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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逊:孔子治国理政思想四个基本理念
中国当代儒学网   2015-12-07 10:03:56 作者:钱逊 来源:国际儒学联合会公众号 文字大小:[][][]

 

  孔子讲学图

  政者正也

  孔子治国的根本理念,是一个"正"字。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子路曰:"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臣、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当时社会动乱,礼崩乐坏,君臣父子的关系遭破坏,天子大权旁落,不再能号令天下;诸侯国扩张势力,相互争夺;大夫僭越专权,陪臣执国命;子弒父,弟弒兄的事层出不穷。正名,就是针对这种"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情况提出的;就是要改变这种不正常状态,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使社会秩序归于正常。这也是孔子的基本目标。

  《子罕》篇又有"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以各得其所释"正"。"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要使君臣父子各得其所。程子说:"万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则安,失其所则悖。圣人所以能使天下顺治,非能为物作则也,唯止于各于其所而已。"理正社会秩序,使各方各得其所。这是传统治国理政的根本理念。

  孔子当时所追求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有其鲜明的时代内容,是为了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这个要求早已经被历史淘汰了。然而在正名的具体主张中包含的各得其所的思想,则有着重大的意义。承认差别的前提和基础上求各得其所,指示了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危机的方向。今天我们深化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外交上实行和平外交政策,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可以说也都是求"万物各于其所"。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统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求其各得其所;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也要求其内部各因素、各方面,如政府和市场之间,各种经济成分之间,以及城乡,东、中、西部,贫富之间等等,各得其所。可以说改革就是调整各方面、各部分的关系,以达到各得其所的目标;各得其所是改革的目标和实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契约,国家治理中的法制,根本的精神都在于求各得其所。民主的精神和实质,也是在于调整政府与公民以及各部分人之间的关系,使各方面各得其所;民主是达到各得其所的一种形式。各得其所的概念,是把个人放在社会群体中来处理个人和群体的关系,包含保护个人权利和尊重他人、尊重社会以及政府权力等方面的要求;对个人的要求包含了权利和义务、责任两个方面。和单纯以人权、自由、平等为基础相比,更为全面,更有利于正确理解和运用民主,维护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对国际社会来说,中华文化的贵和思想,也指出了处理冲突和危机的方向。单边主义,暴力恐怖威胁、经济制裁,以至战争等等,只能加剧矛盾冲突。只有承认差别,互相尊重,平等协商,求同存异,合作共赢,各得其所,才是解决冲突,促进和平发展的正确途径。

  为政以德

  正名,恢复社会秩序正常,关键在正人。为达到"正"的目标,孔子主张为政以德。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治国理政是依仗强力还是德教?是当是当时对立的治国主张。孔子用"免而无耻"与"有耻且格"八个字概括说明法制刑政与道德礼教的不同特点和功能:法制刑政依靠的是强制,它的作用是惩罚犯罪,使人不敢做坏事,却不能使人为善;道德礼教依靠的是教育和自觉,它的作用是使人知耻,不愿做坏事,预防犯罪。通过这样比较,他论证了"为政以德"的正确和必要,强调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基础,把社会秩序的稳定建立在人们道德自觉的基础之上。恃德不恃力,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重要传统。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概括说明。道之以德是提高其道德自觉,齐之以礼是规范其言行举止。德是礼的内在的精神基础,礼是德的外在表现和落实。德是灵魂,礼是形式。德和礼是统一不可分的两个方面,二者的结合、统一,构成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

  正人中又有两方面:正人和正己。"正人先正己"。不只是对百姓进行道德教化,首先是要求在位者自身要正。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对百姓的教育是重要的,但身教重于言教;在位者不能以身作则,对百姓的教育就不会有效。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民风之正,在于君子之风。君子之风正,则民风正;君子之风不正,则民风衰。上梁不正下梁歪,在位者自身不正,下面的风气自然就歪。

  如此可见,孔子有救世之志,而他救世的理念,由正名开始。为政之本在正名,正名之本在正人,正人之本在正己,最后落到人的"正"。孔子、《论语》的中心思想,落到了为人之道,做人的道理上。

  由此,孔子十分重视教育,把教育看作为政的一个重要方面。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一定程度上孔子对法制刑政也有所忽视。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庶、富、教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这是孔子的政治纲领,第一要使人口增长,第二使人们富裕,第三对人们进行道德教化。在当时,地广人稀,生产力低下,物产匮乏的情况下,要富国强兵,抵御外来的侵犯,首先要增长人口,有足够的数量。这是一切有见识的政治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墨子说:

  "天下贫,则从事乎富之;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众而乱,则从事乎治之。"

  他提出的富、众、治三点,前两点与孔子所说富、庶相同,不同的是后面这一点,一个主张教,一个主张治。

  在富和教的关系上,富在教之前,先富后教。《论语》里孔子对这一点没有进一步作具体的发挥。但是《论语》中有很多地方谈到对民生问题的重视和关心。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鲁国遇到灾荒,国家的财政出现问题。哀公问有若怎么办?有若建议把田赋制度改一下,从征收二分之一的赋税改为收十分之一。哀公说,现在我都不够用,怎么你还要我减少到十分之一呢?有若回答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如果老百姓富足了,你国君就不用发愁;如果百姓都不够用,你从哪里去征收呢?有子是着眼于让百姓能够富裕。民富国强,民富是国强的基础;只有百姓富足了,国家才能富强。

  还有,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应该是"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均",一般人常常解释为平均,说孔子是主张平均主义。其实未必如此。朱熹注说:"谓各得其分。"董仲舒则解释说:"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春秋繁露·度制》)这些解释,都以为孔子所说的"均"不是平均,而是要调节各阶层的收入,使贫者富者都能"各得其分",不至于过富和过贫,以求社会的安定。也是体现了各得其所的意思。所以这一章的大意就是不怕财富不多,只怕分配不合理;不怕人口稀少,而怕境内不安。也反映了孔子关心民生的思想。

  民无信不立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足食,粮食很充足,或者经济很发达;足兵,有充足的军备;还有就是老百姓对国家或者对政府的信任。有这两条,百姓就信任政府了。如果迫不得已,三者必须去掉其一,先去哪条呢?孔子说去兵。如果迫不得已在剩下的足食和民信这两条中还要去一条,去哪个呢?孔子说"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去掉粮食。自古以来谁都免不了死亡,但是一定要保持民信;如果人民对国家没有信任,国家是不能立足的。

  前面说要先富后教,而这里说在食和民信二者中先去食,这两章说的是不同的问题。第一,庶、富、教是说为政的次序。庶为第一要务;富与教之间,先富后教。民富,百姓无后顾之忧,才乐于接受教化;所以为政必先富后教。庶之,富之,教之乃为政次第三步骤。去食、去兵,民无信不立,则是讲的国家稳定的基础、根本何在?民信重于足食、足兵。民信为本;足食、足兵为末。前者所说是先后,后者所说在本末。第二,庶、富、教说的是正常情况下的安排,去兵、去食是在特殊情况下的处理。正常情况下,应守先后次序,按庶、富、教的次第施政;特殊情况下,则应以维护根本为要,宁可去兵、去食,不可失信。

  这说明,当政者能否得到百姓的拥护,能否取得他们的信任,这是孔子最为关注的一件事情。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为政的目标是要取得百姓发自内心的拥护,心悦诚服,自动来投奔。オ

  "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

  取信于民是使用民力的基础和前提。

  这反映孔子一个重要思想,即把政权巩固的基础放在百姓的信任上。这也是儒家政治思想中重要的一点。以后孟子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荀子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君民舟水关系论,继承发挥了这一思想,形成了古代政治思想中的一个传统。

  "民无信不立","得民心者得天下",一个政权的巩固,最重要的不是靠足兵,国防和军事;也不是靠足食,经济的发展;而是靠民心,得到百姓的拥护和信任。这个道理,已经为古今中外全部历史所证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一切当权者必须时刻牢记在心,不可须臾忽视和忘却的。

  孔子"政者正也","为政以德",""庶、富、教","民无信不立"的思想,反映出一种重要的治国理念:为政的目标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常稳定,百姓的安定富足;治国的实质不是管制,更不是镇压,而是"正";治国的手段主要不是强制,而是教化,恃德不恃力;社会的安定、国家的稳固,基础在人,在民心,不在物。这是一种以人为主体,立足于人的完善的思想。它从人出发,为了人的完善;又依靠人的完善,把治国平天下的希望建立在人们"有耻且格"的基础之上。这是真正以人为本的思想。

  同时,这也是整个儒学的核心思想;全部儒学,它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都在于人的提高和完善。正如《大学》所概括的: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孔子、儒家这一思想,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根本途径。人的发展是一切发展的基础;世间一切问题,都在于人;一切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是在于人自身的提高和完善。在这一思想影响下,在中国和广大儒学文化圈,培育形成了重教育、重道德的优良传统,对这一地区社会文化发展起了深远的影响。这个道理也不断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所证实,愈来愈为人们所认识。当今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如和平、环境、气候、金融危机,以及疫病、贪腐、自杀等等,究其根源,无不在于人的贪婪、自私、放任……。"政者正也"、"为政以德"的思想,对于人类持续长远的发展无疑有着特殊的意义。

  或有人质疑:此等理念不现实。一切取决于人的自觉,道理很对;但现实中自觉的能有几人?所以靠自觉只是理想,实际还是没有用。此话不无道理。人类社会,距离人人自觉还很远。但孔子关于法制刑政与道德礼教所做"免而无耻"与"有耻且格"的比较和评论,是基本正确的,并且包含有极高的智慧。就如反贪腐,也有让人不敢、不能和不愿三种可能的情况。用法制手段严厉制裁,只能使人不敢;制度改革和完善,也只能使人不能;根本的解决是提高人们的自觉,使人们不愿。但治本的目标不可能一步达到,改善只能从治标入手。《大学》:"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这里需要的正是传统关于认识和处理本末终始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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