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不仅从“天行有常”中体会出天人合一的“诚”的生态伦理意识，而且重视生态伦理实践，提出了“制用天命”的生态伦理实践观。他说：“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尽亡矣。大天而思之，孰与物蓄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聘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荀子在这段话里，强调人类的命运在于如何对待自然界，主张既要顺应季节的变化使之为人类生产服务，又要施展人类的才能促使其保持不断繁殖再生，用人力确保万物成长下去；既要合理利用万物，又要不造成浪费；不能放弃人类的努力，一心指望天赐恩惠，这样，才不会“失万物之情”，充分而合理地利用和爱护好生态资源，建立起天下“尊贤而王”或“爱民而霸”的良好社会秩序，避免人类走进“尽亡”的泥坑。

　　 关于“制天命而用之”，有些学者误解为是荀子不讲尊重天命，而是鼓吹“征服自然”的论调。这是不符合荀子思想本义的，也是没有任何根据的。通观《荀子》全书，荀子主张“天行有常”，肯定大自然的运行是有客观规律的，人类只有在充分认识、把握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好主观能动性，合理利用好自然界。这里“制”固然有控制、掌握之义，但紧接着讲“用”，目的是为了对人类有用，“制”是为了更好地“用”。如果是不尊重自然规律，胡作非为地“制”，如何又能达到“用之”的目的呢？可见，荀子从来都不主张对自然界随心所欲地控制、征服，他讲“制天命”是在“敬天而道”的大前提下进行的，他讲的“而用之”也包含着可持续利用的目的，即“长虑顾后而保万世”的意思，不能仅就一个“制”字，作片面的断章取义的理解。

　　 实际上，只有明确将《荀子》此“制”字解释为“裁”（控制、掌握），才能真正揭示荀子刚健有为的天道观的实质。对此，焦国成有相当高明的看法。他把思孟学派与荀子学派的用字进行比较后指出：“荀子学派用的‘理’、‘裁’、‘治’等字，实际上是把人放在了主体的地位。在他们看来，天地只不过是生育万物而已，没有了人，天地就会呈现出相当的混乱。用现在的话来说，天只有通过人，才能保持生态平衡。”我们说，正是由于荀子学派要激进一些，才使一些学者产生了对荀子“制天命而用之”思想的严重误解。如有学者批评说：“生活在古代的荀子没有意识到，仅仅强调征服自然，而不注意顺应自然，不注意与自然相协调，是片面的观点。”

　　 我们认为，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天命”二字是直接继承了儒家鼻祖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和“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中的“天命”之义，它们皆指自然规律而言。从孔子到荀子的儒家文献中，“天命”二字孟子没有使用过。孟子只讲过：“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用“天道”，不用“天命”，而孔子却正好相反，一部《论语》只有子贡讲过一次“天道”，孔子本人没有说过“天道”二字。因此，在天道自然观方面，荀子是有意识地与孔子保持一致性的。今人多有不识此“天命”继承之奥妙，而将孔、孟天道观视为相同，将孔、荀天道观视为相异，这是欠妥的。孔子讲敬畏天命，把“畏天命”看成是君子与小人的分界线。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而荀子亦讲：“君子，小人之反也。君子大心则敬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意即君子与小人相反，君子从大处来讲则敬畏自然规律，从小处来讲则敬畏仁义礼节。由此可见，荀子也是讲敬畏天命的。我们研究荀学，如果只注重他的“制天命而用之”思想，而忽视他的“敬天而道”思想，就会得出前面所引的批评荀子“仅仅强调征服自然，而不注意顺应自然”的错误结论来。

　　荀子“制用天命”的生态伦理实践观进一步丰富了孔子“敬畏天命”的生态伦理思想，把儒学创始人开创的知天命—畏天命生态伦理思想路线发展为知天命—畏天命—制天命而用之的生态伦理思想路线，这样，就更具有实践意义，既维护了人类管理地球的实践主体地位，又凸显了人类保护自然资源、使之用之不竭和永葆生态平衡的生态伦理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