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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精神性人文主义的儒学
中国当代儒学网   2015-01-09 04:38:33 作者:王绍培 来源:深圳特区报 文字大小:[][][]

《二十一世纪的儒学》是杜维明先生晚近有关儒学的论集。书分两部分,主篇相对连贯系统,讨论儒学是什么,副篇则是一些演讲的汇编。综观全书,我认为有三个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思想:一是儒学作为一种精神性人文主义;二是儒学作为一种对话文明;三是儒学的宗教性。

主副两篇之前有一篇导论“精神性人文主义初探”,有提纲挈领的意思,是书其他地方,也不时涉及到这个议题。所谓“精神性人文主义”是相对“凡俗人文主义”而言的。所谓“凡俗人文主义”则是西方1718世纪以来启蒙运动构建的一整套思想体系,我们现在广为接受的一套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价值体系基本是由凡俗人文主义奠定的,其中如自由、理性、人权、法治、隐私等等,仍然是我们应该珍惜的核心价值。凡俗人文主义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是有阶段性的,从宗教的迷信,经过哲学的形而上学,进入到科学理性。到了科学理性的阶段,形而上学就过时了,宗教则彻底消除了。按照韦伯的说法,文明发展是一个“祛魅”的过程。这个精神进化论影响很大,我们身边很多人对此都深信不疑,其中的科学主义(注意:不是科学精神)更是成为很多人的精神信仰。凡俗人文主义也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它不同于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人跟上帝、跟神性没有关系,跟一切超越性的价值没有关系,自然是一个纯物质的世界,没有精神性,人有权力、也有能力宰制它并且战胜它。

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欧美的前沿思想,如女性主义、文化多样性、宗教多元性以及社群伦理,都对启蒙心态以及凡俗人文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因为启蒙心态导致了人类的自我膨胀、工具理性的冷酷、浮士德欲望的宰制、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欧洲中心、男权中心和占有性利己主义的霸道等等。杜维明指出:“一种崭新的人文主义呼之欲出。”这里,这个崭新的人文主义就是精神性人文主义。

跟这个精神性人文主义相关的,是哲学界出现了一个新动向,就是对“轴心时代”以来的精神文明进行全面反思,重新肯定自然的精神性,这也就是所谓“精神转向”。对此甚至有一个说法,那就是我们迎来了一个“新轴心时代”。

应该说,这个新轴心时代、哲学的精神转向、世界的“返魅”、新全球视野的出现等等,是杜维明重新检视儒学意义的一个时代背景。杜维明说,他本来对智慧跟精神性的关系不太了解,是印度一位备受尊敬的哲学家提醒了他,这位研究吠陀多的顶尖学者特别指出,如果要真正了解儒学,应该把儒学当作一种有精神性的人文主义,而不是凡俗的人文主义。按照这个路数来考察,儒学的精神性人文主义特征非常明显。

首先,儒家的精神性表现为:人性的最高体现,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是人与自然保持和谐。宋明的儒家思想体认识到,自我实现的终极是包容“天地万物”的信念及其践履。现当代的学者中,熊十力建立了一个生生不息的宇宙大化本体论;钱穆晚年“彻悟”中国文化对世界最值得珍惜的贡献是“人心与天道的合一”;季羡林解读钱穆96岁高龄时的“彻悟”也认为中国人的智慧确实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中国人的智慧当中,自然从来就不是一个“对象”,人类不是中心,自然跟我们在本质上是“一体”的,人类从属于自然,如果说人类是神圣的,那么,自然神圣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儒家的人文主义表现为:人是天地万物中一种很特殊的存在,因为只有人有道德,有善的意识。西方学者定义人,或者“人是理性动物”、或者“人是会用工具的动物”,或者“人是能运用象征符号的动物”,但只有儒家认为,人是有同情心的存有。尽管这些道德与善只是孟子说的“几希”,也就是那么一丁点儿,但是,人有责任扩充这一点点深刻而又普适的、与生俱来、任何外力也无法剥夺的善心,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也有义务为人类总体的公善作出贡献。其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道具有普适性。

文明对话是杜维明书中有较多论及的另一个话题。

 在《二十一世纪的儒学》一书中,涉及到“文明对话”的篇幅不少。首先,对话是基于文化多元、文明多元这个基本事实。但是,随着经济的全球化,随着世界一体化,随着“地球村”的出现,出现了文化全球化、文明全球化的趋势,各种文化彼此进入,相互交汇,其中,西方文化文明成为极为主动的一方,并且事实上是按照他们的标准在重新塑造全世界,是否接受西方文化文明对全球的塑造,也就成为一大问题。文化纷争、文明冲突于是乎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来得更为频繁、更加激烈。

要应对这种情形,文明对话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有关“对话”,杜维明论述很多。比如,他说,“对话的目的不在于转变他者。有以自己的信仰改变对话伙伴的想法,就注定对话不会投机,更不要说有这种狂热了。”对话“其主要目的是培养倾听的艺术,扩展人的智力和精神视野,提高一个人的自我反思能力。”“文化间对话是辨析普世伦理的最好行动方式。”“文化间的对话还可以在不破坏多元性的条件下有利于普遍性辩论的进行。”“对话模式是被世界各地普遍接受的。”由是,形成了一种富于时代精神的新文化基本原则,其中包括:文化多元是不同文化间对话必须考虑的出发点;在所有文化的对话中,必须认识到身份政治所植根其中的原初纽带;文化间对话应遵循生态意识和普适的道德准则;应该鼓励非西方文化参与对话;文化间对话应为21世纪的道德论证提供原则模式……等等。

而儒学是一种天然具有对话性格的文明。孔子的团体,就是一个对话性的团体,师生的关系当中,老师并非绝对权威;孔子的“述而不作”,更像是一种带有诠释性意味的创作;在这个论域下,儒家的诠释立场和它致力于和谐的目标,显得难能可贵。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不妨说,儒学是一种对话文明。儒学的包容性性格,使得中国文明并非以某种单一的宗教作为自己的身份特征,而是呈现出儒释道合流的特征。

儒学的宗教性是另一个重要的论题。杜维明说:“儒家有四个侧面——天、自然、社群、个人。精神性或者宗教性与天道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没有天,对儒家全名而深刻的理解就不可能了。”杜维明说,“更重要的是,伟大宗教的教义都不是工具性的。”儒家知天、畏天、事天,但并不因此而求得福报。最后,儒家是那个在人伦日用之间发挥作用的,不过,它是以一种既知凡俗、也能转化凡俗的方式来发挥作用的。这跟很多宗教的断然两分是不一样的。

作为一种宗教性的思想,儒家在超越性的问题表现得与众不同。它是一种内在超越。具体而言,这个内在超越是通过“知性知天”来完成的。性能够通天,天内在于我们的本性,因此,我们只要反观诸己,就可以知道天,并且实现与天的合一。儒家的这个超越性,也因此是别开生面,成为一种有中国文明特色的宗教。

综上所论,我们大致就明白了,所谓“二十一世纪的儒学”,是强调儒家的精神性人文主义的儒学,是强调儒家作为一种对话文明的儒学,也是强调儒家的内在超越的宗教特色的儒学。它的精神性可以应答凡俗人文主义导致的问题;它的对话性格,对于我们这个充满了文明冲突的地球村尤其大有启示性;作为一种内在超越的宗教,我们亦可以借助于它实现道德人格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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