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汞烧铅四十年，至今犹在药炉前。不知子晋缘何事，只学吹箫便得仙。”虽然这一幅字仍然悬挂在客厅墙的正中，但手写这首诗的主人已经远去。1月9日20时49分，山东大学终身教授庞朴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山东济南去世。先生虽然驾鹤西去，但他在中华文化的诸多研究领域，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仍在熠熠生辉。

看星星发现“火历”

熟知庞朴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能够为了真理而无所畏惧的人。1949年，年仅20出头的庞朴，就做了一件置生死于度外的事情：从蒋管区投奔到解放区。到了解放区，庞朴就留在了华东大学。后来，华东大学与青岛的山东大学合校，从此庞朴成为山东大学的一员。

庞朴是以研究中国文化而成为名家的，殊不知，他今天治学的成就最初都是在私塾中打下的基础。在庞朴11岁的时候，日本占领了他的家乡，办了一些“新民小学”，实行奴化教育。庞朴及其家人坚决不去这种奴化学校，遂转入一个私塾中继续学习。“这或许是国家不幸诗人幸吧。”庞朴说。《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书、五经（五经只读了《诗经》），等等，就是在那时背得滚瓜烂熟的，由此启发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感性。

庞朴真正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是从1952年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哲学开始的。两年后，庞朴毕业回到山东大学教马克思主义哲学。庞朴认为，要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首先应该了解中国哲学思想，遂决定转到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但后来这却成为庞朴被批判的重要原因。

1971年，庞朴被下放到了曲阜。他的书都被贴上了封条。到曲阜后，庞朴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东西，那就是天上的星星特别多。地上没有书可念，他就念这个天书。于是，夏天的晚上，庞朴就搬把椅子，在操场上看星空。花了两年的时间，把漫天的星空都搞清楚了。没想到，庞朴看星星，却直接引出了一个重要的学术发现——火历。

庞朴的发现引起了天文学界的极大兴趣。中国天文史学界权威席泽宗就曾公开高度评价过庞朴的这一发现，并认为庞朴的这种做法，才是研究中国天文学史的正确方法。因为在他看来，现在许多研究中国天文史的学者用的都是西方的科学体系，这样中国很多天文史料都通通被削掉了，如此一来，中国天文史的研究就没法发展了。

掀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

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出现，与庞朴对文化研究的重视和推动有莫大关系。1981年，庞朴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聘，担任《人类文化与科学发展史》国际编委会中国代表。出于职业的敏感性，庞朴发现中国当时极端缺乏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

1982年，庞朴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应该注意文化史的研究》一文，率先发出重视文化史研究的时代呼声，引起学界的强烈反响，从而掀起了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序幕。

文化是什么？庞朴为此曾去拜访钱钟书先生。钱钟书说，你不问我的时候，我知道文化是什么，你一问我，我倒糊涂了。事实上真是这样，当时谁也搞不清楚文化是什么。1949年到1979年，30年里中国只出版过一本关于文化的书。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庞朴曾就文化学、文化史、文化传统与现代化诸问题，数十次发表演说、撰写文章，阐述其对文化的各种思想认识，从而推动了文化研究热潮的前进。庞朴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可归纳为“一二三”：“一”就是一个定义，文化就是人化；“二”就是认为文化有民族性和时代性两个属性；“三”就是文化有物质的、精神的和制度的三个层面。庞朴对于文化的定义、两个属性和三层结构的阐述，引起了学界的极大重视，成为探讨中华文化问题的重要理论指导。

庞朴特别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并认为文化是民族的根，文化的最基本属性是它的民族性。如果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这个民族最后就会蒸发掉。满族就是一个例子。满族统治了全国，最后满族自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它的文化和它的民族分离了，满族文化失去了民族性，最后这个民族就没有凝聚力了。

“一分为三”探究中华文化

“他是一个很杰出、很有创见的学者。”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曾这样评价他。庞朴是中华文化研究的大家，不仅仅指其知识之渊博、见解之深刻，更是指他富有创新精神，往往能够独辟蹊径获得新解。

在庞朴诸多创见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对中华文化密码“一分为三”的探究。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庞朴开始从文化现象入手，致力于中国辩证思想的研究，以解读中华文化密码。比如说，他从黄帝的传说开始，用黄帝的故事说混沌，用“伯乐相马”来谈认识论，从“庖丁解牛”谈实践论，通过一批出土文物（纺锤）来谈“玄”，运用几个上古文字来说“无”，如此等等，最后当然都要归结到中国辩证思维。

庞朴深深相信，中国文化体系有个密码，就是“三”。于是便用这个密码去开中国文化宝藏之锁，也用开了锁的宝藏文化来反证密码之存在。如《解牛之解》、《相马之相》等。古稀之后，庞朴开始对“一分为三”给出理论上的说明，于是有了《中庸与三分》等尝试。2001年，他开始撰写《一分为三论》，2003年出版，给“一分为三”研究画上了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