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们 / 设为首页 / 请您留言 / 友情链接
繁體中文 | English
您现在的位置: 当代儒学网 > 当代儒学 > 当代儒英 > 儒家文化与经济秩序构建
儒家文化与经济秩序构建
当代儒学网   2014-11-15 01:48:10 作者:韩冬辑 来源:中国产经新闻 文字大小:[][][]

 

    儒家是中国国学的核心与主体。9月24日,习近平在参加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会上提到: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都是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的,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当下,我国社会处于高速发展期。但是,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经济生活也显露出种种弊病:食品安全问题频发,企业诚信缺失,贪污腐败成风……

  这些问题不仅造成了普通群众的不满,更影响了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和地位。在这种时候,我们或可在儒家文化的体系中进行反思,以其精粹思想来指导、修正当代的经济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以期建立良好的经济秩序。

  为此,《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邀请中国传媒大学的6位老师进行笔谈。

  西方经济学中将人性假设为“经济人”,人的所有行为都是源于对自我物质利益的理性追求,只看重个人利益。儒家则要求人们“见利思义”,“义”可以理解为社会公利,强调在人的行为准则中要把社会公利放在第一位。“君子义为上”,孔子认为“义与不义”是“君子与小人”的重要判别标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儒家并不否定人们求利的欲望,孔子坦然承认“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然而对“利”的追求必须在符合“义”的前提下。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不义且富贵,于我如浮云”,“义然后取”。儒家文化要求谋利必须在道德规范的约束之下进行,强调人的社会属性,而不单纯是“经济人”。

  儒家要求人们“见利思义”

  姚林青

  中国传媒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信”是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之一,儒家认为人无信不立。孔子在《论语》中多次谈到“信”。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在世上就会寸步难行。“信”作为儒家的伦理范畴,其基本含义就是诚实无欺、守诺践约。诚实守信在现代经济社会也是要求人们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

  在工业化、城市化之前,人们的活动范围相对狭小、相互接触的人有限而固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相互之间的道德制约及时而有效。一个人要想在这个人数相对较少的社会群体中生存、被他人接收,就必须以诚待人,儒家提倡的“信”的精神就显得尤为必要。如果选择“不信”就很容易被发现、被谴责、被惩罚,甚至无法立足。

  而随着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博弈群体的规模急剧扩大,“不信”的隐匿性增加,发现和认定“不信”变得日益困难,选择“不信”的人越来越多。如何改变这种趋势,仅靠人们的自觉和道德约束还不够,要在发扬儒家诚信精神基础上依靠现代化手段建立适应现代社会的诚信体系,无论走到哪里,让守信的人都得到实惠,让失信的人都受到处罚,才能使人们逐渐都自觉自愿地选择“信”,从而使整个社会和谐有序。

  建立适应现代社会的诚信体系

  孙红

  中国传媒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人类社会已经超越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专业化生产和规模优势决定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成为必然。当下,国际经济相互依赖空前增强,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支付的增长已经超越了国民经济的增长;另外那些需要全球性集体行动的重大生态威胁正日益逼近,全球性的温室效应,森林砍伐,酸雨,人类健康危机以及大规模的移民等问题已经跨越了国界,这些问题都需要多边合作行动来解决。在这个相互依赖越来越紧密的世界里,靠暴力与战争,靠“绝对侵占”的霸权主义来配置资源,以及对商贸、生态等方面的败德行为、机会主义,势必就造成了冲突,对方产生冤冤相报的负向激励从而采取报复性行动。因为缺乏信任,合作难以为继。这样的负和博弈对富国穷国都是无益的,对富国,失去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对穷国,无法得到持续的国际合作和发展援助,经济的落后因缺乏信任而进一步恶化。对生态威胁方面采取回避的态度,不能担负应付的责任,但最终同一个地球环境的恶化让每一个人都无处可逃。而再次重建信任和信心,则需要高昂的交易成本。

  可见,没有一套促进和约束跨国界交易的制度规则的空前发展,全球经济的有序、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做到的。快速演变的发展问题需要开发出一些新的思想和规则去解决国际化的合作关系,为人们提供合作预期收益的可能性,让潜在的相互依赖合作成为可能,让合作带来和谐与效率。因此,“和为贵”对整个国际社会存在潜在需求,儒家思想若能成为国际经济的行为准则规范人们的交易行为,变成经济主体的自我实施的约束,形成合作共识,则可以在博弈中减少信息成本和不确定性,把影响合作顺利进行的因素降到最低,尤其是在复杂的国际交换条件下,更需要儒家精神。

  儒学有益于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

  仇喜雪

  中国传媒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诞生于2500年前的儒家文化作为引领古代中国思想界的主导文化,以家庭、宗族为核心,形成以乡村经济为主体经济单元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血缘与亲情成为这个经济体中互助、互利的核心纽带。而西方经济学则以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为标志,历经200多年的市场检验,被广泛运用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它强调市场的重要性,赞叹于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效率优势,当然也客观地承认市场机制在许多领域资源配置上存在缺陷。但我们如果仔细地剖析,会发现二者在许多思想上存在广泛的一致性。

  《论语·尧曰第二十》记述: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这里孔子所说的“惠而不费”、“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便与西方经济学的思想精髓相一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强调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政府并不直接干预经济的运转,最终政府以这种“惠而不费”的方式使人民获利,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因此亚当·斯密主张的“自由而放任的市场经济”与儒家文化倡导的“无为而治”是一脉相承的。

  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讲“利益”,而儒家文化讲“义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从这一层面来说,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市场参与者追求的是“利”,一旦上升到社会精英的层面,则不能单纯以逐利为终极目标,而应关注公共领域,这是一种现代企业家精神。“国家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这谈的便是公共领域的问题,也就是西方经济学中所说的“市场失灵”,因此政府一方面需要“无为而治”,另一方面又需要恰当地干预公共领域。

  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这句话出自《周易·易辞》,它体现了经济学中的“囚徒困境”思想。一国之中,民、官、王三者各为各自的利益而奔忙,彼此争斗、殚精竭虑,虽忙忙碌碌,却都得不到幸福的生活。这与囚徒困境的思想是相似的,大家原本有共同的利益,但只考虑自己而不考虑对方,没有达成合作,最终陷入无休止的非合作博弈。

  儒学和西方经济学在思想上具有一致性

  程静薇

  中国传媒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仁义礼信是之于他人的一种不求回报的好处。从经济学的角度解读,这种好处是一种正外部性。所谓正外部性是指做了一件对别人有益的事情,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与此相反,违背道德的行为恰恰是存在负外部性的,即做了对别人有害的事情而不需要去赔偿。在市场经济中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会供给不足,而具有负外部性的产品则会供给过量。因此,具有外部性的商品无论正负都使得价格机制无法发挥其资源配置作用,成了市场经济无法解决的难题。当市场失灵的时候,我们只能用与市场相补充的另外的资源配置手段来解决此类问题,也就是人为的干预。如果我们将仁义礼信等道德行为看成商品的话,其正外部性的存在,导致人们不会自发地提供足够的道德产品,而这种道德产品产生的对他人对社会的影响却是非常有价值的。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制度设计将这种之于他人和社会的价值体现出来,也就是让实施仁义礼信的君子能够得到相应的回报,使私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相吻合,将道德产品的正外部性内在化。相反,对具有负外部性的非道德行为则予以惩罚和追索,使其个人承担所有负外部性造成的他人和社会成本,这样可以有效地抑制非道德产品的供给。

  无论是补偿还是惩罚,其本质都是使人们被动地去遵守仁义礼信,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说之上的,而现实中的人们并非都是只追求眼前利益的短视者。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讲,我们更需要做的事将所谓的“经济人”塑造成为“道德人”。他们拥有高尚的情怀和高远的视野,能够认识到自己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在为别人提供道德产品的同时,也会享受到别人之于自己的好处,这样,才可以使仁义礼信成为人们主动去遵守的道德准绳。虽然这种回报不是立竿见影的,但如果人们能够目光长远,推己及人,那么仁义礼信就不再是我们望而兴叹的奢侈品了。

  于晗

  中国传媒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仁义礼信具有正外部性

  依法治国在我国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

  早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学派就已经用“法术势”构建出一整套法家治国的思想体系,用法商思维治理国家、巩固国家,实现帝王将相的权力和财富传承。

  法家思想的出现,对结束春秋战国几百年战乱和建立大一统的封建帝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如何吸收法家思想的积极思想,如何规避法家思想的消极影响,是目前依法治国及依法治企不可回避的一个事实。

  儒家学说,又称儒学,创始人孔子在总结、概括和继承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有教无类”,使传统文化教育传播到整个民族。

  儒家思想基本分为“内圣”与“外王”,即个人修养与政治主张两类,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张“德治”、“仁政”,重视伦常关系。

  儒家的政治思想是“仁政”、“王道”以及“礼制”,其理想是“大同”、“大一统”,其 政治学 主要阐述君臣关系、官民关系。孔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是儒家政治学的代表性主张。

  儒学的核心是仁和礼。仁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成员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礼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建立社会的道德秩序,使社会成员对自身的社会地位都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儒学“仁礼一体”的体系中包含了法的内容,礼和法很好地结合。礼的作用主要是预防犯罪,法的作用主要是惩罚犯罪。建立“以礼为体,以法为用”的礼法体系,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儒学“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表明礼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目标,就是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暨全社会的和谐。

  儒家在经济上重义轻利,重官轻商,重本抑末,与现代商品经济不相适应,儒家不重视分科领域专业知识的研究,也因此禁锢人的思想,导致手工业和科技的没落。儒家很理想地寄希望于天子以德服人上行下效,人人圣贤,国家太平,他只是号召人们向谁谁学习,但对不学习者缺乏完整的惩罚体系,儒家更加适合个人修养。 法家主张社会进化论和性恶论,看到了个人精力有限性和个人智慧的局限性,主张职业分工,追求政治效率的最大化,不要迷信“圣人之治”。

  法治体系把“有形之手”所有可能的行动,全部纳入自身框架,让“无形之手”收放自如、创造活力,取消下放行政审批权、开出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看得见的手”边界更清晰。经济运行少了行政干预、多了法律保障,在改革大道上进入新常态,“逼出”了一个更好的市场经济,社会经济得以高速平稳发展,人民公平享得经济社会发展红利。

  因此,用儒家思想来引领个人修养推行社会道德教育,用法家思想重视法律系统,建立规章制度,外儒内法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

  依法治国依法治企可选择外儒内法路径

  王守亮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特聘教授、北京市安博律师事务所主任。

 

 

关闭窗口
 

copyright(c) 2004-2012 中国当代儒学网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北京·东城区国子监街65号  e-mail: mail-ccc@163.com  mailzhrx@163.com QQ:1953300734  审批表下载 
晋ICP备1200157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