存在于天地之间。所以，他随之重点论述了“自我”、“共同体”、“天地人”三者的内容和意义。他认为现代人遇到的问题都聚焦于自我意识，许多人还没有走出传统的角色和角色意识，确立现代性的“自我”，有些人，不止是年轻人，还有一些官员又太“自我”。家国共同体十分重要，但传统家国共同体的金字塔结构需要改造、转换，需要建立基于兴趣、志向和精神信念的新的共同体，这涉及到人文价值、信仰和道德的问题。天地人，人站立在天地之间，既要自立，又要相互关爱。最后，张教授对哲学学人提出了两点希望：第一是确立终极信仰，第二是坚持自我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