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百年儒学”研讨会发言摘要）

彭永捷：好，王心竹教授强调了“价值优先性”和“形式上亲切性”。我觉得形式上的亲切性，可以理解为形而上的担当性，把儒家高扬的仁义，高扬的王道政治理想，和我们当代的一些展开形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也是一条思路。

下面请柳河东先生发言。他在实践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请他给大家介绍这方面的工作情况。

柳河东：我做四点发言。我重点想从实践的层面、操作的层面，甚至是大到战略规划的层面谈一谈。

第一，当代儒者要有宽阔的胸怀，中道的立场。历史是根脉所在，现实是价值所存，未来是希望所系。作为一个真正的儒者，首要的态度是坚持中道，不同而和，独立而包容，责自己而宽别人，特别是对历史、对前人。根据我自己的体验，我认为当代儒者应在两个方面着力，一是自修，二是弘道。目标是自己修成君子，国家建成君子国。建立君子国很难，但作为崇高的理想确立是可以的。我们立志做一个儒者，就应从自我修身与不懈提升做起。每个人都有一个从小人成长为君子的过程，人天生不是君子。我的体验是，经常去孔庙拜孔子（重在省、告）、晨读经典、练武术和书法、慎独、从事功上磨练等，都是自修的好方法。这样自己慢慢就达到圆融无碍的境界，无可无不可，最起码作为一个当代儒者什么都能听得进去。二是一定要做团队建设，独乐乐不如与人乐，独行不如同行，独修不如同修。当你无论在社会组织还是体制内的组织、单位，亦或企业中，真正成为一个团队领袖的时候，这样才成长的快。我们经常讲道在民间，并不全面，实际上现代社会政治角色不是终身的，所有当官的过去都是老百姓，今后还是要归于老百姓的，我们应该强调一种大的儒学观。过分的批判前人、指责同道，只会自我设限，如果说社会是万向的，那么当代儒家至少要做到千向，“儒门气象万千”，我非常赞同和喜欢这句话。

第二，对儒家复兴的自信与乐观。我们对儒家文化的复兴应该有足够的自信，这种自信建立在儒家文化是个“好东西”的基础上。历史上儒家文化是好东西，现在还是好东西，未来乃是好东西。好东西，人自然会选择，不舍弃。我赞同汝清兄讲的不仅是百年儒家的问题，还是千年儒家的问题，我甚至认为是万年儒家的论题。对于儒家文化的复兴，我一直持乐观的态度，这种乐观建立在二十多年的实践和艰难行进的基础上。过去要比现在艰难得多。过去在体制内工作，一度像个“地下工作者”。近几年儒学复兴的势头远远超出了我的意料，我经常处于惊喜状态。同道们常称我是儒家中的乐观主义者。

第三，我今天想重点谈一下儒家文化复兴的当代关键着力点问题。我所探研、构建的理论和韩星老师相近，将当代儒学定位于社会儒学，把儒家文化复兴看作系统工程，思考它在现代社会中的礼乐教化、提升道德、规范秩序、维护稳定、影响政治、服务社会等基础功能及复兴的推动主体和路径。

总体框架是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系统构建、实处精进。精进的着力点在当代儒家社会组织建设。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单打独斗是永远没有前途的，儒家文化复兴是一个伟大的事业、庞大的系统工程，就应该有许许多多的组织参与其中。我想大体有三种组织，儒学社团组织、儒家社团组织和儒教社团组织。有必要从整体上分析一下儒家复兴的大背景和前景，过去九十年，未来三十年，以至更远。我称为现代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1919年到1949年是三十年河西，来自西方的自由宪政主义和马列主义先后成为主流；1949年到1979年是三十年河东，表面上是马列主义胜利了，实质上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汤武革命、大同理想、重农经商、重义轻利等思想占了上风；1979年到2009年又是三十年河西，西风劲吹，市场大潮涌动，功利主义盛行；2009年到2039年则是三十年河东，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蓬勃发展。第一个三十年河西，我称之为儒学的解构与自省期；1949年到1979年是儒学的沉潜与立新期（大陆沉潜，港台立新）；1979到2009年，儒学的复兴和开新期，儒家文化全面复兴的准备阶段、恢复性阶段；2009年到2039年是儒家文化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三十年，我称之为儒学的复兴和作为期。复兴的目标是，从儒学的理论化、学术化、理念化走向实践化、生活化、大众化，从高高在上到位置下移，最终的检验目标是当代儒者的挺立、崛起、有为。当然，这个当代儒者的范围很广，包括儒学专家学者，从事儒家社会活动的社会精英，信仰儒学、儒家、儒教的民众等。我预想儒家未来三十年复兴将走过三个阶段：初级、中级、高级阶段，即儒家复兴“三步曲”。初级阶段是指儒家学者、专家组成的儒家学术社团唱主角的阶段；在中级阶段，有儒家情怀的社会精英构成的儒家社团，如儒家文化促进会、复兴会、协会等担负复兴工作的主力军：在高级阶段，是儒教社团，当代儒教组织唱主角。初级阶段专家学者为主体，中级阶段社会精英为主体，到了高级阶段，就打破身份、职业、地位的界限，下至平民百姓，上至总统、主席、部长、省长、议员等等，都可以是儒教信徒、儒家文化的信奉者、践行者，地域上则是世界范围的。儒学、儒家、儒教三种社团并无层级、性质的高低，只是在不同阶段发挥的主导作用不同。

儒家文化复兴的关键着力点在当代儒家社会组织建设。未来国家的组织发展会成这样的趋向：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政府组织相对来讲逐渐缩小，企业组织逐渐扩大，介于二者之间的社会组织会不断涌现、壮大，中共十七大称之为新社会组织。儒学儒家儒教三种社会组织定位于社会组织，大有发展前途。比如中国儒教协会、中国儒家社团联合会、中国儒家复兴会、中华儒学会、中国儒者联合会等等。从国家到地方省、市、县、乡镇，都建有儒家组织，这些组织支持修复、重建和管理文庙、书院、祠堂，建设现代儒家教育、培训、服务、慈善、福利、传媒等机构，全方位的展开儒家文化推广工作。我提出这样的观点还立足于历史的经验，现在公认孔子、董仲舒、朱熹、王阳明为振兴儒家的典范，四大圣贤弘儒的历程不是靠一个人的力量，而是靠自己的人格魅力打造了有似于今天社团性质的出色组织，通过同道、弟子、门人等深入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形成相当开放的学术活动，从小我变成了大我，从而使得其思想成为一个时代的结晶和精华。我们今天的学术社团，出本论文集要比一个人的论文有影响。当代儒家社会组织有了现代社团法理上的指导和保护，内承传统儒家优秀理念和优良作风，外鉴现代西方文明和社团运作模式，可以打造百年名会、千年名会，避免历史上人存道存，人去学亡，一个学术领袖、精英、圣贤的去世导致后代一代不如一代，过不了三五代就完全衰败的现象。国际性的组织建设也非常有必要。国际性的儒家组织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儒家组织，少受或免受各国政治强权的不法损害和影响，保持儒家的独立自主性。当代儒家社团组织建设是当代儒家文化复兴强有力的着力点，同时也是我们强大的信心所在。我提交本次会议的论文是《重建中华礼仪之邦，再造现代君子国度——兼论当代儒家社会组织的历史使命、定位和建设》，这是我与同道十多年来实践和思考的总结。通过社会儒学的理论建设，通过社会儒学主体机构的运转，内，可以涵养、提升我们自身的力量和形象；外，上可以影响政治，下可以教化民众。这种教化实质上是道德教化、礼仪教化，形式上可借鉴西方教团的运作方式，以达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倡兴君子之风。影响政治，一种是间接的，一种是直接的。间接的就是当代儒家社会组织通过持续提升组织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取得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实现组织的守道、传道、教化、服务等社会功能。直接的影响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组织的参政、议政，二是成员个体的参政议政，为儒家社团成员、信徒的政府官员，在他们的施政理念中贯彻儒家文化。中国的政治发展，未来不外乎三种前途和命运：一种是现有体制的延续和演进，另一种是遭遇灾难变故而崩溃，再者就是完全西化，彻底民主。不管出现哪一种情况，我们儒家坚强有力的社会组织的存在，儒家文化成为凝聚全民族的信仰，则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是国家之福、民族之幸。国家灾乱时，儒家组织团结起来是弥合社会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的有效力量。国家维持现状时，对于影响和提升执政党及其成员的人文道德修养，保持先进性，促进政治文明则会有益。在政治民主化中，儒家社会团体会对领导人的选举和施政产生重要影响。一个人所讲、所想的往往是空的，难以落实，只有大家达成共识，形成团队力量，方可落实到实处，组织建设很关键。一定意义上讲，没有有效的当代儒家社会组织建设，不会有真正的儒家复兴。

第四点，具体行动框架。简言之，就是通过组织的力量，推动儒家的复兴。总言之，就是儒学儒家儒教三儒联动，儒家文化荒漠中植绿洲。儒门气象万千，不论是政治儒学还是心性儒学，无论宗教儒学还是制度儒学，无论是官方儒学还是民间儒学等等，大家联合起来。全世界儒者联合起来！把中国的、世界的“儒家文化大厦”挺起来，将儒家现代精神家园建设好。我在论文的行动框架中提出十个方面的建设任务，因时间关系，归结讲述为四大要务：一是学理、制度的重建，要把学术变为实际和有用，化为有效制度，就必须走向广阔的社会，从小我变成大我，这个过程很艰巨。二是组织、人员的建设，如果没有儒林人才涌现，并形成组织合力，便成不了大气候。三是阵地、道场的建设，如：文庙、书院、祠堂，以及企业、社区、乡村中的讲堂、教堂建设等。另一方面，由于儒家是入世的，我们的阵地、道场又无所不在，家庭、学校、企业、国家机关、公共场所等无处不是推行仁、义、礼、信的好地方。四是儒产、资金的建设，无恒产无恒心，无恒心无恒业，如果没有一批“专吃儒家饭”的人，一心一意为儒家工作，这样的儒家文化是有问题的，只会永远停留在口号上、理论上。在复兴前期，需要当代儒林先驱、开拓者“拿出老和尚化缘建庙”的无私奉献精神进行艰苦创业。长远发展，需要借鉴西方现代社团、教团组织的运作模式，建立基金会运作机制，并通过法律途径把文庙、书院、先贤祠等应属儒家的资产收归回来。另外，现代社会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利条件，例如：觉悟人士的捐献潜力很大，十三亿中国人民，只要十分之一有觉悟，愿意支持儒学儒家儒教事业，每人每年捐一元、十元，汇集起来就是很大数量；到五十五或六十岁，绝大多数人都有养老保障，在弘儒时无经济上的后顾之忧，而且一些退休领导还有一定的社会资源可资利用。尽管困难重重，但儒家复兴的前景光明。

儒家文化的复兴是很漫长的过程，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需要从长计议。但是，每个儒门精英的生命又是难以复制的，如果应该一代人完成的任务，没能完成而不负责任地留给下一代，下一代人可能要付出百倍的努力也难做好。我们这代人既不能急功近利，又要勇猛精进；既要稳扎稳打，又须只争朝夕；既要有独立的人格，更要有包容的胸怀。谢谢。

彭永捷：河东兄和这里的大多数学者不同，我把他定义为实践派，上午也有学者说他是行动派。用他的说法，在我们儒家文化一片荒漠的情况下他是乐观主义者，和刚才海明的悲观主义不同。的确，古人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事在人为！他重视当代儒家社会组织化，这的确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实际问题。儒家怎么样和社会相结合，我们有很多理论和设想，但具体怎么样相结合，河东他们做了很多的尝试。当代儒家文化在民间有相当大的发展，我们和河北省儒教研究会商定，过几天在那里建立一个学生实习基地，和河东兄也商量了建立实习基地，让我们的学生更多的了解民间社会，了解当代文化的发展，我们的儒学不能够脱离开真实的生活。另外我也比较赞同他这样的观点，我们研究儒学的人要有一种“和而不同”的观念，做学术往往从某一个角度立论，非常尖锐，学术往往是只重一方之“方术”，在对待其它观点的时候，可以改变一下我们习惯的说话方式，未必总是“只能怎么样”、“绝对怎么样”、“一定不可行”，在我看来很多事情都是无可无不可，都可以尝试，我比较赞同在会议开始时周桂钿老师发言所说的，各种探索都可以，但还是要实践来说话。既然现在是探讨复兴之路，所以各种路径都可以，都是有意义的，最终会形成一个合力。好，感谢河东兄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