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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以墨学之维看大陆儒学的内部争议(一)
当代儒学网   2016-05-03 01:36:08 作者:黄蕉风 来源:“墨教Mohism”微信公众平 文字大小:[][][]

(文/香港墨教协会主席黄蕉风。来源:“墨教Mohism微信公众平台:mojiaocn

“蒋庆现象”足以成为一个问题吗?

自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蒋庆先生48日在澎湃新闻发表《“王道政治”是个好东西》一文以来,陆续有华东师范大学陈乔见先生《是儒家配不上民主,还是民主配不上儒家?》、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刘乐恒先生《当代儒学复兴之路及其三个误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黄玉顺先生《至少就政治儒学而论,大陆新儒家整体上是退步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吴光先生《蒋庆先生可以代表大陆新儒家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赵法生先生《蒋庆的政治儒学是如何曲解儒家思想的?》等学者发表专文就其“王道政治”、“儒家议会三院制”、“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二分”等观点进行回应,在大陆国学界引起热议,堪称“蒋庆现象”。

无独有偶,去年2月份,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员,也是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的弟子李明辉先生,在受邀至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讲授“中西哲学中恶与原罪”期间,接受了澎湃新闻的独家专访,就台湾社会中保留的儒家传统以及两岸的政治儒学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李先生在访谈中谈到自己“不认同大陆新儒家”,认为“大陆新儒家”这个称谓源自蒋庆和陈明等“一小撮”人的“自我标榜”。大陆新儒家群体的干春松、白彤东、李存山、曾亦、方旭东、唐文明等学者集体撰文回应,抛出了诸如“港台新儒家未必切近大陆现实”、“港台新儒家对传统中国政治肯定得太少”等观点进行反驳。以前学界似乎有一种说法,仿佛港台新儒家和大陆新儒家互相不对付,“老死而不相往来”,比如说一方认为“政治儒学”乃“死亡之吻”而近妖,一方谓“心性儒学”有内圣而无外王乃儒学的真正“歧出”。港台新儒家与大陆新儒家因各自学术路径、方法论范式、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所引发的这场思想界论战影响深远。从某种程度上说,大陆儒学界围绕“蒋庆现象”所展开的内部路线斗争可以算是港台/大陆儒学论战的延续。

“蒋庆现象”暴露了大陆国学界思想意识的混乱,其内部共识远未达到某些儒家学者所期望地能将之整合为一具相当“同质化”思想面向的“大陆新儒家”学术共同体的地步。去年香港墨教协会和香港儒艺青年文化协会就围绕此一问题展开名为“非儒——该中国墨学登场了”的“儒墨对话”,以为思想界提供来自墨家的视野和角度,拓展同一问题意识的“墨学之维”,并为儒学界长期沉迷于“伪命题”的学术顽疾做一番刮骨疗伤的工作。而今来看,蒋庆先生是否能作为大陆儒学的代表,或曰政治儒学是否足为新经学的典范,诸如此类探讨非但不能让问题得以廓清,反而加剧了国学界的思想迷障。站在作为“国学反对派”的新墨家的角度来看,我们倒不认为大陆儒学群体有必要将蒋庆先生或“大陆新儒家”做一思想切割才能发展,因为大陆儒学在当下的发展面临的是一个从学理到建制的整体性困境,绝非某一个人或者某一家、一派足以负载其沉重的文化悲情和历史包袱。儒学要在新时代更新转进,必须有“反身而诚”的集体的自省精神。对于大陆儒学现在遇到的问题,我们从事新墨学研究的学术工作者,也有一些观点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当代新儒学“在朝”“在野”的问题

有人说大陆新儒家和港台新儒家最大的一点不同是处境的不同,儒学在大陆并非“在野”。90年以后,国学大复兴,儒学在大陆思想界由过往的“险学”一跃成为“显学”,进而有更多机会在政治层面发声。儒学似乎也起到了一种填补主流意识形态淡弱后的思想空缺的作用。以《原道》为代表的一群学者于前年年12月在北京开了一个研讨会探讨新儒学在推进当下大陆政治哲学术用层面的可能性与限度。接着社科院研究儒学的方克立先生在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召开的“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座谈会上发言回应道,“马魂、中体、西用是才是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文化思想宗纲”。

方克立先生的这个讲话精神应该代表了大陆很大一批马列学者对当前儒学的一个基本立场和态度,也就是他说的“习近平同志的文化思想与我们党的前辈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而又有自己鲜明的时代特点。其总的精神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中国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同时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学习借鉴其他民族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为我所用,力图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以实现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种文化方针叫做“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但即便是方克立先生的这个说法,也只能代表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或者儒学的看法。他本身不是大陆新儒家,也从未自称过是儒者,无论他以什么价值观来下判断,最多只能代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哲学观为工具介入儒学研究的一种态度。方克立说的“马魂、中体、西用”,其实也不是原创。从过去到现在,官方对儒学、国学、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这在历届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都有体现,概括起来无非是十二个字——“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

所以说研究儒家的人、或者大陆新儒家内部,思想取向都未必统一,这非常正常。当今是一个“多元共在”的时代,任何的思想学派要发展,都要允许内部有不同的光谱存在,而不是搞“钳制”和“大一统”。方克立先生和《原道》一批学者的分歧,不是所谓“儒门”内部的分歧,而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大陆新儒家之间的分歧,是“外战”不是“内战”。在谈这些问题以先,最好先搞清楚,儒学研究者和儒者、大陆新儒家这几个称谓的内涵,是否一样。不搞清楚这些,容易造成概念混淆和识别困难。

若谓港台新儒家和大陆新儒家的不同,是“处境”的不同,仿佛港台新儒家在港台是“在野”,而大陆新儒家在大陆是“在朝”,这个说法可能有问题。首先我问现在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意识形态支撑的,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儒家思想?很显然不是儒家思想,那么怎么能说儒家“在朝”呢?中国历史上儒家的“在朝”,无不是道统政统合一,就是所谓“政教合一”,在这个层面上来讲,秋风先生的“一个文教,多种宗教”,即儒家作为中国文化底盘,化合马克思主义、基督教、自由主义,会被很多人认为完全没有道理,说不过去,也行不通,尤其是以方克立先生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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