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西之儒”与“死亡之吻”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曹林写的一篇文章叫做《“越左越安全”: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原载2015年2月3日《中国青年报》,原题为《没有对基本事实的认同,就无法对话》)。文章提到,体制内人的生存之道,是“越左越安全”。对一些理论和教条,明知道已经脱离时代脱离现实,但只要有“革命”的外衣,生搬硬套就可以了,这样最安全。还常与民粹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以“打倒权贵”和“替弱势群体代言”自居,加大了这种姿态的迷惑性。而体制外的人,博取民间道义资源的手法,则是“越右越正义”。对国家和政府越表现出激烈的批判姿态,站到政府的对立面,在自由放任和无政府之路上走得越彻底,越会喊自由民主的口号,越容易被打扮成正义的“斗士”,受到部分网民的追捧和欢呼。对照下曹林的说法,客观审视现在大陆新儒家谱系内诸派别中,所谓提倡搞儒教的蒋庆先生、提倡儒家宪政的秋风先生、被称为国家主义者的白彤东先生、自诩为儒家左派的丁耘先生等,是不是各自地“越左越安全”和“越右越正义”?是不是早就偏离了儒家的“中庸之道”? 《墨子》说,“端,是无同者也”,极端情形遵循的规则是不能普遍适用的。大陆儒学群体中的某些先生政治言说往往走极端,与墨家精神不符。参考霍弗的《狂热分子——群众运动圣经》中讲的,极左和极右是同一类人。而当代儒者群体中亦多此类人。
大陆新儒家的一些学者对余英时先生的“死亡之吻”说并不赞同。同济大学哲学系曾亦教授接受澎湃新闻的采访,谈到“儒家不能没有官方的支持,而且还要主动寻求官方的支持。现在正是儒家重新解释自己以体现时代精神的关键时机。儒家不会一味复古,孟子称颂孔子为圣之时者,因为孔子不是恪守周礼,而是与时俱进,对旧制度进行损益变革,如此才能构建一套垂于万世的大纲大法,与时俱进。
同济大学曾亦先生近作《何谓普世?谁之价值?》里说到儒家能提供更好的普世价值。但我们暂时还看不出大陆新儒家有何能够谈普世价值。当政治儒学失去了自己固有的道统坚守,而随附时代潮流去拼贴所谓“中国特色”、“文化本位”、“普世价值”的时候早已失去自己应有的价值。在儒家后面拼贴“宪政”变成“儒教宪政”(仿佛是右派言说),在儒家后面拼贴“马克思主义”而成“儒家左派”(仿佛是左派言说)可不是“与时俱进”,而是术用上的急功近利和马基雅维利主义。
论到大陆新儒家,还有很多人谈到余英时的“死亡之吻”说。大陆新儒家群体中许多人不赞同。余英时先生还说儒分两种,有“压迫人的儒家”,有“被压迫的儒家”,曾亦先生在那个文章中就说到,“儒家的发展从来就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像清末民初,由于政府不支持儒家,儒家很快就垮了。儒家毕竟不是西方人讲的宗教,不完全是扎根于民间的土壤,一旦上面垮了,就会很快失去影响。这不像基督教最初完全是民间信仰,被迫害了几百年,还能顽强生存下来,最终还是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和支持。但正因如此,没官方的承认,就永远是被迫害的命”。那么我们就要问,现在的儒家到底是“压迫人的儒家”,还是“被压迫的儒家”?秦晖先生也说过儒分两种,有“反西之儒”,有“反法之儒”,大陆新儒家又是哪种?当初康有为陈焕章搞“孔教”,希望借“保教”而“保国”、“保种”,结果一生英明毁于一旦。是不是“死亡之吻”,自有历史和人民作出公裁。当然在我们看来,孔孟时代的儒家,可称为“被压迫的儒家”;秦汉时代的儒家,可称为“压迫人的儒家”;唐宋明朝的儒家,可称为“为生民立命的儒家”。现在的大陆新儒家,则是“四不像的儒家”。
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的问题
围绕“蒋庆现象”而起的争论,均提及他将大陆新儒家和港台新儒家做“政治儒学”和“心性儒学”的简单的二元划分,混淆了新儒学发展的真正路径和核心问题。如之二分确实不尽然,牟宗三、唐君毅的理路当然不是“有内圣而无外王”,“一心开二门”就是港台新儒家希冀从传统文化中开出自由、民主的本土化表述。而强调大陆新儒家只有政治儒学也偏颇,公羊学大体只是其政治言说的其中一种方式而非全部。一般的调和论调式,所谓大陆新儒家和港台新儒家,政治儒学和心性儒学之间的分歧,只是一个排列组合或者次序先后的问题。无论大陆新儒家批评港台新儒家缺乏介入政治建构的能力,或者港台新儒家批评大陆新儒家哲学义理粗疏,都很片面,其中不乏门户之见。《大学》里面讲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儒学层层外推由内圣而外王的步骤,怎么可能取去一个,留下一个呢?
站在新墨家的角度,我们认为其实港台新儒家的心性儒学也有问题。首先,心性儒学是港台新儒家诸贤前赴后继努力的结果,其中大量吸收了道统,远胜于先秦、汉朝儒学。若说局限性,恐怕主要受制于平衡儒家知识层与统治者之间的潜规则:尊孔。虽然我们一般不批港台新儒家和心性儒学。但是心性儒学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美化了儒家。这是最为纠结的地方。而大陆所谓政治儒学,大致是想回归秦汉威权。钱穆先生说过,所谓法家(魏秦法家)毋宁说是儒家的正统。这位历史大家的判断是正确的。先秦儒家原先是一群争取民族平等的理想主义者,这也许就是余英时先生所说的“被压迫的儒家”。在遭受挫折之后(浩居自顺,大言无实)终于转向治术探寻,通过为王侯服务,换取平等地位。孔子晚年的学生子夏、子贡、子游等恰是魏秦法家的源头。后世所谓“儒表法里”、“霸王道杂之”,绝非偶然。
对先秦道术诸子而言,修身与治道并没有太大分离。只不过儒家修身对王侯、君子、普通人没有区分,而墨家有所区分。所以,基本上先秦的治道表述大多可以适用于修身。大陆新儒家称原初儒家是“政治儒学”,失之颇偏,难道先秦儒学所展示的孝道仅仅是治道方式吗?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先秦学术是在先王的治道经验基础上,向下筑基的。现在习惯说政治是上层建筑,所以我说“向下筑基”。墨者从周道的“浸淫之辞,其类在鼓栗”开始,一层层向下推理。最终推出墨家兼爱说的根源所在:“一爱相若,其类在死也”。也就是说,大家都只自爱、自己去爱自己的亲人,和找死没差别,所以要兼爱。
我们看《尚书》其中只有先王、智者的记录。我们可以认为至少在春秋早期以前,华夏还只有治道,或者说只有统治者的修身内容。然后在春秋战国时期学术大发展,人们才通过向下筑基的方式发展出一套套包括修身、治道的学说。华夏学术的发展历程本就是治道在先、修身在后。儒家是后起学统,发展比较缓慢,但也不见得是一片空白。这里面还涉及一个问题:到底是前人胜过后人,还是后人胜过前人?就墨家而言,肯定是后人学术胜前人学术。
我们新墨家认为,孔子不言性与命。先秦儒家谈心性的内容更少。孟子“四端说”受墨家启发,这一点人民大学的梁涛先生已经论证得非常好。道家言心性比较多,是因为他们有个看法:“大道之不行,唯有强肱骨”。儒家的心性学说也主要是唐宋之后发展出来的。未来墨家应该有自己的朱子和阳明先生。先秦墨家直接谈心性比较少,但绝非没有。首先是前面所说的,墨家治道和修身分离度不够,因此内圣外王“并兼”。另一个对墨家少谈心性的误解源于儒家学者对《墨经》的破坏。其实《经上》篇墨子一开始就建立了墨家的心性结构。先秦墨家有精英倾向(蕉风是不同意的),谈的主要是贤者的修身。当然修身和心性并不完全是同一个概念。先秦墨家并不走心性这一条路,而是通过爱利并行,然后“义,利也”,把每个人的义和每个人的利益绑定。最后“万事莫贵于义”,才得出结论:遵守某人的义,就是利他;遵守人们的通义就是利众人;遵守天下人的通义就是利天下。通过这种逻辑把爱人推为利人,再推为遵守义。把兼爱的实现建立在遵守通义的基础上。没有通义是儒家的普遍毛病,不解决这个问题,任你是大陆新儒家还是港台新儒家,是政治儒学还是心性儒学,老内圣也一样开不出新外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