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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独尊”的
中国当代儒学网   2016-01-05 12:59:52 作者:小胡辑 来源:腾讯大家 文字大小:[][][]

随着日本、东亚四小龙和中国经济的起飞,“儒家文化圈”也成了近几十年来的一个热门词汇。这个文化圈也称为中华文化圈、汉字文化圈,其核心是中国的儒家思想以及政治、社会、文化制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书面语言和书写方式(汉字)也是这个文化圈的共同特征。

儒家文化圈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和越南。中国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而在在日、朝、越诸国中,越南是最早接受儒家文化的,这是因为在汉朝以来的一千多年中,今天的越南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儒家文化也得以移植到此。在朝鲜半岛,早在公元前1世纪至7世纪间,高句丽、新罗、百济等征求已先后接受中国的文化。到了高丽时代(917-1392年),儒学传入朝鲜半岛,而高丽王朝在政治制度、考试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也模仿中国。在日本,《论语》早在4世纪就已传入,而自6世纪中叶开始推行的“大化改新”的特征就是全面模仿唐代的政治制度。在8 -12世纪间,日本还模仿唐朝的科举制度,实行以贵族子弟为选拔对象的贡举制度。

关于这个文化圈的情况,我们都大体上耳熟能详。这里我只是强调:这个文化圈虽然在唐代已经形成,但是在15世纪之前,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

在这个阶段,在中国,正如陈来所说,经学在汉代刚刚开始发展,并得到政府的支持,随后到魏晋时代,一流的知识分子都被玄学所吸引去,甚至被道教所吸引,隋唐一流的知识分子,一流的精神和心灵都被佛教所吸引。当时就有一句话叫“儒门淡薄,收拾不住”,就是说儒学没办法收拾,很多第一流的人才都流失到道教、佛教和其他相关的研究中去了。因此,儒学的核心——内圣之学——的传统在汉代以后有一个长期的中断,到了宋代理学兴起,才致力于把这个儒学的内在传统接续起来。不仅如此,经过汉唐之间的几个世纪的战乱和民族迁徙,连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中原也已部分地“胡化”了。陈寅恪先生直截了当地说:“当日河北社会全是胡化, 非复东汉、魏晋、北朝之旧。”他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范阳秀才卢霑,“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 两地皆多良田畜马, 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 击毬饮酒, 马射走兔, 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因此之故,《新唐书》明确地说:“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

到了宋代,儒学发生了重大变化。陈寅恪先生说:“佛教经典言:‘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这个“新儒学”即两宋理学,其中又以朱子(朱熹)之学为集大成者。其产生是隋唐以来逐渐走向没落的儒学的强有力的复兴。这个复兴是儒学自身变革的结果。在儒、道、释三教思想长期共存、冲突、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儒学发生了重大变化。魏晋时期,它被进行玄学改造之后,而到了此时,又被进行了佛、道的改造。改造后的儒学,既保持了儒学的核心价值观,又吸收了佛、道两教的一些思想,以及这两种宗教的大众接受性。因此,“旧儒学”仅只限于部分学者中,而“新儒学”逐渐进入普通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从而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形成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而又影响久远的儒学运动。然而到了元代,情况发生逆转。蒙古统治者不重视儒家学说而尊崇各种宗教(特别是佛教),所以《元史》一再说:“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元兴,崇尚释氏”。元朝皇室带头崇佛,忽必烈“万机之暇,自持数珠,课诵、施食”,并下令给佛教寺院的田产以免税的优待。迄至顺帝时止,元朝历代皇帝都崇信佛教。在他们的带动下,全国各地大建寺宇,“凡天下人迹所到,精蓝、胜观、栋宇相望”。元朝还建立了特有的帝师制度。至元七年(1341年),忽必烈晋封西番僧八思巴为帝师,“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地位极为尊崇。元英宗称元世祖“启沃天衷,克弘王度,实赖帝师之助焉”。从八思巴到辇真吃刺失思,终元一朝,共有12名西蕃僧被封为帝师,可见朝廷对佛教的优宠。元朝统治者也希图利用儒家学说以巩固其统治,但儒学在元代并不像历史上大多数朝代那样尊崇,伯颜等权臣还曾竭力排汉抑儒。儒士的社会地位很低,以致被郑所南《心史》说是“九儒十丐”。

中国尚且如此,在中国之外的越南、朝鲜和日本等地,情况更可想而知。

越南在宋朝以前一直是中国的郡县。赵佗建立南越国时,儒学就已传入越南,两汉时期派往越南的地方官吏都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整顿社会秩序,移风易俗,并实施儒学教育,输入儒家经典。影响最大者当推东汉末交趾太守士燮。他精通儒学,对《尚书》、《左传》等经典颇有造诣。治理交趾四十年,“习鲁国之风流,学问博洽,谦虚下士,化国俗以诗书,淑人心以礼乐”。士燮因此被称为“南交学祖”,被尊为“士王”,先入越南帝王庙,后又入文庙,越南旧史称之,“我国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王始。其功德岂特施于当时,而有以远及于后代,岂不盛哉!”后经魏晋至隋唐,依靠国家政权的倡导、地方官吏的推行,以及南迁的中原文人学者的宣扬、移民与当地居民的密切交往,这一切都推动了儒学在越南的深入传播。尤其是唐代,国势强盛,在交州设立了安南都护府,地方官吏也注重兴办教育,提倡儒学,以儒学移易风俗。交趾本地士人亦络绎不绝地游学中原,并可以参加唐朝的科举考试,入仕为官。唐朝著名文人杜审言、刘禹锡、韩渥等也都曾流寓安南。然而,此时儒学虽然已在越南具有一定地位,但传播并不如佛教广泛,也不像佛教作为一种信仰为民众接受。在越南独立初期的吴朝(939-965年)、丁朝(968-980年)和前黎朝(980-1009年)三朝依然奉佛教为国教,实行崇佛抑儒的政策。直到李朝(1009-1225年)建立,局面才开始发生变化。虽然李朝仍然崇尚佛教,但统治者已改变以往唯重佛教的政策,开始重视儒学,推行儒、释、道并尊的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提高儒学的地位,因此佛教也在李朝达到鼎盛。到了陈朝(1225-1400年)末年,儒学形成取佛教而代之的趋势。

越南孔庙供奉的孔子像越南孔庙供奉的孔子像

在朝鲜半岛,虽然儒学传入已有长久的历史,但是在14世纪末以前,尚处于发展的第一阶段。从中国传入的汉唐儒学,仅限于少数知识分子中,也尚未完全确立起主导意识形态地位。公元958年,高丽政府“始制科举”,把儒学经典列为考试科目。992年又设立最高学府国子监,在地方设立了乡校,并派经学博士教育贵族子弟,儒学教育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但是,由于993年开始的历时三十年反抗契丹入侵的战争,极大地阻碍了官办儒学教育的正常发展。儒学教育不得不转向民间,出现兴办私学的新倾向。

在日本,在幕府时代(1192-1867年)以前传入的儒学也主要是以五经为核心内容的汉唐儒学。进入幕府时代以后,儒学的传播内容发生了大转向,宋代理学取代了汉唐儒学输入日本。不过即使是到此时,儒学还只是作为佛教的附庸传入的。在镰仓幕府时期(1184-1333年)中期,日本与宋朝的文化交流日渐密切,中、日两国的游学僧人逐渐增多,他们为宣传禅学,多持儒佛一致论,理学因藉禅学得以传播。

由此可见,在15世纪之前的越南、朝鲜和日本,儒家文化主要限于上层社会,尚未在普通民众中生根。在普通民众中,儒家影响往往不及佛教或其他宗教的影响。

到了15-17世纪东亚世界文化版图大洗牌时,儒家也经历着一个复兴和深化的过程。作为结果,儒家文化圈在东亚世界的东部地区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儒学。儒学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并以不同的形态存在。在早期阶段,儒学主要以一种学术或思想的形态存在,只限于少数学者之中,尚未得到官方重视,也与普通民众的生活无关。在第二阶段,儒学以官学的形态存在,已经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但尚未深入民间。儒学的第三种形态是民间形态,即儒家伦理渗透到了普通民众之中。儒家学说要发展成为民间形态,本身必须发生改变,以适应这一任务。

钱穆先生指出:宋明之儒从以往注重吏治技术与王权统治合理性论证的“官学之儒”中分离出来,重新强调“以教化为先”的世俗人文传统,逐渐完成了向“教化之儒”的角色转换。他们通过举办各种社会事业,如义庄、社仓、保甲、书院、乡约等,投身于广阔的基层社会。宋、明以下社会,由于世族门第消减,社会间日趋于平等,而散漫无组织,社会的一切公共事业,必须有“主持领导之人”,若读书人不管社会事,专务应科举、做官、谋身家富贵,势必日趋腐败。因此,“宋明理学精神乃是由士人集团,上面影响政治,下面注意农村社会,而成为自宋以下一千年来中国历史一种安定与指导之力量”。

明朝建立后,大力复兴儒学。明太祖早在洪武元年(1368年)便诏谕群臣说:“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科举试士也“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并下令在乡试、会试中,一律采用程朱一派理学家对儒家经典的标准注本,提高程朱理学在官方学说中的地位。到了永乐十三年(1415年),在明成祖的指示下,以程朱思想为范则,编成《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确立了朱子学独尊的地位。三部“大全”的颁布并以强制的方式作为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的内容,使得程朱理学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以此规定士人的阅读与理解的取向,进而用官学化的理学来统一人民的思想。这些举措,导致了儒学成为中国社会的支配性意识形态。自此以后,通过政府和地方士绅的各种“教化”活动,即把儒学所倡导的社会理想和伦理道德规范向基层社会渗透。明代儒学教化网络的广阔和严密程度大大超过了前代。儒家思想由此深入民间,对民间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无独有偶,也正是在明代,以程朱理学为主的儒家思想也在越南、朝鲜、日本取得重大发展,成为支配性的意识形态。

在越南(正式名称为安南),胡季嫠建立胡朝(1400-1407年)后,实行限佛尊儒政策,积极倡导儒学,为儒学从后黎朝开始居于正统地位奠定了基础。经过后黎朝(1428-1789年)和阮朝的独立时期(1802-1858年)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在越南的传播与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后黎朝的黎圣宗将僧道排斥于国家政治生活之外,全面实行以儒学为中心的政治、法律及文化教育政策,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到规范民风民俗,均实施贯彻儒家思想。由后黎朝至阮朝中期的四百余年是越南的独尊儒教时期,儒学成为越南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

在朝鲜半岛,14世纪末以后是儒学传播的第二阶段,传播的是程朱理学。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可追溯到高丽王朝末期。14世纪末,高丽王朝开始衰落,一批文人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维系人心,开始引进朱子学。14世纪末李朝建立,学者郑道远、权近等人以朱子学为理论武器批驳佛教,从而为朱子学取代佛教以及儒学在15、16世纪的兴盛奠定了理论基础。随着李朝“崇儒排佛”政策的确立,儒家思想开始在朝鲜半岛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确立了其在官方哲学及正统学术思想的地位。儒学也完成了在朝鲜本土化的演变过程。

在日本,室町幕府时代(1338-1573年)的禅僧中出现了以五山禅僧为代表的一批倡导宋学的人。宋学逐渐深入宫廷,公卿贵族学者开始研习宋学。室町末期,一些尊信学的学者为避战乱,寄身于地方豪族,理学随之扩展到地方,逐渐打破了禅僧独占宋学的局面,并形成博士公卿、萨南、海南三个研究宋学的学派。在镰仓、室町时代,朱子学虽已传入日本,但只是佛教的附庸。到了16世纪中叶,朱子学成为显学,在幕府政权的保护下,高据官学地位,统治日本思想界260多年。其中,京师朱子学派以藤原惺窝、林罗山等人为代表,简称京学。藤原惺窝(1561-1615年)是日本朱子学最早的开创者。他原为禅僧,后来脱离佛门,转向儒学并蓄发还俗,这是日本儒学走向独立的象征性事件。他大力倡导对朱子学,使日本儒学结束了依附禅宗的历史,走向独立发展的路程。继藤原惺窝之后的林罗山(1595-1648年)继续致力于儒学的独立,进一步发展了朱子学,并使之官学化。他终生仕奉幕府,历四代将军,受到幕府厚遇,深得德川家康的重用,掌握幕府的学政,并直接参与幕府政事,起朝仪,定律令,还依据朱子学理论规范幕藩体制的等级秩序以及道德准则。他更为坚决地批判佛教,力排基督教,同时也批评陆王心学。到了室町时代末期,在关西、土佐等地方,儒学思想逐渐占了主要地位,并且成为该地区统治的思想基础。这一切,为江户时代(即德川幕府时代,1603-1867年)儒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此时执政的德川幕府在国家意识形态方面,由佛儒并用转向独尊儒家思想学说,把儒学定为官学,不遗余力地加以奖励、提倡,同时强行禁止“异学”,使日本儒学进入鼎盛期。有些学者认为在明代,由于倭寇问题导致的中日交恶,日本与中国在文化上渐行渐远。但事实上,正是在明代,由于日本“独尊儒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才真正深入到日本社会。景泰四年(1453年),日本派遣九艘遣明船来到中国进行朝贡贸易。其中有一僧人笑云瑞欣,将此过程进行了简单记录,这就是《笑云入明记》。其中谈到一位明朝中书舍人对笑云说:“外域朝贡于大明者凡五百余国,唯日本人独读书。”这表明,儒学在日本已深入扎根,成为日本自身文化的核心。由此我们也才能够理解,明治维新时,日本提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表达了希望以西欧为榜样,进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的强烈愿望。这个口号的提出者福泽谕吉在著名的《脱亚论》中说:

“大致说来,虽说古代和今天的西洋人没有多大不同,但他们的举动在古代较为迟钝,而今天变得活跃起来,无非是利用交通这个利器的缘故。对于东方国家的当务之急来说,此文明的东渐之势十分强劲,如果下定决心来阻止它的话,这样做倒也不是不行,但观察当今世界的现状,就会发现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莫不如与时俱进,共同在文明之海中浮沉,共同掀起文明的波浪,共同品尝文明的苦乐,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我们日本的有识之士,基于“国家为重”、“政府为轻”的大义,又幸运地依靠帝室的神圣尊严,断然推翻旧政府,建立新政府。国内无论朝野,一切都采用西洋近代文明,不仅要脱去日本的陈规旧习,而且还要在整个亚细亚洲中开创出一个新的格局。其关键所在,唯“脱亚”二字。

虽然我日本之国位于亚细亚东部,但国民的精神已经开始脱离亚细亚的顽固守旧,向西洋文明转移。然而不幸的是在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叫支那,一个叫朝鲜。这两国的人民,自古以来受亚细亚式的政教风俗所熏陶,这与我日本国并无不同。与日本相比,支国与韩国的相似之处更为接近。这两个国家一样,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都不思改进之道。

为当今之策,我国不应犹豫,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与坏朋友亲近的人也难免近墨者黑,我们要从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的坏朋友。

位于东京都的汤岛圣堂(东京孔庙)位于东京都的汤岛圣堂(东京孔庙)

尽管如此,经过一百多年的“脱亚入欧”后,日本仍然保持着儒家文化的深根。到了今天,中日两国是世界上唯一使用汉字的国家。尽管日本兴起之后,中日两国政治上交恶,但是两国人民对共同文化的认同,并未消失。著名文学家郁达夫是一位爱国者,他1936年回忆在日本留学的生活时写道:“这岛国的粗茶淡饭,变得件件都足怀恋;生活的刻苦,山水的秀丽,精神的饱满,秩序的整然,回想起来,真觉得在那儿过的,是一段蓬莱岛上的仙境里的生涯……”到了今天,两国人民的相互恶感似乎更为加重。据这两年民调,中国人和日本人互相无好感的都达到了90%,当中国的GDP在2010年超越了日本,焦躁不安的情绪弥漫在这个岛国,不断报道中国人的阴暗面。在2014年的一项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中,日本给中国打出了最低分3.4分(满分10分),而其他国家给中国的分数都在5分左右。针对日中关系紧张、日印关系友好的现状,日本最大的综合交流社区2ch最近做了一项调查,题为“如果公司派你到国外分公司工作,你会选择中国还是印度?”日本网友反馈踊跃。对此选择,日本网友究竟会作何选择?结果基本上是一边倒:中国。特别是在“日本人对文化的认同程度”这个问题上,中国更是“秒杀”印度。日本网友说:“中国和日本早在2000多年前就开始交往了;日本受到中国文明的影响极大。而印度和日本一直到20世纪为止都没有什么交集,就算佛教也是从中国传到日本来的”,“不管怎么说,日本都是中华文明的一员,还是有不少共通点的”。到日本旅游的中国人也与日俱增。亲眼见识了日本社会后,中国游客基本上都持赞许态度。日本《产经新闻》在2015年1月的一篇文章中称:“从来没有听到一个从日本回国的中国人还想把日本灭掉的。”

在另外两个儒家文化圈的国家,情况有所不同。20世纪初,朝鲜著名启蒙思想家申采浩说:“三国(指朝鲜历史上的高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时期)以前,汉文未盛行,全国人心只尊自国,只爱自国,支那虽大,却常视为我之仇敌……三国以后,几乎家家储汉文,人人读汉文,以汉官威仪埋没国粹,以汉土风教断送国魂,言必称大宋、大明、大清,堂堂大朝鲜,反认作他国之附庸属国,充满奴性,长陷奴境。”韩国总统朴正熙说:“纵观李朝五百年历史,其基本的对外政策是事大主义……事大主义意味着对中国明朝的屈从”;“李朝以前,我国人民决不是处于从属地位的民族”,而李朝实行事大主义则“损害了我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尊严”;“这种方式在我们知识分子的头脑中被歪曲成为对中国的崇拜”,导致“形成了一种奴性十足的模仿他人的风气”。因此之故,南北朝鲜都积极去中国化,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废除使用了千年的汉字。越南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致到了今日,越南朝野弥漫着强烈的反华空气,汉字更是少人知晓。但是即使在这两国,儒家的影响依然清晰可见。

根据盖洛普国际调查联盟的“全球宗教信仰和无神论指数”2012年抽样调查获得的数据,信教人口比例最低的国家和地区为中国大陆(14%)、日本(16%)、捷克(20%)、土耳其(23%)、瑞典(29%)、越南(30%)等。根据该机构2014年底的抽样调查,信教人口比例最低的国家和地区为中国大陆(7%)和日本(13%)。朝/韩和越南由于推行“去中国化”政策,有较多的人口转向基督教,韩国籍的宣教士从1990年的1,645人,增加到2002年的10,745人,几乎增加了七倍。但基督教徒在两国人口中所占比重依然不算太高。而中日两国则由于儒家“不事鬼神”的历史传统得到较多的保留,因此信教人口的比重很低。由此可见,15世纪以来的儒家文化如此深入这些国家的社会,以致在西方的强大影响下仍然能够保持自己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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