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人大代表、留德博士、武汉大学美学研究所所长彭富春发微博称，有学校、家长让孩子读背《三字经》、《弟子规》，他持反对意见。在接受采访时他还认为，“这是毒害青少年心灵。”他在两会上也强调，国学教育必须区分其精华和糟粕，应和现代科学民主的公民教育相适应。他的看法引起网友的激烈争议。

　　相关报道并没有正面解答彭富春所提出的问题：既然《三字经》、《弟子规》有启蒙价值，为什么会毒害心灵呢？既然其中有伟大的思想，又为什么既反科学又反民主呢？其中包含的那些君臣观念和主奴意识，是如何生发出可以走向世界的诸如权利、义务之类的公民观念的呢？

　　在笔者看来，本体论意义上的公民观念，其实就是全球化的人类共同体所共同信守的以人为本的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谱系。

　　其第一个层面，是公民个人自由自主、自我担当、自守边界、自我健全、的主体意志，也就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自我规定的意志”。

　　其第二个层面，是主体个人之间甲乙双方平等协商、双向选择的契约规则。

　　其第三个层面，是主体个人在三人以上的家庭、社团、企业、党派、民族等相关群体及社团组织当中，所要自觉遵守的多方契约即充分量化细分的公共法律，以及按照公共法律所应该享受的个人自由、契约平等、民主参与、公平竞争的民主权利。

　　其第四个层面，是主体个人在国家契约及其制度框架和法定程序当中，通过分权制衡、治官安民的制度建设，所享受到个人自由、契约平等、法治民主、限权宪政的合法权利。

　　基于这样的个人自由、契约平等、法治民主、限权宪政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谱系，现代文明社会的所有以人为本的主体个人，无论在专业领域或者公共事业方面做出多么巨大的贡献，都与其他所有个人一样，是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上既正常又普通的大同博爱的一分子。

　　遗憾的是，像这样的个人自由、契约平等、法治民主、限权宪政、大同博爱的公民观念，在中国本土的传统社会及其传统文化里面，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弟子规》进行一些解读分析。

　　《弟子规》原名《训蒙文》，是清朝康熙年间的私塾秀才李毓秀所作，后经另一名私塾秀才贾存仁修订改编的启蒙教材。其中依照《论语》“学而篇”第六条“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以代圣人立言的二元对立、一元绝对、单边片面的“存天理，灭人欲”式的极端绝对口吻，列举规定了少年儿童所必须遵守的一系列的礼仪规范。这种以天、地、君、亲、师为本体本位，以少年儿童为驯服对象的单面规约，从一开始就违背了以人为本、个人自由的主体意志，以及甲乙双方平等协商、双向选择的契约规则。

　　在第一部分的“入则孝”中，有“冬则温，夏则清”的规约，说的是二十四孝中的9岁男孩黄香，为了让父亲安心睡眠，夏天帮父亲把床铺扇凉，冬天为父亲温暖被窝。

　　比起黄香的孝道来，接下来的“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丧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丧尽礼，祭尽诚；事死者，如事生”；所提倡的更是以亲长为本、以死人为本、以本人为奴的自轻自贱、愚忠愚孝，借用鲁迅写在《二十四孝图》中的话说，诸如此类的孝道宣传，“正如将‘肉麻当作有趣’一般，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

　　与此相印证，第二部分“出则弟”中的“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与现代文明社会优先照顾相对弱势的妇女儿童以及老弱病残的价值选择和文明规则恰好相反。1994年12月8日的克拉玛依特大火灾中，正是如此这般的一句“让领导先走”，活活葬送了288名中小学生的宝贵生命，这在任何文明社会，都是不可想象也不被容忍的。

　　第七部分“余力学文”中，为少年儿童规定的形而下的世俗层面上的最高理想，是“圣与贤，可驯致”。这种最高理想最终还需要第八部分“命自我作，福自我求”中的形而上的神圣天命，来予以保佑：“修心一听命，天地自相保。”

　　像这样以天、地、君、亲、师为本位的神道价值观，虽然并不缺少碎片式的人性感悟及文明火花，其总体追求却是要充当人上之人的圣与贤，而不是现代文明社会所追求的个人自由、契约平等、法治民主、限权宪政、大同博爱的以人为本的主体价值和文明观念。

　　总而言之，像《三字经》、《弟子规》之类中国传统的前文明社会的低级启蒙教材，对于已经充分世界化的21世纪的少年儿童来说，已经变成不合时宜甚至于格格不入；再有人强制性地向今天的少年儿童来灌输如此野蛮落后的文化观念，就只要视之为居心叵测、别有用心了。

　　（作者系历史学者，原载《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