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前夕，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会同北京大学儒学研究所、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一起，举办了为期三天的“经典、经学与儒家思想的现代诠释”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海内外多位享有盛誉的儒学家如洪汉鼎、成中英、冯达文、郭齐勇、高宣扬、陈少明、景海峰等与会做了专题报告。会议收到将近120篇学术论文。这次会议的一大亮点是从诠释学的角度看传统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其中颇有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最新动向。

何谓现当代中国诠释学

诠释学是一门理解和解释经典的学问。在中外都属于“古已有之”。诠释学固然要依托经典文本本身，但是，它跟诠释者所处的时代背景、诠释者的学术素养以及“灵悟”能力，都有极大的关系。因此，即使是对于同一本经典，因为时代的变迁，其诠释的内涵及重点，也有很大的不同。

早在宋代，心学家杨简（1141—1225）就曾经指出：“先儒以己意解释古训，岂能一一皆中？后世以《左传》，古书也，一切信之不敢有改？”他的意思是，我们既不能完全用自己的意思来解释经典，又不能对经典一点改动都没有。这基本上道出了诠释学的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对文本的理解，既要有原本性，又要有创造性。在原本的基础上创造，在创造的指引下联系原本。

来自四川师范大学的蔡方鹿认为历史上的中国诠释学有“四性”：一是历史性——即一切解释都是古今不同的；二是权威性——即一切解释都是为了强化经典的权威性；三是工具性——即解释涉及到文字解析与文物制度之考证；四是哲学性——即诠释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挖掘经典当中的思想内涵和根本意义。

至于儒家思想的诠释，蔡方鹿认为经过了以下的古今之演变：首先，文本重心由五经系统转向四书系统；其次，解释的方法从重训诂转向了重义理；第三，诠释的理论深度由单纯的经学诠释转为经学诠释与哲学诠释相结合；第四，诠释过程中出现了人文与宗教互动；第五，清代的诠释学则强调“通经致用”，既要有理论上的解释，又要落实到实用的层面上。

现当代的中国诠释学又跟古代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主要的一点在于：现当代诠释学离不开中西比较哲学的语境，其中由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等哲学家所发展出来的西方诠释学，更是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诠释学。对此，来自山东大学的陈治国有专题论述，陈治国提出了一种“以中为主、中西互诠”诠释学模式。

按照伽达默尔的说法，对于经典文本的理解，必然会受到“前理解”、“前判断”的制约。伽达默尔说，“个人的前见比起个人的判断来说，更是个人存在的历史实在。”任何一个诠释者，都必须发现这个隐而不显的“前理解结构”才能够发现本文中的意义和真理。对于中国诠释学来说，异己的、陌生的西方哲学，则是我们发现“前理解结构”的重要参照物，伽达默尔说，“对话中的相互理解，既包含使对话伙伴对自己的观点有所准备，同时试图让陌生的、相反的观点对自己产生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西对话具有非常大的价值。

在肯定中西对话的前提下，陈治国对两种倾向保持警惕。一种是“以西释中”，就是全然不顾中国哲学中某些概念、范畴和思想经验的自身脉络、内涵和使用方式，生搬硬套西方的理论框架。陈治国特别以“超越”为例，“超越”的一个西方哲学的特殊概念，但却被一些学者搬来，生造出“内在的超越”这样的概念，无端地在中国哲学的概念上，强加了超验性和先验性的意涵。另一种是“以中克西”，过分强调中国哲学的自足性和纯洁性，盲目地认为，中国哲学技高一筹。比如，在“天人合一”这个命题上，认为它比西方的“神人相分”、“神人关系”要有更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涵。由是，陈治国强调一种“中西互诠”的模式，而这个中西比较哲学的背景，则是现当代中国诠释学的最重要特色。

何谓儒家思想的现当代诠释

对儒家思想的诠释，是中国诠释学的最主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深圳大学的景海峰说，“一部儒家史便是其经典得以持续诠释的历史。”中国诠释的过程，经过了由“经”到“传”，再到“注疏”，再到“义理”这样一个逐渐的演变。

景海峰说，所谓“经”，先是“前轴心时代”的远古文明的结晶，后来经过了集束化和系统化的整理，例如孔子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掌握了人文教化的枢机，删订了“六经”，以此“美政”“美俗”，“尽善挟治”。我们后之来者，正是通过对“经”所建立的权威和构成的传统之理解性接受，我们也就进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之常态中，这也是生命本体意义所具有的真实性所在。所谓“传”，大致是“轴心时代”的产物，是依经而来的。这方面，孔子又是一个传、记的开创者，传是对经的解读。所谓“注疏”，则是对经传的一个训诂性的注释，相对专业化和程式化。于是乎由“注疏”演变到“义理”也顺理成章，“义理”有点跟“注疏”逆反，常常置“注疏”的研究于不顾，尤其以宋儒理学为甚，他们多凭主观，自矜创获，其中，既有重大的成就，又有许多教训。

来自台湾大学的潘朝阳提交的《整全生机论的儒家环境观——“论语”诠释与清贫生活》一文，为我们展示了现当代诠释视野下的儒家思想具有多么丰富的内涵。

潘朝阳把我们带到一个现代化过程中最严峻的问题面前，那就是现代性以科技之刃，切割解剖大自然，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人类面临的环境困境，必须要从人类的责任的角度来予以考量，这是一个环境伦理的问题，实践环境伦理已经刻不容缓。各大宗教都有非常深厚的环境伦理思想资源，儒家思想而不例外。

在儒家的环境伦理思想中，最宝贵的是整全生机论。其具体表现在《论语》的两个章句中，一个是“子在川上曰”，另一个是“予欲无言”。前一个章句，是孔子看见滚滚长江水有感而发，喟然叹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对这句话里所包含的刚健不息有机生态思想，后来的朱熹、程颢、王船山等人，都心领神会。朱熹强调大化流行，没有一刹那停止过；程颢强调天地山水整体撑开，相互依存；王船山强调人之德也就是天之道，人不仅成人，而且成物。

另一个章句是“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无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朱熹和程颢对这段话的生机大化流行现象大加赞赏，而潘朝阳则不以为然，他认为，孔子的重点意思在于，他告诉弟子，有很多真理不是在语言中得到的，必须去周遭的环境中去体悟。当然，孔子的另一个意思还在于，自然的天理天命并不在有一个高高在上的意志，它的大化流行本身就是。

除此之外，潘朝阳着重阐发了孔子环保主义的生活态度，环保的生活态度是节省简朴而不是奢豪浪费的，甚至于主张“清贫”的日常生活。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而在《论语》的另一章中，孔子亦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儒家既然是主张整全环境生态观，因此，他们就必然赞同过一种简朴节约的生活。这是一种“生活低，思想高”“轻物质，重精神”的态度。潘朝阳说，在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甚嚣尘上的今天，孔子的清贫生活主张无异于是一剂清凉散，值得我们努力弘扬。

儒家思想的现当代诠释动向

前面我们看见，儒家思想的现当代诠释，结合了中西方哲学比较，也扩大了诠释的思考范围，比如把环境生态考虑在内，都显示了现当代诠释学在儒家思想方面的新进展和新开拓。

除此之外，现当代诠释学的做大特点是综合性，一个研究专题，往往涉猎到各个不同的层面，既有词语训诂，也有义理疏证；既有历史辨证，也有时代前瞻；既不忘古老智慧，也面对时代课题。这一“研究的自觉”，往往在诠释上获得了一种别开生面的自由。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多位学者提供的论文中，都不难发现。可以说，这次在深圳大学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为我们呈现了中国诠释学与儒家思想的最新动向和走势，其成果之丰硕自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