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生活儒学与民主仁学
——当代儒学发展的大众化方向
我认为，在新世纪儒学复兴运动中，新儒学的理论形态将不是一家独大，而是百花齐放、多元并存的。成型于上世纪中叶的熊、牟“新心学”、冯友兰“新理学”、马一浮“新经学”固然有其发展的空间，但恐怕很难突破经院哲学的藩篱而为普罗大众所接受，成型于世纪之交的“新儒教”虽然将在民间聚集信徒，但决不可能像倡导者期望的那样成为“国教”。那么，在这些形态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可能的发展方向呢？我认为是有的，这就是面向生活实践的“生活儒学”与重视道德人文精神的“民主仁学”，它们提供了一个有可能深入社会生活与大众理性的儒学发展方向。
据我所知，“生活儒学”的概念最早由台湾新儒家学者在上世纪末叶提出，其代表性学者是林安梧、龚鹏程教授。
林安梧教授在上世纪90年代讨论当代新儒学发展方向的代表作《儒学革命论——后新儒家哲学的问题向度》中就已明确提出了“走向生活世界的儒学”的观点。他是从与儒家经典《论语》的“交谈”中体悟“生活儒学”的真谛的。他指出，熊十力、牟宗三等新儒家的理论缺失是其“实践论的缺失”，此一“缺失在于这实践是境界的，是宗法的，是亲情的，是血缘的，是咒术的，是专制的”，而“后新儒家的实践概念”则是“以其自为对象主体的对象化活动作为起点的，是以感性的擘分为始点的，是以整个生活世界为场域的，是以历史社会总体为依归的”，[12](P.1)他又说：
我读《论语》，《论语》读我，在世界中读，在生活中读。……“仁是生命的源头活水”，此当在人间之生活世界开启，此是具体的、实存的，此具体实存当以最切近之家庭开启。[12](PP 221-223)
这是林安梧首次提出“以整个生活世界为场域”的“后新儒家的实践概念”和“走向生活世界的儒学”的证据。据林自述，他从1994年撰写《后新儒家哲学论纲》到1998年出版《儒学革命论》这本书，已经在多篇文章里论述了这一概念。但略感遗憾的是，他并未系统论述“走向生活世界的儒学”理论，而是忙于从事构建他的“后新儒学”哲学体系，并将论述的重点转向了其“外王——内圣”的“社会哲学”论上了。
曾任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校校长的龚鹏程教授是一位融通儒、佛、道并具有理论创新精神的人文学者。他在研究现代新儒学利弊得失的基础上，从与当今一般新儒家学者谈论道德心性之学完全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当代儒学重建的方向，主张扩大儒学的实践性，让儒学从社会生活中全面活起来，从而提出了他的“生活儒学”理论。龚指出：
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儒者之学，本来是上下一贯的，故孔子论仁，辄在视听言动合礼之处说。荀子常说礼本于“太一”，而见于饮食衣冠应对进退之间，也是这个意思。但后世儒家越来越强调形而上谓之道的部分，尽在道、仁、心、性上考诠辨析，忽略了视听言动衣食住行等形而下谓之器的部分。……于是儒学遂越来越成为一种高谈心性道理，而在生活上无从表现的学问。因此，现今应将“生命的儒学”，转向“生活的儒学”。扩大儒学的实践性，由道德实践及于生活实践、社会实践。除了讲德行美之外，还要讲生活美、社会人文风俗美。修六礼、齐八政、养耆老而恤孤独、恢复古儒家治平之学，让儒学从社会生活中全面活起来。⑤
这个从“‘生命的儒学’转向‘生活的儒学’”的理念，确实与一般心性论或政治论不同，可谓为当代儒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
在“生活儒学”的成型过程中，龚鹏程虽比林安梧前进了一步，但仍然缺乏系统的、明确的论述。这一系统化的工作是由中国大陆新一代儒家学者黄玉顺先生继续进行的。
自本世纪初以来，黄玉顺在报刊、网络上发表了多篇论述“生活儒学”的思想来源、哲学内涵及发展方向的文章，后结集成书，于2006年9月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一书，同年12月，又由同社出版了《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一书，作了更系统化的论述。在这些论著中，黄玉顺着重阐述了如下观点：
第一，“生活儒学”的提出，有其当下的语境。首先是当前儒学复兴运动的现实语境。这种现实语境，就是我们身处其中的当代生活样式本身。
第二，“生活儒学”是“关于‘实践’的一种‘理论'”。它追溯到生活本身，认为唯有生活，才是我们的“大本大源”、“源头活水”；认为儒学发展的真正“动力”不在儒学之中，而在生活之中、或曰“实践”之中。其所以要凸显本源性的生活情感，正是要在思想上、学理上既警惕儒学原教旨主义、又在理论上确保儒学的“价值先在性”。
第三，“生活儒学”论者秉持多元主义文化观，力图超越“中西对峙”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既明确表示反对自由主义西化派的立场，也警惕另外一种危险性——“企图拒绝现代民主制度而回到某种前现代的政治合法性”的儒教原教旨主义。
由此可见，黄玉顺的生活儒学理论，是一种面向现代生活实践去重建儒学价值观的儒学存在主义论。这较之港台新儒家的心性论和蒋庆式的政治儒学论无疑更贴近现代生活，因而很可能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但其缺陷是尚未阐明生活儒学的体与用，也未建立起一套生活儒学的范畴体系。
关于儒学与民主的关系，港台与海外新儒家如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杜维明、刘述先、李明辉、林安梧等都有很多讨论，有的还撰有专著加以系统论述。代表性著作有徐复观著《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李明辉著《儒学与现代意识》、何信全著《儒学与现代民主》等。但他们都没有明确提出“民主仁学”的理论概念。中国大陆的新儒家学者，则鲜有从正面论述儒学的民主理想的，即便论及，也几乎无一例外地将民主作为外王制度而非根本之道。明确提出“民主仁学”的理论建构，是本人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文化热的反思中开始思考、进而在新加坡从事儒学研究以后逐步形成的思想。
1988年4月至1989年底，我应聘在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做专任研究员时，撰写了题为《儒家哲学片论——东方道德人文主义之研究》的学术专著。⑥在此期间，我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了《漫说多元胜一元》(1988年9月1日)、《<河殇>的读导》(1988年12月21日)、《中国政治改革纵横谈》(1989年5月25日-6月3日)等十多篇文章，在新加坡《亚洲文化》发表了《儒家思想的基本特点及其发展前景》(1989年第13期)、在上海《学术月刊》发表了《儒学研究的新契机——新加坡国际儒学研讨会述要》(1988年第11期)等论文，我在这些论著中首次将儒家哲学定位为“道德人文主义哲学”，并将未来儒学的发展前景置于多元文化互动的格局中，认为应吸收“非儒学”的思想资源诸如民主、科学与法治等现代价值观念。我指出：
有不少新儒家或反儒家学者把儒学概括为“伦理本位主义”或“泛道德主义”，我觉得这样的概括并不确切。因为儒学虽然重视人伦关系，但最根本的特点是确立了人类普遍内在的人类道德的主体性，而不是外在的人伦关系的主体性。这种确立道德主体性的哲学又十分重视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对人生意义价值的肯定，是富有人文精神的。因此，我把这种确立道德主体性的人文主义哲学称之为“道德人文主义哲学”。[13](P.4)
现代新儒家应当在保持对本身文化传统认同并加以创造转化的同时，保持一种多元开放而非封闭排他的文化心理。……所谓儒学应当在现代多元文化中扮演其一元的角色，即道德人文主义的角色，并不是规定现代新儒学只能讲道德修养、道德实践，而不必讲民主、科学和法治。作为一种现代的人文主义哲学，儒学当然应当摒弃传统儒学中那些有关纲常名教的思想内容和直观的、经验性的思维方法，而充分展示其包容性、开放性的特色，吸收现代非儒家文化中那些可能为儒学人文主义所吸收的东西。[13](PP 212-213)
其后，我在1994年参加“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与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中进一步提出：
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文化格局，是多元文化竞争共存、互相融会沟通而非统一于一元的格局。在这个基本格局中，随着中国与东亚儒家文化圈经济实力的大大增长，儒家文化对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将日益为人们所认识。……但在像中国和东亚这样在现代化进程中属于后进的地区，推动其经济发展的文化力已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文化交互作用形成的合力，儒家文化仅仅是这股合力结构中的一股罢了。所以，我们应该给新世纪中的儒家文化以正确的定位，这个定位应当是：不敢为天下先，而只分一杯羹。即在世界多元文化结构中保持其道德人文主义的一元存在，而汇入于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化的主流之中。[14]
上述论著其实已经孕育了我对儒学复兴的发展方向和新世纪儒学新形态的基本看法。这些基本看法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传统儒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确立道德主体性并且富有人文精神的“道德人文主义”哲学；第二，21世纪的新儒学，将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保持其“道德人文主义”的一元存在，而并非是包打天下式文化霸权主义；第三，面向新世纪的新儒学既继承传统儒学的思想资源，又将吸收非儒家文化的思想养料，特别是西方人文传统中民主、科学、人权、法治的思想资源，成为一种新体新用的新儒学。
经过多年思考，我对面向新世纪的新儒学的发展方向、理论型态有了自己的体悟，遂于1999年在台北举行的以“跨世纪的中国哲学：总结与展望”为主题的第11届国际中国哲学会年会上发表了题为《从仁学到新仁学：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儒学》的长篇论文，⑦文中首次提出了“民主仁学”的新概念并作了论述。其后，我陆续发表了《从孔孟仁学到民主仁学——儒学的回顾与展望》(《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论民主仁学——关于新世纪新儒学形态的思考》(载《儒学与新世纪的人类社会》，新加坡儒学会2004年5月出版)、《我的“民主仁学”观》(载《北京日报》2008年1月14日理论周刊)、《儒学当代发展与创新的可能形态——民主仁学的再审思》(载《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2期)等一系列文章，讨论民主仁学的内涵及其发展前景。概言之，我的“民主仁学”论的基本思路是：
第一，所谓民主仁学，就是兼融了儒家仁爱价值观与西方民主价值观⑧的新儒学，或曰新仁学。这个新仁学，既源于古典儒学的孔子仁学，继承和涵括了孔子与历代大儒论“仁”的基本道理(如仁爱、仁心、善性、中和、良知、民胞物与、万物一体、仁政、德治等思想观念)，又是对古典仁学的批判性的扬弃与改造；既吸收融合了原本是非儒家文化特别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民主价值观(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法治等价值观念)，又拒绝并且批判西方文化中反人性、反人文的思想与制度(如基督教原罪观念及人权至上、征服主义、斗争哲学等观念)。
第二，“民主仁学”的基本思想模式，是一种新型的“内圣外王”之学，即确立道德的主体地位而以关心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以安顿人的生命为第一要务的“道德人文主义”哲学。其实践方向，并非是走现代新儒家“本(旧)内圣开出新外王”的道路，而是新“内圣”与新“外王”的统一，是由新“内圣”指导新“外王”的落实。其“内圣”者，道德之体也，仁也；其“外王”者，道体之用也，制度也，事功也。其“新”者，即这个道德之体的仁，不仅是传统儒学意义上的“爱人”之“仁”，而是融合了传统“仁爱”精神与西方“民主”精神而形成的新型道德主体了；这个道体之用，也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礼制，而是融合了传统的仁政与新型的民主法治与科技文明的制度、事功了。如果从体用关系上来理解这个儒学新形态，则可以将它定位为“民主仁爱为体，科技法制为用”的“民主仁学”。
第三，民主仁学是既重道德实践、又重社会实践与历史进步的新儒学，无论是个体还是社会团体乃至族群都是这样。个体的道德实践，是要求每个人都要确立起自觉自尊、民主仁爱的人格，其社会实践，则是要充分运用自己的知识、专长竭诚为群体服务，在社会上建功立业。而对于群体而言，则要求确立并尊重民主仁爱的公共道德及政治法律制度，建立既有对立竞争又讲和谐合作的民主仁政，并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科技的力量造福于人类。
在提出“民主仁学”概念的基础上，我从2005年开始的理论思考中着重探讨了“民主仁学”观照下的文化观与核心价值观的问题，在一些重要报刊与论坛上明确提出了“多元和谐”文化观和“一道五德”价值观的新论述。⑨
关于“多元和谐”文化观，我的论述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点：
第一，在中华文明思想库中，有着非常丰富的“和谐”思想资源。儒家倡导以“仁爱”为核心的道德和谐观，墨家坚持以“兼爱”为中心的社会和谐观，道家崇尚“道法自然”的自然和谐观，佛教推崇“众生平等”的平等和谐观，它们都提倡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及全社会的和谐，形成了有别于法家专制主义、西方征服主义及斗争哲学传统的和谐文化传统。
第二，儒家和谐文化的特点，一是道德理性，即强调道德对于人生与社会的指导性意义；二是人文关怀，即关注人生意义与道德价值的实现，成就完美人格；三是和而不同，儒家和谐文化是以承认不同为前提而以“太和”为最高境界的“和”，是兼顾多方利益崇尚协调的“和”，因而儒家的和谐观实质上是兼容多元的“多元和谐”观。
第三，在现代化、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东西方文化关系也发生着质的变化，出现了多元文化互相沟通交流、从对立冲突走向和谐兼容的新趋势。在价值观方面，一些原本植根于西方文化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价值观念，已不再是西方的“专利”而被全人类所认同，而根植于儒家文化的仁爱、和谐、诚信、中庸等价值观念，也是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及社会进步并具有普世性和永久性的价值。
第四，在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实践中，我们既要摈弃西方文明中心论，也要拒绝东方文明中心论，应该坚持多元文化兼容并蓄、交流互补、共存并进的“多元和谐”文化观。
第五，所谓“多元和谐”文化观可以具体表述为“一元主导，多元辅补；会通古今，兼融中西”十六个字，要求摆正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竞争与和谐、道义与功利、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关于“一道五德”价值观，我的论述也可以归纳为五点：
第一，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中国人对儒学的历史作用及其现代价值的认识大为改观。儒学已从百年衰微走上了复兴之路。但儒学的根本精神与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如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新认识并在广大民众中普及推广使之深入人心？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二，历代儒家关于核心价值观的论述，实际上是代有异同、因时制宜的。孔子虽然提出了诸如仁、义、礼、知、圣、孝、悌、忠、信、中、和、恭、敬、宽、敏、惠、勇、温、良、俭、让等20多个道德伦理观念，但其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仁本礼用”四个字。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学，其核心价值观念是“仁、义、礼、智”四大范畴。汉儒将核心价值观定位为“三纲五常”，直到清末都被统治者奉为圭臬。此外，还有“四维”(礼义廉耻)“五行”(仁义礼智圣)、“六德”(圣智仁义忠信)、“八德”(礼义廉耻孝悌忠信)之说，都是不同时期的儒家根据时代急需而对儒学核心价值观所作的论述。
第三，历代儒家关于“道”、“德”关系的论述，实际上是讲体用关系：“道”是根本之德，是起主宰作用的观念性本体，是体；“德”是所得之道，是“道”之体现，是用。历代大儒关于仁、义、礼、智、信的关系论述，实际上是以“仁”为根本之道，以“义、礼、智、信”为“仁”的外在表现即道体之用的，如孔子说“修道以仁”，孟子引孔子言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二程讲“仁者全体，四(义礼智信)者四肢”，都是如此。
第四，在现代社会，传统儒家所讲的“三纲”伦理，已经理所当然地被时代所淘汰。但由于过去近百年对儒学的长期批判导致社会价值观的混乱与道德伦理的严重缺失，复兴儒学的首要任务便是重建儒学核心价值观。这项重建工作并非对传统儒家价值系统的全面恢复，而是根据时代需要对儒学价值体系中那些具有普世性、现代性、人文性的价值观念进行重组与诠释，以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儒学核心价值体系。
第五，从多元和谐文化观出发，我认为传统儒学价值系统中历久弥新且具有普世性的道德人文观念是仁、义、礼、信、和、敬这六大观念。其中“仁”是具有主宰地位的核心观念，是根本之道。坚守“仁”道，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就必须承认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就必然走向民主政治。其他五德——义、礼、信、和、敬都是“仁”道的体现，是“仁”道之用。尤其是和、敬二德，虽然不在传统儒学的常德之列，但在经历“斗争哲学”造成社会严重对立的弊病暴露无余、和谐合作成为普遍理念的时代背景下，在传统“敬”德受到长期忽视以至许多年轻人不知“孝”“敬”为何物甚至许多官员、企业家、知识分子普遍缺少敬畏之心的背景下，将和、敬二德列为核心价值是十分必要的。所以，我将当代儒学的核心价值观概括为“一道五德”价值观。
当然，我的“民主仁学”论远未形成体系，有待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但我相信，时代在“日新、日日新”，儒学也必须与时俱进。如果新时代的新儒学能够真正形成“内圣外王”协和统一的“圆教”并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则儒学的复兴必然成为21世纪的新文化运动，其发展前景将是无限光明的。
(本文系提交韩国成均馆大学2010年11月24-28日举行的“儒学思想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
【注释】
①该文最初发表于陈明主编的网络报《儒家邮报》第3期，2006年12月14日邮发，并有多家网站转发，最新的修改补充文本发表于《中国儒学网》(www.confuchina.com)2010年10月21日。
②牟宗三1979年在东海大学的演讲《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中说：“儒家学术第三期的发展，所应负的责任即是要开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外王，亦即开新的外王。……要求民主政治乃是‘新外王’的第一义……另一方面则是科学，科学是‘新外王’的材质条件……假如在这个时代，儒家还要继续发展，担负他的使命，那么重点即在于其内在的目的，要求科学的出现，要求民主政治的出现——要求现代化。这才是真正的现代化。”收氏著《时代与感受》，台湾鹅湖出版社，1984年，第309-314页。
③参见：杜维明《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9年；《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杜维明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刘述先《理想与现实的纠结》，台北：学生书局，1993年；《儒家思想意涵之现代阐释论集》，台北：“中研院”文哲所筹备处，2000年；林安梧《儒学革命论——后新儒家哲学的问题向度》，台北：学生书局，1998年；林安梧《后新儒学的社会哲学：契约、责任与“一体之仁”——迈向以社会正义论为核心的儒学思考》，载华东师范大学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思与文”哲学网，2007-4-17。
④蒋庆在题为《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载中国儒教网(http://www.zgrj.cn)和儒教复兴论坛(http://www.rifx.net)]一文中说：“面对今天西方文明的全方位挑战，必须全方位地复兴儒教，以儒教文明回应西方文明。复兴儒教就是复兴中国文化重建中华文明的当务之急。”“今天重建儒教的目的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儒教来解决中国的政治合法性问题、社会规范问题、生命信仰问题与情志慰藉问题。……儒教兴则华族兴中国兴，儒教衰则华族衰中国衰。”可见蒋庆确实具有强烈的儒教宗教情怀。
⑤参见龚鹏程《儒家的饮馔政治学》，载南华管理学院版《1997年度龚鹏程学思报告》；《饮食男女生活美学》，台湾立绪文化公司，1998年9月。
⑥本书首先于1989年10月由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出版发行，其后于1990年6月由台湾允晨文化实业公司出版发行，至今已重印多次。
⑦本届年会共提交120余篇论文，由会议出版者精选了27篇收入沈清松先生主编的会议论文集《跨世纪的中国哲学》一书(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1年出版)，拙文长达23000字，为人选论文之一。
⑧包括不少现代新儒家、现代自由主义者在内的学者仅仅将“民主”解读为一种政治制度，甚至仅仅视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与手段，其实是一种误解。我认为，“民主”既是制度，也是精神与观念，而且首先是一种精神、一种观念。它是人民的自觉精神与自由意志的体现，民主制度是在民主精神指导下建立的制度，所以，民主在本质上属于“道体”，现代“民主”精神与传统“仁爱”精神是完全可以融合为一的。
⑨本人关于“多元和谐”文化观的文章主要有：《和谐文化促进和谐社会》(《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10月11日)、《中华和谐文化的思想资源及其现代意义——兼论当代文化发展战略》(《哲学研究》2007年第5期)、《论“多元和谐”文化观》(《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07年7月9日)、《多元和谐：树立面向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发展观》(《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8期)、《中华和谐文化新论》(《中华国学研究》2008创刊号)等。本人关于“一道五德”价值观的文章主要有：《重塑儒学核心价值观——“一道五德”论纲》(《哲学研究》2010年第6期，又载韩国《中国与中国学》第11辑，2010年2月出版)、《儒学核心价值观“一道五德”的理论思考》(中央党校《学习时报》2010年8月30日文教版)。上述文章被人民网、新华网等多家网站作了转载，并以此为题应邀在北京、浙江、山东、四川、广东、山西、陕西、韩国等十多所大学与多家国学论坛、人文讲堂作了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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