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西之儒”与“死亡之吻”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曹林写的一篇文章叫做《“越左越安全”：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原载2015年2月3日《中国青年报》，原题为《没有对基本事实的认同，就无法对话》）。文章提到，体制内人的生存之道，是“越左越安全”。对一些理论和教条，明知道已经脱离时代脱离现实，但只要有“革命”的外衣，生搬硬套就可以了，这样最安全。还常与民粹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以“打倒权贵”和“替弱势群体代言”自居，加大了这种姿态的迷惑性。而体制外的人，博取民间道义资源的手法，则是“越右越正义”。对国家和政府越表现出激烈的批判姿态，站到政府的对立面，在自由放任和无政府之路上走得越彻底，越会喊自由民主的口号，越容易被打扮成正义的“斗士”，受到部分网民的追捧和欢呼。对照下曹林的说法，客观审视现在大陆新儒家谱系内诸派别中，所谓提倡搞儒教的蒋庆先生、提倡儒家宪政的秋风先生、被称为国家主义者的白彤东先生、自诩为儒家左派的丁耘先生等，是不是各自地“越左越安全”和“越右越正义”？是不是早就偏离了儒家的“中庸之道”？ 《墨子》说，“端，是无同者也”，极端情形遵循的规则是不能普遍适用的。大陆儒学群体中的某些先生政治言说往往走极端，与墨家精神不符。参考霍弗的《狂热分子——群众运动圣经》中讲的，极左和极右是同一类人。而当代儒者群体中亦多此类人。

大陆新儒家的一些学者对余英时先生的“死亡之吻”说并不赞同。同济大学哲学系曾亦教授接受澎湃新闻的采访，谈到“儒家不能没有官方的支持，而且还要主动寻求官方的支持。现在正是儒家重新解释自己以体现时代精神的关键时机。儒家不会一味复古，孟子称颂孔子为圣之时者，因为孔子不是恪守周礼，而是与时俱进，对旧制度进行损益变革，如此才能构建一套垂于万世的大纲大法，与时俱进。   

同济大学曾亦先生近作《何谓普世？谁之价值？》里说到儒家能提供更好的普世价值。但我们暂时还看不出大陆新儒家有何能够谈普世价值。当政治儒学失去了自己固有的道统坚守，而随附时代潮流去拼贴所谓“中国特色”、“文化本位”、“普世价值”的时候早已失去自己应有的价值。在儒家后面拼贴“宪政”变成“儒教宪政”（仿佛是右派言说），在儒家后面拼贴“马克思主义”而成“儒家左派”（仿佛是左派言说）可不是“与时俱进”，而是术用上的急功近利和马基雅维利主义。 

论到大陆新儒家，还有很多人谈到余英时的“死亡之吻”说。大陆新儒家群体中许多人不赞同。余英时先生还说儒分两种，有“压迫人的儒家”，有“被压迫的儒家”，曾亦先生在那个文章中就说到，“儒家的发展从来就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像清末民初，由于政府不支持儒家，儒家很快就垮了。儒家毕竟不是西方人讲的宗教，不完全是扎根于民间的土壤，一旦上面垮了，就会很快失去影响。这不像基督教最初完全是民间信仰，被迫害了几百年，还能顽强生存下来，最终还是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和支持。但正因如此，没官方的承认，就永远是被迫害的命”。那么我们就要问，现在的儒家到底是“压迫人的儒家”，还是“被压迫的儒家”？秦晖先生也说过儒分两种，有“反西之儒”，有“反法之儒”，大陆新儒家又是哪种？当初康有为陈焕章搞“孔教”，希望借“保教”而“保国”、“保种”，结果一生英明毁于一旦。是不是“死亡之吻”，自有历史和人民作出公裁。当然在我们看来，孔孟时代的儒家，可称为“被压迫的儒家”；秦汉时代的儒家，可称为“压迫人的儒家”；唐宋明朝的儒家，可称为“为生民立命的儒家”。现在的大陆新儒家，则是“四不像的儒家”。

                            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的问题

围绕“蒋庆现象”而起的争论，均提及他将大陆新儒家和港台新儒家做“政治儒学”和“心性儒学”的简单的二元划分，混淆了新儒学发展的真正路径和核心问题。如之二分确实不尽然，牟宗三、唐君毅的理路当然不是“有内圣而无外王”，“一心开二门”就是港台新儒家希冀从传统文化中开出自由、民主的本土化表述。而强调大陆新儒家只有政治儒学也偏颇，公羊学大体只是其政治言说的其中一种方式而非全部。一般的调和论调式，所谓大陆新儒家和港台新儒家，政治儒学和心性儒学之间的分歧，只是一个排列组合或者次序先后的问题。无论大陆新儒家批评港台新儒家缺乏介入政治建构的能力，或者港台新儒家批评大陆新儒家哲学义理粗疏，都很片面，其中不乏门户之见。《大学》里面讲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儒学层层外推由内圣而外王的步骤，怎么可能取去一个，留下一个呢？ 

站在新墨家的角度，我们认为其实港台新儒家的心性儒学也有问题。首先，心性儒学是港台新儒家诸贤前赴后继努力的结果，其中大量吸收了道统，远胜于先秦、汉朝儒学。若说局限性，恐怕主要受制于平衡儒家知识层与统治者之间的潜规则：尊孔。虽然我们一般不批港台新儒家和心性儒学。但是心性儒学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美化了儒家。这是最为纠结的地方。而大陆所谓政治儒学，大致是想回归秦汉威权。钱穆先生说过，所谓法家（魏秦法家）毋宁说是儒家的正统。这位历史大家的判断是正确的。先秦儒家原先是一群争取民族平等的理想主义者，这也许就是余英时先生所说的“被压迫的儒家”。在遭受挫折之后（浩居自顺，大言无实）终于转向治术探寻，通过为王侯服务，换取平等地位。孔子晚年的学生子夏、子贡、子游等恰是魏秦法家的源头。后世所谓“儒表法里”、“霸王道杂之”，绝非偶然。

对先秦道术诸子而言，修身与治道并没有太大分离。只不过儒家修身对王侯、君子、普通人没有区分，而墨家有所区分。所以，基本上先秦的治道表述大多可以适用于修身。大陆新儒家称原初儒家是“政治儒学”，失之颇偏，难道先秦儒学所展示的孝道仅仅是治道方式吗？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先秦学术是在先王的治道经验基础上，向下筑基的。现在习惯说政治是上层建筑，所以我说“向下筑基”。墨者从周道的“浸淫之辞，其类在鼓栗”开始，一层层向下推理。最终推出墨家兼爱说的根源所在：“一爱相若，其类在死也”。也就是说，大家都只自爱、自己去爱自己的亲人，和找死没差别，所以要兼爱。 

我们看《尚书》其中只有先王、智者的记录。我们可以认为至少在春秋早期以前，华夏还只有治道，或者说只有统治者的修身内容。然后在春秋战国时期学术大发展，人们才通过向下筑基的方式发展出一套套包括修身、治道的学说。华夏学术的发展历程本就是治道在先、修身在后。儒家是后起学统，发展比较缓慢，但也不见得是一片空白。这里面还涉及一个问题：到底是前人胜过后人，还是后人胜过前人？就墨家而言，肯定是后人学术胜前人学术。

我们新墨家认为，孔子不言性与命。先秦儒家谈心性的内容更少。孟子“四端说”受墨家启发，这一点人民大学的梁涛先生已经论证得非常好。道家言心性比较多，是因为他们有个看法：“大道之不行，唯有强肱骨”。儒家的心性学说也主要是唐宋之后发展出来的。未来墨家应该有自己的朱子和阳明先生。先秦墨家直接谈心性比较少，但绝非没有。首先是前面所说的，墨家治道和修身分离度不够，因此内圣外王“并兼”。另一个对墨家少谈心性的误解源于儒家学者对《墨经》的破坏。其实《经上》篇墨子一开始就建立了墨家的心性结构。先秦墨家有精英倾向（蕉风是不同意的），谈的主要是贤者的修身。当然修身和心性并不完全是同一个概念。先秦墨家并不走心性这一条路，而是通过爱利并行，然后“义，利也”，把每个人的义和每个人的利益绑定。最后“万事莫贵于义”，才得出结论：遵守某人的义，就是利他；遵守人们的通义就是利众人；遵守天下人的通义就是利天下。通过这种逻辑把爱人推为利人，再推为遵守义。把兼爱的实现建立在遵守通义的基础上。没有通义是儒家的普遍毛病，不解决这个问题，任你是大陆新儒家还是港台新儒家，是政治儒学还是心性儒学，老内圣也一样开不出新外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