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春秋战国时期,儒分为八,儒家出现异化,是受来自波斯帝国法家思想的影响。当下的儒分为八,儒家再次出现异化,是受来自西欧的科学思想的影响。异化的儒家不是真正的儒家,也称其不上儒家。
因传承了以五经为载体的更古老的中国传统和中国文化,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化之主干和代表。近似地说,儒家文化等同中国文化。
一部5000年中国文明史,实际上,也就是对儒家思想的信奉,偏离,和再信奉的轮回史。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信奉儒家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儒家思想不是别的,只是世世代代、祖祖辈辈的中国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活经验的沉淀和总结。这段历史非常古老和久远,不仅可以追溯至农业产生之初的一万年前,甚至涵盖农业之前的更渺茫的渔猎采集时代。
既然在中国信奉儒家是很自然的事情,是个常态,为何历史上的中国还会出现多次对儒家的偏离?
答案是,遭遇外来文化的冲击。
最近一次偏离,及其原因,是大家都熟知的。就是1840年,在欧洲坚船利炮之打击下,中国逐渐放弃了儒家,而接受了西方思想,进行现代化。
再往前一次的偏离,及其原因,也基本为大家熟知。那就是东汉末以来,中国逐渐开始接纳,甚至崇拜来自印度的佛教思想,到唐代达到高峰。
然而,再往前,对中国是否偏离,及如何偏离儒家的,就很少人知道了。
本文的意图是介绍当下对儒家的偏离情况,并与春秋战国时的那次偏离相参。对别的偏离不会详细展开。只是指出,在整个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至少可以辨识出5次对儒家思想的大偏离。分别是:黄帝蚩尤时期的偏离、商时期的偏离、春秋战国时期的偏离、魏晋唐时期的偏离、现代的偏离。这5次偏离都是因遭遇外来文化冲击:黄帝蚩尤时期遭遇的是古埃及-两河文化,商时期是遭遇更新了古埃及-两河文化,春秋战国时期遭遇的是再次更新的古埃及-两河文化(即法家思想),魏晋唐遭遇的是印度文化,现代是遭遇西欧文化。
还需指出的是,中国文化和中国之外的所有西方文化之间,影响是双向的、相互的,中国文化在因遭遇西方文化而偏离儒家的同时,也深深地影响和改造着西方文化,进而使整个的西方文化呈现出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进化”态势。
偏离儒家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有一种基本完全异于儒家的新文化、新思想的出现。第二层是,儒家思想因遭遇这种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而出现分裂,形成很多流派。
战国末期的韩非子,指出孔墨之后儒家的一个状态,叫“儒分为八”。就是说,在法家思想的冲击下,儒家分裂为八个流派。这八个流派的儒家,除“孟氏”、“子思”外,多是法家化的儒家,是异化的儒家。
那么,儒家和异化的儒家,其分界在哪里?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区分中国文化与中国之外的西方文化之间根本差异在哪里?
从根本上说,中国文化、儒家文化是心性文化,以心性为本位。中国之外的西方文化,是外物文化,以外物为本位。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心-物”对立,实质上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对立,是文明的冲突。
儒家认为,人的本质在心性,知识、礼仪、制度都是源于心性的,是心性在实际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心性是独立、自由的,而心性所成之物,则是凝固的、僵化的。知识、礼仪、制度,都是需要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即孔子所说的“损益”。儒家认为,心性所造的知识、礼仪、制度,都是外物,是服务于心性的,是实现“心安”的。所以,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就是求个心安。心安既是外物的目标,也是衡量外物是否合理的标准。心安的就是合理的,心不安就是不合理的。套用现在的一句话,“心安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尚书》说,“诗言志”,是说《诗经》的主体是讨论“志”,志就是人的心理活动,就是心性。孔子对《诗经》的概括是,“思无邪”。“思”也是心理活动,也是心性。不仅《诗经》的主体是“志”,实际上,《春秋》的主体也是“志”,也是心性。《尚书》的开篇《尧典》则提出一个重要概念,就是“德”, 这不仅是《尚书》的核心理念,也是整个中国文明史的核心理念。“德”也是一种心理状态,用后来的解释就是,“德”者,“得”也,得什么,得到合理的东西, 正确的东西。正确的东西、合理的东西就是“道”。从这个意义上说,“德”和后来的“悟”,有近似的地方。所以,德也是心性。《易经》固然是算卦的书,但其主体依然是心性。《易经》通过一定的手段去预测“吉凶悔吝”,教人在如何面对各种“吉凶悔吝”的状态,如何在“吉凶悔吝”的状态的下保持心安。
总之,一句话,《五经》就是心性学。
对中国文化,儒家文化进行深刻总结的是孟子。孟子的学说可概括为两个字:性善。那么,中国文化、儒家文化也可用这两个字概括。后来《三字经》为了好读,又加了一个“本”字。
“性善”的关键,不是讨论人性的好坏,而是在强调心性的主体性,本位性,独立性,自由性。要准确理解性善,必须先理解孟子所提出的另一个概念,“义内”,与之相对立的是“义外”。
“义内”是说,所有的知识、礼仪、制度,不是外在于人的心性的,而是内在于人的心性的。外物源于心性,是心性的产物,不存在独立于心性之外的外物。
孟子认为,人的心性,天然地存在判断能力,感受能力,和选择能力,能够进行独立地进行正确的判断、感受和选择,无需外界的干预和强制。这就是所谓的“四端之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是非之心属于判断能力,恻隐之心、羞恶之心属于感受能力,辞让之心属于选择行动能力。
而这个内在的“四端之心”,则对应着外在的“仁义礼智”。恻隐之心对应仁,羞恶之心对应义,辞让之心对应礼,是非之心对应智。“仁义礼智”是人的外在表现,也是一个社会处于理想的有序状态的表征,而这一切都是根植于每一个人的内心的,每一个天生就具备这些能力。也就是说,一个人只需遵循自己天生就具备的判断、感受、和选择能力,遵循本来就有的四端之心,就会成为一个“仁义礼智”的君子,整个社会也会成一个“仁义礼智”的太平社会、大同社会。
所以,性善论的核心在于,要充分尊重每一个人所天然具备的心性能力,即生来就具备的判断力、感受力、选择力,充分尊重每一个人的心性独立和自由。
“执中”,是儒家思想的另一个核心理念,也是在强调坚持个人判断、感受和选择的独立、自由,即心性的独立、自由。中不是外在的状态,而是内在的判断。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孟子为了说明这一点,提出了与之相反的“执一”。外在于心性的,两个状态之间的中间状态,就是“一”,一就是外物。执中是说,你要时时刻刻运用自己的判断,体会自己的感受,去选择合适的行为。而执一则相反,不运用自己的判断,不关注自己的感受,机械地坚持某个固定的、僵化的“中”的标准。
孔子非常注重“权”,也是在强调要维护心性的独立和自由。“权”就是独立的判断、感受和选择,即独立、自由的心性。孔子把“权”,看成做学问做人的最早境界。他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总之,性善说,是在强调要尊重心性,要维护其独立、自由;尊重每个人天生的判断、感受、选择能力,要维护其独立和自由。
而中国之外的所有西方文明,从最高老的古埃及-两河,到现代的欧美,都与中国相反,不是以心性为本位,而是以外物为本位。认为知识、礼仪、制度是外在于人的心性,而独立的、客观的存在的。从有神的宗教,到无神的形而上的哲学,再到反对形而上的、注重观察实验的科学,莫不如此。
用孟子的话说,西方文明就是“执一”的。用孔子的话说,西方文明就是不懂“权”的。在这些文明中,他们错误地把源自心性的知识、礼仪、制度,当成外在于人的心性的独存之物,从而,只能是机械地坚守一些固化的标准。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对人性构成限制和压迫。多神教、一神教、 形而上学的哲学,对西方的,对人类的危害,我们已经很清楚了,科学的危害也正在显露和严峻。
所以,区分儒家和非儒家以及异化的儒家的标准就是,是是否坚持性善,即是否坚持维护心性的独立和自由,维护个人判断、感受、选择的独立和自由。
韩非说,战国末期的儒分为八,尽管现在已经无法详细考察每一家的具体情况,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除子思、孟子外,大都是或多或少地偏离了行善,而沾染了这样或那样的“外物”。
以荀子为例,他被称为先秦最后一个儒家,但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却压根不承认他是儒家。原因在于,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性恶”。相应地,他也不认为“礼”是源于人的心性的,而是外在于人的心性的独存之物,可以约束人性,促使其向善。荀子的确不是儒家,而是披着儒家外衣的法家。
性恶的核心意义不是说人性有多坏,而是说,人的心性压根就不具备独立的判断、感受和选择能力。任其行为,他一定会做坏事,而整个社会也会陷入斗争和混乱。所以,要从外部约束他、控制他、教育他。
当下,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深入,在物质生活逐渐丰富的同时,其弊端也日渐严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态环境遭污染,二是心性失去独立。所以,人们也逐渐转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逐渐又对儒家发生兴趣。在中国的学术界逐渐出现一个叫“新儒家”的群体,他们都说自己是儒家,但是他们之间的观点又大相径庭。
凑巧的是,我总结了一下,现代的新儒家也刚好能凑成八个流派。可以说,韩非所说的儒分为八的现象再次出现。这八家分别是:政治儒学(蒋庆)、宪政儒学(姚中秋)、国教儒学(康晓光)、文化儒学(陈明)、制度儒学(干春松)、生活儒学(黄玉顺)、经济儒学(盛洪)、哲学儒学(陈来)。
当代的这八家被加上这样、那样定语的儒学,都程度不同地偏离了“性善”,偏离了“执中”,偏离了“权”,偏离了“义内”,偏离了对心性独立、自由的尊重,偏离了对人的天生的判断、感受、选择能力的尊重,都是异化的儒家,都或多或少地沾染上了这样或那样的外物。
春秋战国时期,儒分为八,儒家出现异化,是受来自波斯帝国法家思想的影响。当下的儒分为八,儒家再次出现异化,是受来自西欧的科学思想的影响。异化的儒家不是真正的儒家,也称其不上儒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