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學人·南書房夜話”第八期日前在深圳圖書館一樓南書房舉行。本期邀請深圳市社會科學院中國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方映靈，深圳大學文學院哲學系教授王興國和文化學者王紹培深入探討儒家與佛家的相互影響等問題，王紹培兼任主持。現場觀眾認真聆聽，積極提問。

    方映靈：儒佛兩家都有人文教化功能

   “儒家與佛家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深圳市社會科學院中國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方映靈首先精辟地道出儒佛兩家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和關系。接下來，她從六個方面講了儒家和佛家的不同之處。不過她認為，儒家和佛家最根本的不同是一個講“有”，一個講“空”。

    佛家彌補了儒家的缺失

    方映靈認為，儒家與佛家的不同在於：首先，儒家是中國本土最主流的文化，佛家原是古印度的宗教，兩漢時期傳入中國后逐漸本土化並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一支。其次，儒家的主旨和精神姿態是積極入世的，而佛家是出世棄世的。第三，儒家是關於現世的學說，它不講前世、來世﹔而佛家則是講前世、今生和來世三世輪回的。第四，儒家對鬼神是存而不論的，佛家則肯定鬼神、靈魂的存在，講靈魂不滅，並借此得以完成其三世輪回報應學說。第五，儒家不是一種宗教，它沒有設立外在的人格神﹔而佛家則從一開始就是作為一種宗教而存在的。第六，儒家崇尚的是清醒理性，講格物致知，講博學﹔而佛家則注重非理性的、神秘主義的直覺，講“悟”，講頓悟、漸悟。

    “但是，歸結起來，儒家與佛家最核心的不同，我認為在於一個是‘有’字，一個是‘空’字。”方映靈說。儒家強調對人生社會有責任、有擔當、有作為、有理想、有追求、有教養，崇尚的是一個“有”字。

    儒家具有一種濃厚的家國情懷和家庭社會責任感，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人生的意義和價值追求，希望由此建設和諧美好社會，體現自己的人生價值，故強調積極進取、自強不息、剛毅勇猛、堅韌不拔，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然而，佛家講究的是一個“空”字。方映靈認為，之所以經常稱出家的佛徒為“遁入空門”，是因為佛家看空一切，舍棄一切，把一切都看成是幻相和假有。“‘空’可說是佛家的核心概念，通過‘空’完成它出世的理論建構。”方映靈介紹說，歷史上不同佛教宗派都圍繞“空”進行了不同解讀，如兩晉時期“六家七宗” 集中討論的主題就是這個“空”字。當時的僧肇把“空”解釋為不真空，被鳩摩羅什譽為“解空第一人”。“由於看空一切，因此現實中的一切，包括家庭和社會的責任、個人的情感和名利等等，都沒什麼值得執著的，都可以放棄。隻有悟到‘一切皆空’，從而放下各種欲望，人才能得到解脫，心靈得到平靜。”方映靈強調，佛家對遭受痛苦不幸的人們有獨特的安撫作用和價值。中國歷來有“得意談孔孟，失意談佛老”之說，佛教成為遭受不幸和苦難人們的避難所和安慰劑，從而有效地補充了儒家這方面的缺失，並逐漸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儒家求“美”佛家求“善”

    盡管儒家與佛家有很多不同，但在方映靈看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作用——人文教化功能。儒家的教化功能表現在提倡積極美好人生、注重群體和諧，關愛他人與社會，希望社會健康和諧發展。假如用“真、善、美”來套用的話，儒家可說是追求一個“美”字。它追求個人成為博學有禮、優雅庄重的君子，社會是秩序井然、和諧友愛的美好盛世。而佛家則講“十二因緣”，講究三世輪回報應。由於講因緣，佛家認為每個人、每一件事都與社會和他人密切聯系，是不能獨立存在的，所以每個人都要善待他人，必須造善因，不能傷害他人和社會，否則會自食其果。由於講三世輪回，佛家又開示每個人要為自己的前世今生來世負責。因此，佛家的目的是教導人們向善，可謂是追求一個“善”字，它引領人們超脫世間一切，善待人間，成就慈悲。

    “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三大主干，儒家、道家、佛家對於我們的社會人生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從一個社會來講，既要有理性嚴謹、剛毅進取的儒者，也應該有率性自由、自然隨意的道者，也應有超脫一切、成就慈悲的佛者。這樣的社會才是一個包容大氣、健康仁厚的社會。”方映靈認為，對於一個人來講，既要做一個自強不息、積極進取、有責任擔當的儒者，實現社會人生價值。但是，也要做一個懂得放鬆自己、順從天性的道者。而當受到挫折、遭受失意不幸時，也不妨做一個懂得放下、豁達超脫的佛者。“這樣的人生才是張弛有度、圓融美好的人生。我想，這就是老祖宗留給我們最珍貴的文化遺產，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永恆價值，以及對於我們今天最有價值的智慧。”方映靈說。

    王興國：儒佛關系影響中國文化走向

    “自20世紀以來，儒學和佛教之間的關系是一個備受世界關注的話題。”深圳大學文學院哲學系教授王興國指出，從嚴格意義上講，中國內地在這個課題研究上相對起步較晚，討論不是很充分。日本關於這方面的研究保持領先，久保田量、道端良秀、久須本文雄、常盤大定和荒木見悟等人都是頗有成就的學者，特別是荒木見悟，可以說是研究該課題的一位當代尚未有人能超越的大家。

    儒佛關系從對抗進入對話交融

    王興國認為，從佛教在西漢末傳入中國以后，儒佛關系一直貫穿於整個中國文化。它不僅僅影響到我們的個人生活，而且影響到中國文化的走向，即關於中國文化向何處去的問題。“今天處在世界文明對話的時代，中國文化和世界文化的關系怎麼處理，也有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在其中，這就是儒佛的關系。”

    在王興國看來，從歷史角度來看，儒佛關系的發展可以說是經過從對抗到對話、再互相攝取和交融，然后不斷糾葛又不斷融合這樣一個反反復復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佛教進入了中國文化，深入中國人的心靈，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他表示，佛教從印度傳到中國后，在逐漸中國化的過程中就有了本土化的佛教，像天台宗、華嚴宗、禪宗和淨土宗，特別是禪宗和淨土宗，一直保留到現在。“中國最興盛的就是禪宗和淨土宗，這些宗派都是中國化的產物，它們跟中國本土的文化是有密切關系的。”

    王興國認為，從儒道釋的關系來看，可以這樣說：因為有道家的哲學，成為佛教進入中國的橋梁﹔因為有儒學，佛學可以在中國落地生根、開花結果。“佛教之所以能夠完成中國化，最關鍵的是它和儒學的交流和融合。當然，站在一個更大范圍的觀點層面，或者從一個更高的角度上來講，它是儒釋道三家融合的產物。”

    儒佛都有救世的旨趣

    談及儒佛對我們的人生和社會的影響，王興國認為，佛教對中國的文化、經濟、政治、社會以及對中國人的人生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這種影響直到今天還在持續。我們要認識到，佛教雖然在印度消失了，但它還活在中國，所以佛教是一種活的文化，是一個活的宗教。它的影響是積極的，有價值的。

    佛教為什麼能夠中國化？王興國認為，這與中國人的功利心態是有密切關系的。無論是大乘佛教還是小乘佛教，其中有一點是相通的——都講究智慧。佛教強調“戒定慧”，由戒定而生智慧，這是從小乘到大乘根本一致的精神。“在這一點上，佛是與儒完全相通的。儒學也要講戒、講定。當然，佛學中修行的法門比儒學更豐富、更完備，在這方面，儒學發展到宋明，包括到現代，對佛教的攝取和借鑒是比較多的。”

    王興國還講到，跟“小乘佛教”不同的是，“大乘佛教”不止是自己修行，還要啟發與教導眾生修行，讓眾生脫離苦海獲得解脫。眾生成佛，自己才成佛，這是跟儒教或儒學完全一致的地方，大乘佛教要普度眾生而成佛，儒家要成人成物成己而成聖人。儒佛都有救世的旨趣，佛教的救世是讓眾生脫離世俗的苦海，儒教或儒學的救世是治國平天下。所以雖然說佛教是出世的，但它也有“入世”的一面，歷代的佛教和政治都有千絲萬縷的關系。

    王紹培：佛教也能為社會帶來積極作用

    當天講座上，在場專家學者對關於儒佛的一系列問題相繼展開了抽絲剝繭的分析和闡述。在主持之余，文化學者王紹培也表達了自己對佛家的看法。“中國人歷來覺得佛教非常消極，因為它是出世的，我認為這是一種偏見。”王紹培說，這應該不是佛的本意，佛曾經用痛苦來描述這個世界，但它也不希望讓我們說世界就是苦的，而且這種苦是沒有辦法的。“佛只是告訴我們，我們嘗到苦是很正常的，但是我們不能夠陷入這個‘苦’之中，我們有辦法來逆轉這個苦，那就是頓悟。當能夠把所有東西弄明白后，則能獲得一種自由。”他強調，盡管佛不用自由的概念講述這種道理，事實上它包含了這些東西。

    此外，王紹培還講到，現在台灣有很多佛教已經不是出世的佛教，其做法表現得入世，體現在參與很多社會活動，如辦學校、辦醫院、辦賑災活動等。雖然受到很多質疑，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他們改變了過去佛教那種刻板的印象，使佛教成為一個能夠給社會帶來積極正面作用的宗教團體。王紹培認為，現在台灣的佛教便是一種有溫度、有情感、很感性的佛教。“雖然宗教一旦入世了，會有很多不好的東西夾雜其中，但也不能否認其呈現出好的一面。”

    隨后，方映靈介紹了歷史上曾有的三次“滅佛”事件。她認為，盡管佛教曾經受到官方壓制，但它還是以對社會人生苦痛的獨特慰藉作用贏得了眾多信眾，並以它玄妙的理論思辨性逐步影響著儒家，自身也最終形成禪宗，完成了佛教的本土化過程，禪宗就是中國化的佛教。儒家對佛家的回應，先是南朝時期范縝與佛學者的形神之辯，后是唐朝韓愈、李翱的反佛排佛，但儒家始終還是以學習借鑒的方式對待佛學，並最終形成了吸收了佛學和道學精華的宋明理學。“所以，儒家、道家、佛家歷來是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收，最終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三大主干和中國人精神生活的三大支柱。”

    此外，在談到文明的沖突與對話時，王興國還指出，跟國外的一些宗教對立相比較，雖然儒佛之間也有沖突，但是沒有刀槍相見，沒有正面地打過仗，大不了就是有一些理論上的爭執，始終能和平相處，甚至友善交往和對話。“我們有一個啟發：沖突可以有，但是這種沖突和沖突的解決最好不要拔刀相見，不要流血，可以在思想上、理論上爭論，但還是要以和為貴，這是儒和佛處理宗教沖突成功的一個典范。佛教提倡稱理而談，儒家強調和而不同，我想這是儒佛之間能和平共處與並行發展的非常重要的基礎。中國在處理儒佛的關系上的典范作用，可以給全世界的文明對話提供一個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