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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在海外的传播及其影响
中国当代儒学网   2015-05-04 02:05:08 作者:魏沛娜 来源:深圳商报 文字大小:[][][]

 

   “深圳学人·南书房夜话”第十期日前在深圳图书馆一楼南书房举行。本期邀请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黄勇、深圳大学文学院哲学系教授王兴国和文化学者王绍培围绕主题“儒学在海外的发展”展开深入探讨,王绍培兼任主持。当晚各位学者从自己的切身体会和经验出发,畅谈儒学在海外的发展状况。

  黄勇:儒学对西方文化价值观提出挑战

  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的黄勇,1998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神学博士。1996年起,被聘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库兹敦大学终身教授。曾任北美中国哲学家协会会长、哥伦比亚大学新儒学讨论班共同主任等。在他看来,目前儒学在美国主要在思想研究方面较有发展,但“还没有成为一种或多或少影响大众生活的公共文化”。

  波士顿儒学又分为两派

  黄勇介绍说,以美国为例,在波士顿就有波士顿儒学。波士顿儒学又分为两派,一派以哈佛大学的杜维明为代表,另一派则以波士顿大学的南乐山和白诗朗为代表。很有意思的是,这两派是不一样的。“波士顿大学的一派非常喜欢荀子。因为南乐山和白诗朗都是基督教神学家,但是他们自己也认同儒家,说自己是儒家的基督徒,而在儒家那里,他们发现荀子的观点和他们的基督教观点比较容易联系在一起,因为荀子讲人性恶,与基督教讲的‘原罪’的概念比较接近,容易联系在一起。所以波士顿儒学中南乐山和白诗朗为代表的这一派是荀子派。”黄勇说,而波士顿儒学中以哈佛大学杜维明为代表的一派则比较欣赏孟子。“那时称‘波士顿儒学’好像并不是非常严肃,但后来没过几年,南乐山出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波士顿儒学》,后来在美国还引起了很大的讨论,主要就是说:儒学是不是适合西方,对西方能够发生什么作用。美国宗教学会年会还曾对这本书专门做了讨论。”

  “我们主要是看是不是能够把儒家的传统融合到西方的文化中,且不光是融合到西方文化中,而是对西方文化能够起到一些补充的或者修正的作用。”黄勇说,这方面令他想到著名的西方伦理学家Michael Slote。他之所以对儒学感兴趣,可能主要是由于他的一个中国学生作了一篇博士论文,把孔子跟Michael Slote自己的伦理学思想相联系。于是他开始对儒家感兴趣。“当时Michael Slote已经是非常有名的西方伦理学家,所以像他这样的人去推动儒家,相比我们这些人去推动儒家的作用大得多,因为他们是代表西方主流社会、主流哲学界的。”

  黄勇指出,现在西方一些伦理学和心理学中讨论得比较多的一个概念,叫做empathy。这个字很难翻译,如今与此相关的sympathy一般是翻译为“同情”,因此有人将empathy翻译成“同感”。Michael Slote则是这方面比较重要的一位思想家。Michael Slote称,在西方,“同感”这个概念最早可能是从1718世纪开始的,但他从中国哲学里面,最早是看到王阳明讲“万物一体”的概念。后来他知道实际上万物一体的概念来自更早的宋代哲学家程颢。更后来,他甚至认为孟子讲的“万物皆备于我”已经是个同感概念了。“因此,同感概念出现在中国比在西方早了整整2000多年,而且这个概念在中国哲学中不仅仅是比西方出现得早,其内容也比西方的同感概念更丰富。”对此,黄勇认为,儒家中诸如此类的思想,可以用来发展西方文化和哲学中的一些概念。

  儒学与近代西方价值观

  谈及海外新儒家,黄勇认为他们总体上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儒家在当代社会中,特别是面临西方文化强势文化的挑战,能够作出什么样的回应。黄勇表示,海外新儒家发展的一个总体倾向并不是要抵制西方。他们也承认儒家表面上看起来跟西方文化很不一样,但是他们试图说明,是不是也可以在儒家传统中找到近代西方的一些价值。“但同时他们也认为,儒家里面本来也就包含了近代西方的一些价值观,只是这些价值在儒家传统里面没有得到彰显。因此用一些当代新儒家的看法,实际上他们所做的不是让西方文化来改造儒家,而是让儒家自我转化。这是一个方面。”

  黄勇指出,另一方面,特别是像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这样的海外新儒家,他们本来是在西方生活和工作,他们甚至还想用儒家的传统来对西方文化中一些概念提出一些挑战。“所以这是相互的,一方面是儒家怎样来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另一方面则是儒家思想对西方文化能够提出一些挑战。”黄勇说,对于海外新儒家来说非常重要的是由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和张君劢等在上世纪50年代末发表的“新儒家宣言”。“这个宣言,一方面就是儒家怎样要回应西方的挑战,同时,儒家对西方文化是否也要提出一个挑战。”

  黄勇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儒家最重要的概念,至少说是最能够体现儒家特色的概念——“孝”,特别是在西方,一开始很难被大家接受。比如在美国大学教儒家伦理,很多学生对“孝”这个概念是比较难以理解的,因为他们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平等的。“假如说,我们对自己家人的爱比对外人的爱更强烈一些,这个概念西方人也都可以接受。但是假如说为什么应该对自己亲近的人、家里的人爱得更多一点,西方人则不能提出很好的理和解释。那么儒家在这方面可以提出一些论证。因为‘爱’实际是一种情感,而作为情感,爱必定是对自己的亲近的人更强烈一些,对陌生人就不怎么强烈。”黄勇强调,诸如此类,儒家可以对西方文化中的一些价值提出某种挑战。

  王兴国:儒学对亚洲地区影响深远

  对于此次主题“儒学在海外的发展”的内涵,深圳大学文学院哲学系教授王兴国认为,它不应该只限定在世界的某个区域,而应该是“凡是儒学从中国流传出去或传播出去以及其所到之处”,儒学对这些地方或这些地区发生过一定的影响。“凡是儒学在这些地区或社会有了发展,有所建树,就都应该归属到这个题目之下。从这个意义来看,我的理解就是‘儒学在海外的发展’既包含儒学在东方的发展,也包含儒学在西方的发展。”

  儒学在亚洲

  在讲座中,王兴国详细梳理了儒学在海外传播的历史。他介绍说,儒学最初“走出去”所到之处主要是亚洲地区。而儒学在亚洲的发展,主要是在三个地区:朝鲜、日本和安南(即现在所说的“越南”)。大约到了1113世纪时期,儒学开始传播到欧洲。到了17世纪以后,儒学就迅速地在整个欧洲传播开来,尤其是在18世纪,儒学对欧洲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但是到了18世纪末至20世纪,可以说是儒学在欧洲的衰落时期。在这个衰落期,它的影响不大。儒学在欧洲影响最大的时期是在18世纪。

  关于儒学在亚洲的情况,王兴国指出,儒学最早是传播到了朝鲜。现在据可考的史实来看,儒学最早开始传播到海外,大概应该追溯到汉武帝时代。“汉武帝时代,中国在朝鲜设置了‘汉四郡’,差不多在这个时期到‘三国时代’这个大概不到1000年的历史时间范围之内,儒学传播到了当时的高丽、百济,然后传播到新罗。但是,从韩国自身的情况来看,他们一般认为大概是‘三国时代’儒学才开始比较大规模地传入到这三个地方,并且在‘三国时代’的中期与韩国本土的固有思想开始紧密地结合。”

  王兴国说,从今天保留下来的文献看,这个时期传入的儒学主要是“五经”、《论语》、《千字文》以及《孝经》等内容。中国的儒学在朝鲜发生影响的主要是“五常”:“仁、义、礼、智、信”,后来“孝”的思想也有很大的影响。

  王兴国介绍说,到了高丽时代末期,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儒学被称之为所谓的“性理学”,主要是以两宋的儒学为主,然后是明代的儒学。“从高丽时代末期兴起‘朱子学’,就是以所谓的‘朱子学’为代表的‘性理学’,到了李氏朝鲜朝建立以后,可以说是迎来了‘性理学’的光辉时代,整个性理学就在朝鲜朝拉开了序幕。综观整个朝鲜的儒学,可以看到,儒学最繁荣最昌盛的时期就是李氏朝鲜朝,这个时期出现了众多的儒学家、思想家。”王兴国强调,从李朝朝鲜时代一直到现在,韩国的儒学都是以“性理学”为主。

  儒学与现代化关系

  王兴国表示,“20世纪以来,尤其是到了21世纪,韩国所受中国儒学的影响主要是受当代新儒学或称‘现代新儒学’的影响,尤其是受牟宗三哲学的影响非常大,大概除了朱子学以外,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对韩国影响大的儒学是牟宗三的儒学。”

  至于韩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如何处理现代化与儒学的关系,一直是受人关注的问题。在王兴国看来,韩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崛起与腾飞,与其民族主义和儒学都是分不开的。而韩国的民族主义与其儒学精神是融合在一起的。“韩国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不仅很好地学习与输入了先进的西学,而且非常好地完整保留、继承与发扬了儒学。成均馆至今一直完好地存在,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此外,儒学传入日本有两条道路,严格意义上说,一条是从高丽时代传入日本;另一条则是从中国直接传过去,大概在唐宋时期。“开始最早接受中国儒学的日本人是其最高统治者,即天皇以及皇太子,然后真正把儒学带到日本的是一批日本僧人,他们从中国带回了大量的儒家经典,并开讲儒家的经典,其中有一个和尚俊芿,把2500多卷儒家经典以及400多部其他著作带回日本,回到日本之后一生就讲‘四书’,儒学就在社会上流行开来了。这是儒学在日本初期传播的情况。后来,儒学在日本落籍、生根,并且形成了日本自己的儒学。”

  王兴国介绍,跟韩国的儒学一样,日本的儒学形成了“朱子学”、“阳明学”、“复古派”或“守古派”三大流派。这三派儒学三分了日本的儒学天下。“儒学传入日本后,发展形成了日本的儒学传统,这个传统一直也保留到现在。”在王兴国看来,日本从明治维新到走上现代化道路,确实也面临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但“就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来说,日本应该是处理得最好的一个国家,是非常出色的一个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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