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儒学网 2015-06-08 07:06:12 作者: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国学院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文字大小:[大][中][小] |
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孔子是最杰出的文化代表。孔子儒学总体上蕴含着文化、伦理、政治、教育、社会治理方面的五大智慧。它们仍可为今所用,甚至可以为全人类共享。
其一,述而有作的文化智慧。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周文疲敝,礼坏乐崩,当面临“古今之变”、重建“文化认同”的时代课题时,孔子应之以“述而有作”之道,述礼作仁,一继承一开新,由此礼乐得以存、仁学得以立、儒学得以开。借助于仁,中国传统文化顺利地实现了由上古向中古的转折;借助于仁,孔子之前数千年和孔子之后数千年的文化血脉得以沟通连接,而没有中绝断裂。如果孔子之于礼主要是“述”的话,那么全新意义上的仁,完全是孔子动心忍性、敏求善思,自家体贴出来的,是孔子述中所作。也就是说,面对“古今之变”下的文化创新的问题时,孔子从“述而有作”的原则出发,既承继了“传统”之礼,又有“现代”开新之仁,由此建立了“仁礼合一”的学说体系,奠定了儒学的根基。孔子这种“述而有作”的文化智慧,对当代文化的重建与创新不无借鉴意义。
其二,仁礼合一的伦理智慧。“仁”之要在于使“礼”合乎主体内在的心性情感,而不至于流于空有其表、形式僵化的所谓“吃人的礼教”;“礼”之要则在于将主体内在的情感化作外在的力量,落实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中。“仁”的内在情感与“礼”的外在行为合而为一,方是道德实践之整个过程的完成。孔子的这种“仁礼合一”之学体现的是一种“美德”与“规范”(规则)并重、“德性”与“德行”统一的伦理智慧。孔子这种“仁礼合一”的伦理智慧,对克服当代道德困境,建设新型伦理价值体系,极具指导意义。
其三,德治民本的政治智慧。“德治”(孟子叫“仁政”)构成儒家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为政以德”“道之于德,齐之于礼”的思想主张是孔子儒家政治智慧的集中体现。这种“为政以德”的具体要求主要表现为对统治者个体自身“正身正己”的“德位”自觉,即要求在上位者能够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从而达到“正人”“不令而行”的目的。其言如是: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
最后,将这种“正身正己”的德性诉求外化、落实,就是儒家“庶民富民教民”“安人安百姓”“博施济众”的民本观念及实践。
孔子儒家这种面向人本身,强调统治者之“德位”自觉的德治理念无疑是一种极其深刻的政治智慧。美国人文主义大师白壁德认为,孔子之教能够提供民主领袖所需要的品质。儒家“以身作则”精神可以塑造出“公正的人”,而不仅仅是“抽象的公正原则”,这是儒家可以贡献于现代民主之所在。
其四,因材施教的教育智慧。作为师长,孔子能够自觉做到以“因材施教”“教依人立”的原则教授门徒,“顺其气质才情而教”,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使学生各遂其性、各尽其才、各有所用,培养出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多方面的人才。孔子这种高超的教育智慧,仍值得当代“好老师”取法和借鉴。
其五,“以和为贵”的社会治理智慧。孔子开出“仁”,是要开辟价值之源,为“礼”提供意义支撑。而他之所以要“复礼”“从周”,所求者在“天下有道”,即以“礼”来调节人际关系,实现社会和谐。“礼之用,和为贵”(《学而》),此之谓也。从“克己复礼为仁”到“礼之用,和为贵”,孔子谈仁说礼,其终极追求在一个“和”字。可以说,“仁”“礼”“和”构成了孔子儒学思想体系的三个基本支点,仁礼合一的孔子儒学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一种以追求和谐为目的,包含调节社会关系,鼓励人向上向善诸多内容的社会治理之学。
“仁”由己而人,从内向外的层层打开和具体落实,就是人依循忠恕的原则,按照“能近取譬,推己及人”的为仁之方,做到“克己复礼”的过程。这就是说,“克己复礼为仁”的深层意涵当在于:道德实践(为仁)的落脚点是要将自我的道德信念与道德自觉(克己)不断向外扩展、落实,推己及人,从而在与家庭、社会、国家的关系中完成自我之角色定位,确立个体所当有的责任和义务(复礼),这叫“礼以辨异”。孔子称之为“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通过“礼”来明分君臣父子、贞定社会角色、明确责任义务,使每个社会成员都依礼而行,各安其位,各行其是,从而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当然,人在对“礼”的践履过程中,本身也就开显了统归于“仁”(广义)之下的诸多道德价值,比如孝、悌、慈、爱、恭、敬、忠、信等。也就是《大学》说的,“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总之,以“仁”作为“礼”的价值支撑,又以“礼”来“正名”,促成社会关系的和谐,“仁”“礼”“和”确立了孔子社会治理思想的基本框架,而一个“和”字最是其社会治理智慧的精髓所在。孔子仁、礼、和“三位一体”的社会治理思想体系中,包含着许多适合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若能结合时代条件加以调整,赋予其新的含义,完全可贡献于当代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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