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认为，儒家在对抗金融风险冲击中起到了正面作用。

　　今天讲的话题学术性比较强，希望回答一些关于婚姻、家庭、宗教、市场以及福利政府的问题，包括人类需要解决哪些实实在在的、更深层的挑战和问题。

婚姻与金融交易

　　在中国，18世纪、19世纪、民国时期有这样的现象：一旦发生灾荒，生存受到挑战时，中国人会把妻子或者女儿卖掉。我们研究表明，在灾荒时，妻妾买卖市场中的供给会大大增加，导致妻妾的价格明显下降。其实不只是中国人，在非洲、亚洲其他国家，这都是非常普遍的，把妻子、女儿作为保险资产规避风险。不过今天有了金融市场，中国社会不再有那么多人把妻子、女儿或者其他人卖掉变现，让一家人找到活路。而是利用金融市场，要么买保险要么通过借贷，让一家人渡过难关。

　　印度和中国差不多，印度农村很喜欢把女儿外嫁很远，会把不同的女儿往不同方向嫁很远，平均会嫁出去30-40公里的距离。几个耶鲁教授研究发现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不同村之间同时经历灾荒冲击的概率很低，两个村距离越远，同时发生某一个灾荒冲击的可能性就很小。最后他们的研究发现，受到灾荒冲击时，越是有女儿外嫁很远的家庭，应对灾荒冲击的能力就会越好。

　　但我这里要说的是——之所以在中国和其他传统社会没有婚姻自由、没有恋爱自由，为什么没有这些自由？是不是那个时候的人不浪漫、很傻，没有这样的愿望追求自己爱的人？道理很简单，那些人不傻，但没有进入市场时，想自由恋爱、自己找自己喜欢的对象，嫁给你或者娶你爱的人太奢侈了，你的父母把你养大，他们指望你，利用你的婚姻规避他们的风险，达到经济目的。你一来就要恋爱自由、远走高飞，嫁给你最喜欢的小伙子或者娶你最喜欢的女朋友，没结婚之前也许可以，但到你快要结婚的时候，你父母或者其他亲戚就定了。我听说北方，尤其对女孩来说，舅舅掌握着大权，把你嫁给谁，最后要舅舅同意，不是掌握在女孩手里，而是掌握在舅舅手里。那时候，恋爱自由太奢侈了，可望不可即。

　　但有了金融市场后，以靠婚姻跨期进行风险配置、收入配置的需要没有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女孩和男孩解放了，是因为终于有其他工具来解决安排方方面面的生存需要，解决风险事件是对我们的生存构成挑战时，实际怎么样活下去的问题。所以总的来讲，金融市场对于解放个人，特别是对于解放妇女起非常关键的作用。

　　今天我重点想要回答的问题是，既然金融市场这么好，人类为什么没有更早地把金融市场发展起来？

　　什么是金融？人与人之间跨期价值交换都是金融交易。也就是说把今天的钱借给你，一年以后或者五个月以后还给我本金+利息。或者买股票，把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投给那些发股票的公司，这些公司利用这些钱做投资，但要保证他们赚钱以后要还给我钱。所以不管是股票、债券还是借贷、保险，都是在不同时间点之间、不同人之间进行价值的交换。所以跨期交换是金融最核心的实质。正因为这一点，刚才谈到的对于未来的风险事件、灾荒事件提前进行规避、做安排时，涉及到你在几个不同人之间要一起来互助，但这个互助的基础是：今天你有问题我来帮你，但你必须给我保证，让我相信在我未来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挑战时，你会帮助我。

　　如此一来，任何跨期交易比一般的商品交易，对于诚信、对于信任的要求是最高的。正因为金融交易总是涉及到跨期的信任体系，所以在传统社会里，第一，大家都相信血缘，以达到跨期保障的特点。正因为这一点让跨期诚信的基础和根基比较牢靠。

　　按这样的道理去想，除了血缘为基础的信任网络之外，人类还有另外一个建立跨期信任的基础，即结婚、联姻。在现代法制体系建立之前，人类社会主要依赖的两个信任体系：一个是血缘，还有一个是联姻，这是为什么原来离婚不太可能的原因，因为结婚就不是因为爱情，而是为了经济目的来的，不要跟我说你已经不喜欢你的丈夫或者妻子了，要跟他离婚，我会说，当初你们结婚不是因为谁喜欢谁，而是出于利益交换。古代结婚有休妻的做法，这当然是另外一个话题。除了血缘和姻缘之外，还有宗教可以在不同人之间建立互信的基础。

　　实际上人与人之间跨期借贷交易很早就有。我耶鲁的同事威廉·N.戈兹曼和罗文霍斯特编著的一本书《价值的起源》，第一章讲贷款的起源，根据他们找到的考古学者和文物，现在人能够找到的最早期的借贷契约发生在公元前1800-公元前1500年，距离现在3800-3900年以前的中东（现在的伊拉克、埃及一带，美索不达米亚那一带）。陶片上告诉我们，比如张三和李四发生的，哪一天借的，什么时候还，利息是多少。顺便讲一下，现在中国很多专业人士一谈到P2P很激动，因为他们说现在的金融工具终于可以脱媒了，出资方和被投资方可以直接交易，不需要那么多中介一环一环地赚钱进行交易。他们说这终于是一个新的发明。我说这完全搞错了，如果看美索不达米亚早期的交易，其实都是P2P，都是入资方和出资方直接进行签约的。稍微了解一点历史的人，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本来两个人之间直接进行交易，都那么难以相信，早期的法制发展没有到位，中间要有很多中介也不太可能。所以这个陶片告诉我们，至少在中东这一带3800年以前，借贷交易、借贷型的跨期交易就已经发生了。当然还有更多具体的。

　　刚才我们说到至少在中东3800年前就有明显的借贷交易发生，在中国，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证据，不相上下的时期也出现了跨期的借贷交易。比如《价值起源》第七章说了一个意大利人在1202年写了一本书叫《珠算原理》，这个人叫斐波纳契。我就想这本书有那么重要吗？同事给我看了这本书的目录，一章一章看下来，第八章是讲，如果你做一个借贷，每年付息10%，未来付10年，到第10年时再把本钱还给你。对于这样的收入理由，今天到底应该付多少的价格？这是资产定价的问题。收入有定价的问题，定价定得准不准，对整个金融交易市场的发生和发展非常关键，所以在我那个同事看来，我理解他的意思，研究金融理论的人首先关心的是对资产怎么精确、准确地定价问题。所以斐波纳契的书，1202年写的书，是金融革命最早的基础，如果定价理论没有搞清楚，金融市场、金融革命不太可能发生。

　　在中国秦末，有人编出了一本书《九章算术》，里面对于交融和跨期借贷的问题更具体。可能很多同学不知道《九章算术》里面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当初是科举考试给学生去考的，我不知道在场有多少同学能够把这个问题回答好。其中的卷三说：“今有人持钱之蜀，贾利十三。初返归一万四千，次返归一万三千，次返归一万二千，次返归一万一千，后返归一万。凡五返归钱，本利俱尽。问本持钱及利各几何？”以前参加科举考试，也许会碰到这个问题。所以我的同事跟我说，到底是斐波纳契在13世纪时了解了中国《九章算术》，写的《珠算原理》是抄了中国汉朝很多东西写出来的，还是意大利人独立地发明了珠算原理？这里顺便一下，在高中和大学学了数学，无限时间序列、求和还有很多高等数学的内容，到底是怎么来的？我读研究生，在中南矿业学院从来没有问这个问题，在耶鲁读博士时就想，那时候怎么那么笨，花了那么多时间算出1+X+X的平方+X的立方，是类似于无限序列的，原来从来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数学问题，背后相对应的是什么现象？所有数学都不是平白无故来的，要么是自然现象，要么是人类生活中碰到的具体问题，一些聪明人将其提炼出来，变成一般性的数学问题。你们是否想过无限序列的求和？我高中、大学时，给我这个诉求让我来解能够解出来，至于数学问题有什么用我没有思考过。

　　其实金融交易，早期的跨期借贷交易，对于这类算术、数学起根本的催化作用。包括现在的概念统计，也是中世纪后期开始的保险交易在欧洲催化出来，因为有一个实际问题，每个人到底什么时候死是不确定的，从退休一直到死，每年只要还活着，保险公司都要给你这么多的钱，保险公司又不是傻瓜，知道你到底能够活多少年是不确定的，但给你保证，从你退休一直到你离开，每年给你这么多钱，保险公司每年支付多少保费是另外一个很经典的金融问题。类似这种问题，催化出很多数学。所以从《九章算术》里能间接地看到，在2000年前的中国，金融借贷交易足够普遍了，否则不会推演出数学问题，变成今天学算术、学数学时还要回答的问题。

四种跨期风险保障安排

　　刚才我讲了中国的经历，还有中东社会三千多年前的经历，主要是为了说明一点：早期的金融交易至少是三四千年以前就已经开始在不同社会出现了。但为什么后来一直中断了将近1400年、1500年的时间？为什么从公元前几百年到15世纪末期中间的一千多年没有太多发展？我们前面讲到金融这么好，可以解放个人特别是解放妇女，为什么没有把早期三千多年前开启的金融市场交易进一步深化发展，创造出各种不同的、我们今天熟悉的金融市场类型，从简单的借贷、货币一直到很复杂的股票、债券、期权、期货等不同的金融衍生品。为了说明这一点，先给大家讲一个基本框架，这便于我们理解后面我给大家分享的内容。

　　在中国之前之所以有卖妻、卖女的传统，在印度有用女儿的婚姻解决跨期风险交易的需要，是因为在没有金融市场时，一旦发生灾荒等风险事件挑战人们生存时，才会被迫采取卖妻、卖女或者卖其他东西的行为。为了说明这一点，先总结一下，对今天人类社会来说，用来所依赖解决风险挑战的方式大致上包括下面这四种：

　　第一种是今天熟悉的金融市场，货币化的交易。通过货币化、契约化的交易，达到人与人之间、人与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跨期交换安排，包括各种类型的保险产品、银行的借贷、储蓄，还有不同的退休基金、投资基金甚至于房地产基金、实物投资品，还有珠宝、艺术品、油画都可以投入，都可以达到跨期进行价值配置、价值交换的，这些在我看来都是市场化解决方案所包含的内容。

　　第二类基于家族、血缘网络给我们提供的，也是跨期价值交换的安排，养子防老是最具体的方式，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作为父母的儿子、女儿，第一个要完成的功能是给父母或者长辈提供未来生老病残的安排。这是基于血缘、家族、网络和相配的文化，包括儒家文化，最终达到跨期保障的效果。

　　第三种安排是基于宗教。我这里讲的宗教可以是多种类型的，可以是佛教也可以是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任何宗教、信仰体系。关键一点是，这些宗教对不同人之间产生共同的信任基础起到了核心作用。如果我们都是基督教徒去不同的教堂，但因为这个共同的宗教信仰，让我们之间在价值取向上、行为规范上、行为风格上就有非常多的趋同。这样的话，我们之间就有了一个跨期信任的基础。当然这个是相对于陌生人的。

　　第四种安排是现代福利国家，有政府的社会福利体系、灾荒、救济或者失业救济。

　　这四种不同安排，在我看来是目前为止人类社会经过几千年的摸索，慢慢推导出来的、达到跨期保障的效果。

　　当然这四种安排有很多不同的极端状态，在我看来，传统的中国社会希望基于儒家理念、以儒家理念支持的血缘体系建立的跨期风险保障——这是中国人历来唯一依赖的一个跨期风险保障安排。根据我了解的历史资料，原来中国社会宗教传统很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建立一些经济学的模型，很容易看出来。只要儒家主张唱主角，一定意义上其他非儒家的宗教就很难进来，不管是后来的基督教还是早期的佛教，一直跟儒家体系有一种很强排他性的竞争关系。所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宗教，在一定意义上，他们的主张是最好不要依赖你的血缘体系，而是依赖我的宗教体系、宗教组织所形成的社会网络，成为唯一的跨期保障互助体系。纯粹的福利国家理念，是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当然这里我要强调一下，不管是基于儒家血缘体系的保障体系，还是基于福利国家的保障体系，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点，即都不希望通过市场化的、货币化的交易达到互通有无、互相帮助的效果，而是兄弟间不讲钱只讲义。这是不同于前面三种安排，不管是基于家族的、儒家的，还是基于宗教的、福利国家的，都是对于商业化、货币化解决风险保障的安排（市场化的安排），其他的安排是排斥的。

　　在今天的人类社会，每一个人多多少少对上面四种不同的风险安排都会：既有依赖政府福利的成分，也有依赖金融市场，也有依赖血缘体系的，尤其在中国，保险公司不认了，或者没钱买保险也没钱利用银行所提供的借贷产品，政府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又不到位，最后实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只能找亲戚、朋友。

早期宗教对金融发展的排斥

　　为什么三千多年以后，金融跨期在中东和后来的中国等不同地方发生了，但后来一直没办法进一步发展。我首先要强调的是，在文化、宗教、理念上，不只是中国，西方社会历来就存在着对货币交易根本的排斥，对于市场化解决人际交往、人际交易、互助历来都是排斥的。

　　比如大家都知道基督教所依赖的《圣经》，其实有两部主要的著作：一部是《旧约全书》，一部是《新约全书》。不管是现在的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是来源于《旧约全书》，只不过对于《旧约全书》的内容，今天不同教派的解读是不一样的。这些年我关注最多的是《旧约全书》里《申命记》这一本，其中第23章第20段说道：借给你兄弟银钱、食物，或任何能生利之物，你不可取利。第21段： 对外方人你可取利，对你兄弟却不可取利，好使上主你的天主在你要去占领的地上，祝福你进行的一切事业。大致的意思是这样的：如果把钱借给你朋友，不可以收利息，不能用钱赚钱。如果把钱借给陌生人、借给外方人，是可以收利息的。《申命记》这两句话，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解读完全不一样，这是他们核心的分歧。在基督教牧师和哲学家看来，这里讲的外方人、陌生人是指敌人。也就是说按照《旧约全书》这一段话来说，除非你是把钱借给敌人，否则你是不可以收利息的。我们会想，为什么不可以收利息？今天在中国用钱赚钱甚至不用钱赚钱，没有人心里会颤抖或者犹豫一下，但基督教很严格，如果违背《旧约全书》、违背《圣经》的教导，还要用钱赚钱的话，等你死的时候是要入地狱，不会上天堂的。

　　有的同学可能了解到，早期意大利银行家美第奇家族最早创办银行，在14世纪末期、15世纪的时候，赚了很多钱，在死的前几年，每天做噩梦，以至于找几个牧师24小时坐在他的床边上说：你没有问题，上帝不会让你入地狱，因为你赚的钱给别人提供了很多帮助。美第奇死之前每天晚上做噩梦，怕他之前所赚的钱被上帝惩罚、会入地狱。犹太教对这段话的解读是给朋友、兄弟借钱，是指只有信犹太教的人才是这里指的“兄弟、朋友”，非犹太人都是strangers，都是陌生人。这是为什么从两千多年前开始，有人一开始在中东，后来在欧洲社会，一直是犹太人从事金融借贷业务，因为犹太人在宗教上没有禁止，借给其他犹太人是不会收钱的，但借给非犹太人收利息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解读的差别，难道有那么重要吗？这个太重要了。我们熟悉人类历史甚至更早的历史，跟这个解读有很大关系。

　　大家都知道希特勒，希特勒从小就恨死了犹太人，是因为犹太人可以从事金融业务，在欧洲过去至少1500年左右，犹太人在欧洲的金融行业一直唱主角，基督教徒一直到16世纪才被解放，也可以从事用钱赚钱的金融业务。但到16世纪新教革命之前，基督教徒严格意义上是不能够从事金融交易的。这是为什么1500年，犹太人先从西班牙被赶走，分别在德国、英国等地不断地被赶。16世纪的时候，全世界犹太人只有两三百万人，但这两三百万人几乎被驱赶到欧洲每一个城市，是因为你把钱借给别人时，那个人肯定很高兴，给他雪中送炭，没人拒绝也没有人不感恩的。但放心，等他还钱的时候，没有人高兴。这是为什么在欧洲1500年左右的时间里，犹太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仅给家人、家庭借贷，而且给很多欧洲国王放贷。但这些国王也好、做企业的人也好、欧洲人也好，还有借钱的欧洲个人也好，每到还钱的时候都恨死了犹太人。20世纪的希特勒也是一样，所以他长大后，把犹太人从整个欧洲赶出去，如当时不同的罗马教皇把犹太人从以色列、耶路撒冷庙烧掉了两次一样，当时罗马皇帝说，我一定要把那些犹太人赶到世界各个地方游荡，让他们无家可归。所以犹太教跟基督教对《申命记》这两句话的解读不一样，在相当程度上写下了过去两千年左右西方国家、金融市场的发展史，这个很重要，是很大很关键的差别。

　　也许我们可能会想，为什么基督教包括伊斯兰教《古兰经》第275-276行，如果你要用钱做放贷收利息的话，最后也是要被打入地狱的。伊斯兰教跟基督教这方面的差别是，基督教世界里，经过加尔文新教伦理的重新解释，基督教伦理相对来说被解放了，基督教徒可以从事用钱赚钱的金融交易。但即使到今天，伊斯兰教对这方面的约束没有解放，没有重新做任何解释，这导致伊斯兰世界金融市场在今天，严格说，还是非常难有发展的宗教基础，这方面还没有完全得到重新解释或者改变。

　　回到刚才的问题，为什么这些不同的宗教对于用钱赚钱、金融交易那么排斥？其实这背后的主张从基督教最早开始出现就很清楚：我们不想让人类社会按照货币化交易的方式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交换。因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本来应该是兄弟姐妹，不应该去谈钱，你有了钱帮助你周边人，这是你应该有的义务。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大家都是兄弟姐妹，何必谈多少钱互通有无呢？我们本来就应该要进行互助的，每个人都有这个义务。这跟儒家主张完全一样。儒家历来主张以“义”来规范人类社会秩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督教跟儒家主张的以意来规范人类之间的关系和秩序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儒家也好、基督教也好、伊斯兰教也好，都是排斥交易的，比如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君子义以为上”。《水浒传》李逵说“金钱如粪土，情义重千金”。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仔细分析这段话，讲到“情意重千金”时又是货币衡量情义重多少。

　　抑制或者排斥金融市场、货币化交易的主要哲学家是亚里士多德。他说钱、货币来到人类社会，完全是作为一个交易工具、支付手段，是为了让我们在市场上进行交换、进行买卖时，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方便，如此就有统一的支付手段。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货币本来是没有生命力、生育力的工具，用钱赚钱等于是要男人生小孩，是反自然的。因为没有生育力、不能怀孕的钱，让它用钱生钱，这非常反自然。《旧约全书》对借贷、赚钱的禁止、排斥混在一起，奠定了整个西方社会一直到16世纪之前哲学上和宗教上加在一起的障碍，这样一来把我们前面说到的金融市场早就出现了，但后来几千年没办法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但真正在这方面，在基督教世界、西方世界里产生非常大影响的两个人、改变局面的两个人，一个是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本来是学法律的，上大学时生了一场大病，开始祈祷，求上帝给他一条活路，跟上帝保证，如果这一次能够活下来，剩下所有的生命，每一分钟、每一秒都会为上帝事业服务。后来他的病好了，从那以后维护上帝的事业和上帝的利益，这是他每天生活中的重中之重，是他唯一的关心。当时马丁·路德对罗马教皇做的很多事非常反感，尤其是有几件事：大家以前可能了解过，原来在基督教世界里，通过罗马教皇发命令，各个教会都去卖赎罪券，花一百块钱或者一千块钱可以买几张赎罪券，这样的话，即使以前犯过一些罪，但死的时候，绑人的那些人会让你上天堂，不会把你打入地狱，死的时候要带几张赎罪券过去，给他们看一下。马丁·路德非常愤怒，认为完全是罗马教皇那些人庸俗到违背上帝意愿，以上帝的名义赚钱。当然罗马教廷给了一个解释，耶稣有很多圣徒，他们活着的时候一辈子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按中国人的说法是积德积了那么多，他们自己用不完，积累了那么多没有用完的功德，通过花钱去买赎罪券，等于是分享了那些圣徒和耶稣留下来没有用完的德，这些德，凭着赎罪券，你在死的时候可以用一次。

　　马丁·路德为了维护上帝的权威和本意，就大骂罗马教皇，所谓新教革命是马丁·路德做起来的，首先做了一个小册子，后来这个小册子变成新教革命的最早起源。但马丁·路德做的这些学说，对今天世界的影响非常大，因为有很多研究表明，信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这些教宗理论的人，教育水平往往会更高。而继续坚信天主教的、保留原来罗马教廷解释的，教育水平更低一些。包括在中国，新教影响比较大的中国地区，那边学校会更多，平均识字率和教育水平会更高。而以天主教为主的中国县、地区市，识字率总体上会低一些。原因是什么？马丁·路德说：以后不要让罗马教廷、罗马教皇告诉你上帝说了什么，没这回事，这是他们的解释，你自己去读《圣经》，自己跟上帝直接对话。现在讲金融脱媒，马丁·路德差不多是同样的意思，你们自己去脱媒，不要听教皇和牧师，自己每天去读《圣经》，每天跟上帝进行对话。但大家想一想，为了读《圣经》必须要识字。所以新教革命影响比较落后的英国和今天熟悉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英国前殖民地的地方，都是以新教为主的，尤其是以加尔文的新教为主的，这些地方都主张直接跟上帝进行对话，不要去相信所谓的宗教、权威、牧师、教皇给你做各种角度，他们背后有自己的利益。现在学很多国内的书，不管是政治经济学还有政治学习时，也要养成这个习惯：自己亲自跟大领导进行对话。这是马丁·路德做的一系列改革，把基督教世界里很多中间人、媒介给去掉了，自己跟上帝进行对话。

　　加尔文对我们今天谈到的话题——金融市场的发展——做的贡献更大。加尔文的本意是要发扬光大上帝的事业。加尔文在日内瓦工作、生活。加尔文最大的贡献在哪里？用钱赚钱，宗教上、哲学上的阻碍和禁止完全做了解放的。加尔文在教堂里做的演说和写的文章里谈道，“既然我们能够接受把土地租出去收地租；把楼房租出去可以收房租，为什么不能够把钱租出去也收钱租（利息）”。在现在人看来，钱和土地之间的距离非常近，这个钱用来买一块地，然后租出去收租金，钱可以用于投资，把房子租出去也可以收房租，为什么必须经过一系列的交易、投资以后，才可以去合法地赚钱？直接把钱放贷出去赚到的钱为什么不可以合法、不可以符合道德？加尔文这些解说，对我们今天所说的基督教世界新的商业伦理是非常基础性的，对于基督教世界是否能够从事金融交易、金融市场也是基础性的学说。基督教世界里金融市场的发展，原来一直受到制约，到16世纪中期，经过加尔文一系列的重新解释、演讲，才真正产生大的转变。

　　前面我说到基督教世界里，经过16世纪初期新教革命和新的学说洗礼，做了很大调整，把资本主义在西方社会发展的宗教基础给奠定了。但其他大多数宗教，一直到今天，这样的一场宗教革命还没有发生，这也是为什么在相当程度上中国——尽管原来没有那么强的宗教传统，但对于“义”和“利”之间的竞争关系，到底站在哪一边，问社会上的文化学者，肯定是站在“义”这一边，问金融人肯定会站在“利”一边。但中国儒家文化和价值体系的坚守者，现在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经历过一次商业伦理方面的改革。

宗教如何促进金融市场发展

　　前面简单回顾了从宗教、文化上看，金融市场可以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好处，解放我们方方面面的制约、约束，为什么花这么长时间（人类社会摸索了几千年或者停顿了几千年）到现在才可以做这些事。

　　前面我说到儒家体系、宗教、现代市场、政府福利对我们安身立命明的保障、规避风险都可以起到积极的正面作用，那么是否真的这样？为了说明这一点，我给大家介绍几个研究：

　　第一个研究，儒家文化影响深和浅，在中国社会规避风险和灾害挑战时，到底能不能发生什么作用？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把香港科技大学龚教授和他的学生做的研究拿出来了，他们将山东107个县自1644-1911年，受儒家影响深和弱的县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他们在对抗灾荒冲击能力方面到底有没有差别？是儒家文化影响比较深的、大家都按照儒家“三纲五常”来生活安排的县对抗风险能力更强，还是不怎么信儒家文化的县更能够对抗风险的冲击？从研究的角度来讲，我们可能碰到一个实际问题，以前我们了解到的文化不可以量化，我一直在做推动量化历史的研究，很多学者第一反应是：历史能够量化吗？现在是儒家文化能够量化吗？希望我的研究能够给你们以启发。实际上只要动脑筋，表面上看起来不能够量化的内容和人类社会的东西也可以量化。他们怎么做的？龚教授用山东107个县，每一个县的文庙或者孔庙的数量度量在那个县的儒家文化影响到底强还是弱。所以基本的假设，孔庙、文庙越多的县，说明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对儒家文化的尊重越强。

　　当然我们可能会问：什么情况下农民更有可能起义和暴动？受到灾荒、冲击的时候，尤其旱灾发生，粮食歉收，这时候农民暴动的可能性比平时高很多。所以从他们的研究大致可以看出，儒家文化影响越深的县和地区，人们对于血缘网络、对于孔家店的依赖度更高，而且也更靠得住。这样一来，儒家文化影响越深的县，即使是他们受到灾荒、冲击的时候，互通有无的倾向性和可能性就会越高。而相对而言，儒家文化影响比较弱，孔家店不怎么坚固、影响力不是太大的地方，受到灾荒冲击的时候，大家各顾各的可能性就会越高，大家走投无路，用暴力求生存的可能性就会越大。儒家文化，根据龚教授的研究，的确在巩固人与人之间、互通有无方面可以做很大贡献，特别是在灾荒、自然风险发生时，越是有很强的儒家文化支撑的家族结构、社会结构，应对灾荒和风险冲击的能力就会越强，用武力、暴力求生存的必要性就会小很多。

　　当然，尽管是这样，因为儒家为了支持儒家的“家”规避风险的功能、跨期交易的功能，每个人做出的牺牲很多，必须得受“三纲五常”、等级秩序的约束，而且这个要悌化、那个要悌化，要孝敬。金融市场如果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在争取个人自由上需要个人努力和牺牲。权衡之下，我这样的人，肯定会喜欢金融市场提供的风险保障安排，因为金融市场要求我个人在自然权利方面做出的牺牲很少，但儒家文化主张的等级秩序给我的制约，要我做出的牺牲太大，所以我不愿意，我尽可能地想从这个体系出来，更多地想依赖现代金融市场达到同样的效果。

　　刚才我说到宗教、教会和儒家支持的家庭、家族，可以有相互替代的关系，也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风险保障的效果。那么现实中是否真的这样？这里我介绍一个简单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对象是1980年到2001年，不同的美国人包括白人、黑人的开支收入调查，他们想知道，在美国人眼里，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人，一旦他们的收入受到灾荒或者危机冲击时，谁的消费受影响会更大？也就是说，如果教会、宗教组织能够提供风险保障的效果，我们可以由此推论，可能信教的人、经常去教会的人，他们面对灾荒、面对危机、面对收入冲击时，不需要减少消费太多，因为他们通过教会提供的保障体系多少在面对生存挑战时、收入减少时，通过教会可以得到一些支持。他们的研究，就想看一下是否真的这样。结果他们发现，美国人里，参与宗教和参与教会活动的人，在他们收入下跌时，比起那些不信教的人，他们消费程度要低40%。也就是说，根据他们的研究结果，让我们看到信教最后给你的消费、收入保障可以比不信教的人要下降40%左右，所以信教有40%左右的保险功能。剩下的60%没办法通过教会体系规避掉方方面面收入冲击带来的影响。具体细节就不多展开了，因为他们做了很多很详细的量化研究，尤其是他们发现在白人和黑人之间差别很大，信教对于白人对抗收入下降能力的贡献是明显的，收入下降时，消费少，下降40%。但这个效果对于黑人比较有限，对黑人的风险保障主要是在幸福感方面。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朋友很熟悉美国的一些情况，黑人主要在美国南部，教会对当地黑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地方，但很多南部的美国黑人去教会，很多时候不完全是经济目的，更多是幸福和情感交流的目的，这对他们社会归属方面的影响很大。

　　既然我们讲到儒家影响、信儒家的程度深和浅，信基督教、其他宗教的深和浅，都对我们对抗风险事件的冲击有很好的显著的正面作用。如果是这样的话，金融市场也可以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保障。

　　过去很长时间让我很纳闷的一个现象是：美国社会金融市场是最发达的，美国政府的福利也有不少，但美国比起西欧国家信教程度要高很多很多。如果大家以前没有去过美国，对美国这方面了解关注不是太多，可能不知道美国人对宗教虔诚的程度远远高于西欧人。西欧很多教堂要么被拆掉、要么被卖掉，转换成其他的，比如做写字楼、酒吧或者迪斯科舞厅。但在美国，尤其竞选总统时，如果不是很虔诚的教徒是选不上总统的。欧洲金融市场很发达，美国的金融市场也很发达，但美国人比欧洲人更信宗教，这好像跟我的理论有很大的矛盾，按理说，美国金融市场这么发达，收入又这么高，政府的福利又这么好，用不着去靠宗教得到进一步的保障和支持。

　　首先是政府福利和宗教、教堂作用于个人的安身立命、风险保障方面，有很强的替代作用。正因为西欧国家政府福利，包括瑞典、法国、德国的政府福利非常高，所以大家想一想，如果政府给你提供的生老病残的保障非常好，有没有动力再去找别的保障？没有了，可能会觉得为什么要去教堂，原来有经济需要，因为生病了，发生灾荒冲击，最后家里人靠不住，靠教会的交流提供帮助。现在政府福利这么好，还去教堂干什么？以前我们谈到要保留中国传统文化，放心，非洲人、印度人、欧洲人都这样说。但我今天给大家讲的一个基本道理是：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化，文化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历来都是变的，因为人是很务实的，只要我有更好的安排就不需要这个安排。今天我们接收的文化内涵，根据今天的生存手段、生存方式，不靠那些文化支持时，日子就可以过得很好，不管是下大雨还是下大雪都没有问题，天不怕、地不怕、宗教不怕，上帝也不怕，甚至领导也不怕。一旦欧洲人能够找到政府福利的支持后，很多人很快就放弃教会的原因。正因为这个原因，美国很多人，极力反对福利国家和福利社会。美国一些州对于政府干预市场、政府提供福利项目的程度很高。

　　现在看起来，不管是福利国家的主张者还是宗教的主张者，今天基本都不再排斥金融市场的发展。我上学期讲《金融与社会》的一门课上就是讲这些问题，我问学生这反映了什么问题，怎么理解、怎么解释？今天主张政府福利国家的人和主张宗教影响的人，偶尔会骂华尔街的人、要占领华尔街，但总的来讲，没有谁说要完全把金融市场给关掉，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宗教组织的推动者不再把金融市场看成是对他们的威胁，而更把福利国家的主张者看成是对他们的威胁，这背后的原因是要充分利用金融市场提供的各种工具有一个前提，即你的收入要足够的高。所以中高收入阶层，基本在今天的世界上包括在今天的中国，金融市场可以帮助你安排好很多的风险事件、生老病残的需要。但金融市场再发达，对于非常低收入的社会底层人是没办法的。所以这个群体是福利国家的主张者和教会主张者都希望拉过来的群体，也是他们都希望主要服务的对象。于是，出现了一种竞争：如果福利国家，美国也像欧洲这么高福利，那么美国人过不了多少年，就会越来越少的人去教会。所以教会主张者在美国极力排斥福利在国家的膨胀。

　　这些年我越做研究越兴奋，原来这个事情是这么回事，规避风险的手段、选择，过去是怎么演变过来的，不同规避风险的安排之间一直竞争，同时也在互相排斥，尽量把对方给打倒。

　　信教不信教，发不发展金融市场都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比如基督教进入中国有几百年，但是到19世纪中期，比如1870年左右，各个国家派到中国来的基督教传教士，在北京开了一个会，讲我们要推广上帝的福音，让更多人享受上帝带来的好处。但是中国人对祖先看得更认真，都去祭祖，在家里的祠堂里烧香，拜祖先。要中国人转过来信上帝、信基督教太难了。1872年左右在北京的会议上，这些传教士达成了共识：为了更好地播散、传播上帝的福音，必须采用下面的策略——中国哪里有饥荒就到哪里去，提供更多的救济，让中国人在灾荒时感受到上帝的福音。所以通过派医生、派很多的教徒到灾荒的第一线救济。这样一来，接下来的几十年转变成为基督教教徒的增长率贡献是极大的。最后，中国人可能比美国人更现实，只要能够给我一些好处就相信，不给我好处，再怎么说，还是回到祖先的祖坟面前磕头，但我不愿意去你的教堂。

　　最后总结一下，本来基于血缘的家族、宗族、宗教组织、金融市场和福利国家这四种不同规避风险的安排，可以互相补充。本来不应该互相排斥的，但在人类历史上，首先文化如儒家文化、宗教都排斥金融市场，尽管金融很早就出来了，但一直没办法腾飞发展，这些来自于宗教来自于文化的障碍、排斥起了很大的作用。

　　借助这个机会，按照宗教演变和宗教功能角度来理解的话，会看到宗教跟迷信不完全是一回事，这在我写的下本书里会回答这个问题。迷信对于规避风险也有正面的影响和正面的帮助，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宗教区别于迷信最大的地方是，宗教通过有组织地把共同信教人定期地汇集在一起，建立跨期交易交换所需要的相互信任的体系，使得宗教组织可以实现原来迷信所没办法实现的显形的经济交易风险互换的功能。这是宗教区分于迷信的最大差别，因为一般的迷信是没有组织的，大家可能相信有巫婆，相信去天塔祭拜一下就可以达到求雨、求好运的效果。但除了这个以外，没有每个礼拜组织学习的东西。正因为儒家、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以“义”而不是以“利”组织安排社会秩序、安排规范人与人之间跨期互助的主张，所以早期的金融市场没有办法发展，一直等到16世纪时，首先在基督教世界里通过新教革命，用钱赚钱、以货币化交易、互通有无的方式，原来的阻碍都给排除掉了，为后来的资本主义在17、18世纪于欧洲出现奠定了根本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