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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道外儒与儒学复兴——长白山书院甲午儒道研修班学习心得
中国当代儒学网   2014-08-23 02:49:33 作者:孙铁骑 来源: 文字大小:[][][]

    公元2014年7月28日—8月6日,长白山书院甲午年暑期儒道研修班如期举行。全国各地学子20余人汇聚于长白山书院,“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周易·乾·文言》),砥砺学问,辩难思想,真正承传统书院会讲问学之风,追索传统文化之道统与学统,探索当代儒学复兴之进路。本次研修班主题为“内道外儒与儒学复兴”,为期10天,早晨打坐练功,上下午为鞠曦先生授课与学员问学辩难时间,晚间为学员自由讨论与交流时间。现将参加本次研修班心得总结如下: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以儒学和道学为宗,佛学作为外来文化虽有广泛影响,并历来有三教合流之称,但在中国文化史的现实发展中并不能真正与儒道文化相比肩。而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在现实的历史发展中亦存在着相互抵牾,儒道相黜的问题。长白山书院的学术理路则在追溯孔子儒学与老子道学的思想根源的基础上提出儒家与道家本质为一,真正的儒家必然要具有内道的修为,真正的道家亦必然具有济世的情怀,从而以“内道外儒”作为自己的立教宗旨。而“内道外儒”的学理依据何在?“内道外儒”的生命实践道路又何以可能?长白山书院的学术理路都给出了具体的理论论述与实践指引。

 

                                     一、内道外儒的思想史依据

 

    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对儒学与道学的反思必须回溯到二者的思想史发源之处,追根究源,以辩源流。作为最早的中国学术发展简史的《庄子·天下篇》中并没有儒家与道家的分别,也就说明其时并没有儒道的分别与对立,儒、墨、道、法、名等学派分别只是到了汉代以后才作出了思想史回顾性的区分。《庄子·天下篇》记中国学术发展史云:

 

    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在上段引文中,可以看出二种信息:一是从学术与生命的关系来看,中国学术就是生命的学问,其所成就者是天人、神人、至人、圣人等不同的生命存在样态。而在庄子看来,其时的学术已经是“道术将为天下裂”之后的方术而已,已经不是古之所谓道术。也就是其时之人的生命已经逐渐离道而行,已经不能直接承载道体。但方术亦根源于道术,故言“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圣王之源皆为同一之道术,而所谓之天人、神人、至人、圣人、君子、百官与民皆是此同一道术统摄之下的不同生命存在状态。而天人、神人、至人正是后世道家所追求之最高生命境界,而圣人则是儒家所追求之最高生命境界。孔子则认为“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斯可矣”(《论语·述而》)。故孔子主要授以弟子君子之学。由此可见,儒家与道家皆本于同一之道术,只是二家在生命修为的具体追求上设定了不同的价值目标,道家以超越于众人之上的天人、神人、至人等作为直接的价值追求,而儒家则以入世与济世的情怀而关注普通民众的生命状态,故只强调君子之学。而君子之学的极致必然直通道家的天人、神人、至人,故儒道实乃一体相通。

 

    二是从学术与文献的关系来看,中国学术根源于“古之人其备乎”的生命存在状态之中,其时的学术样态是“人以载道”而不是“文以载道”,故而不依赖于文献的记载。而后世之人在“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发展逻辑上使生命日益离道而行,从而“人之为道而远人”(《中庸》),使现实之人的生命已无能直接承载道体,沦落为以言语论道,以文字载道,使中国学术由原初的“人以载道”发展为后世的“文以载道”。而“文以载道”必然产生的问题就是缺少了生命的实证,从而容易落入坐而论道,空言玄虚,支离分裂的理论表达之中,造成“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学术发展史。庄子总结其时的学术分裂状况,列为三种状况:(1)“其明而在数度者”记载在“旧法、世传之史”中;(2)记载在《诗》、《书》、《礼》、《乐》之中的学术则主要掌握在邹鲁之士、缙绅先生的手中;而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当为其时所谓的儒生,而其时的儒生还不能等同于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学派的儒者;(3)由《诗》、《书》、《礼》、《乐》、《易》、《春秋》承载的学术则被分散于天下的百家之学中。

 

    而在“《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的语意表达中,可以领悟到《诗》、《书》、《礼》、《乐》《易》、《春秋》是庄子所承诺的中国学术的完备体系,从而下文才能言“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而《诗》、《书》、《礼》、《乐》、《易》、《春秋》正是孔子所编撰的“六经”系统,也就是说,作为道家人物的庄子在文献上以孔子的“六经”系统作为中国学术的完备体系,这就是表明儒道二家的学术思想在文献依据上是一致的。虽然《庄子·天下篇》虽没有明言孔子与“六经”的关系,但“六经”为孔子编撰无疑,而依庄子之意,百家之学都由“六经”而来,由此可见,孔子为中国学术的集大成者,而掌握此“六经”完备体系之人只有孔子一人,故孔子才为至圣先师,“为往圣继绝学”而为万世师表,后人言“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此语不为过。而六经之中的《诗》、《书》、《礼》、《乐》为传统儒生所业,故言“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而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则在此《诗》、《书》、《礼》、《乐》之外又加入了《易》与《春秋》,足见《易》与《春秋》对于孔子儒学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而后世儒学发生的问题亦主要在于对这二部经典的误用与误解之中。

 

    《春秋》为孔子的政治儒学,并不是孔子儒学的核心,但由于其可以为政治所用,从而在汉代被推崇到核心位置,董仲书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以《春秋》为宗而推出的儒学歧路。孔子对此种歧路亦早有预见,故曾言“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故鞠曦先生认为“知丘罪丘是儒学的根本问题”,后世儒学发生的一切问题都根源于对孔子的误读。《易经》则为孔子对原始《周易》文本作传解经之后而形成的儒家哲学,孔子的“性与天道”之学尽在《易》中,故《易》为群经之首。而《易经》所言之性与天道精奥难懂,颜渊死后,孔子弟子及后世儒家已经无人能解孔子的性与天道之学,子贡曾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孔子亦曾预见:“后世之世疑丘者,或以易乎!”故鞠曦先生认为“以易疑丘是儒学的基本问题”。而要解决此儒学根本问题与基本问题,就要通过“以易知丘”的理路来解决,故鞠曦先生又给出“以易知丘是儒学的核心问题”。 故长白山书院对儒学的“正本清源”就是回归到“以易为宗”的孔子儒学进路上来,鞠曦先生的“形而中论”就是对《易经》哲学的现代哲学话语方式的理性解读。

 

                                       二、内道外儒的学理依据

 

    长白山书院以内道外儒立教的学理依据在于将《易经》、《道德经》、《内经》三部经典打通,将《易经》所内含的生命修炼之道与道家的内丹修炼之道打通。《易经》作为儒家的六经之首,亦是道家的三玄之一,可见儒道二家在文献依据上本自相通,而《易经》所言之“形而上者谓之道”又与《道德经》所言之“道可道也,非恒道也”义理相通,《易经》中“咸”、“艮”二卦的生命修炼原理与道家的内丹修炼原理又是一体相通,从而在学理上可证儒道本然会通。《内经》作为传统医学经典文献本没有儒道之别,但所言之医理却通于儒道二家的生命之道,从而可以作为儒道会通的佐证。

 

    (一)“形而上者谓之道”与“道可道也,非恒道也”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是《道德经》对道的定义,意为落入言说之中的道就已经不是道的自在,这本质上是对道的一种存在论指引,而不是认识论上的认知,是让人在言说此道之时,不要停止于对道的言说,而是要以身证道,与道合一。以“时空统一论”言之,道是时空统一(无间时空)的生生自在,而落入言说之中的道已经被言说所间化而落入时间与空间的限定性之中,成为时空分裂的有间时空,从而已经打破了生生之道的时空统一(无间时空)状态,不再是恒道生生的自在状态,故已经成为“非恒道也”。而此“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却内在承诺着“恒道”的存在,说明老子所求之道就是“恒道”,而此恒道就是未被人的认知与言语所间化的时空统一(无间时空)的生生自在。

 

    “形而上者谓之道”是《易经》对道的定义,与“形而下者谓之器”相对,凡一切有形质之存在皆是器物,而超出一切形质限制而给出一切有形存在的才是道。此道以阴阳变化的方式显现出来,故又言“一阴一阳之谓道”,而《易经》就是言说此“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学问,故庄子言“易以道阴阳”(《庄子·天下篇》),而“生生之谓易”,易又本于生生,故可知《易经》所言之“形而上者谓之道”实乃生生之道。以时空统一论言之,可以将之与老子的“恒道”相贯通。“形”即为“间”,“形而上者”即为“无间时空”,即为“时空统一”,即为生生自在,即为“恒道”;“形而下者”即为“有间时空”,即为时空分裂,即为“非恒道”。故《易》之“形而上者谓之道”实与《道德经》之“恒道”相通。

 

    (二)《易经》的“咸”、“艮”二卦与道家的内丹修炼

 

    “咸”卦上兑下艮,上卦“兑”为“悦”,下卦“艮”为“止”,卦理为“止而悦”的生命之道;“兑”为少女,“艮”为少男,指示此卦为指引少男少女通过“止而悦”的方式实现生命修养的功夫论。故而“咸”卦《彖》辞曰:

 

     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柔上而刚下”言说的是“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地道,因《说卦传》言“立地之道曰柔与刚”,故“柔上而刚下”就是对地道的表达。“二气感应以相与”则言说的是“形而上者谓之道”的天道,因“二气”定是指阴阳二气,而《说卦传》言“立天之道曰阴与阳”,“一阴一阳之谓道”,故阴阳二气表达的就是天道。而“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则是说“形而中”的人道,只有人才能自觉自为地实现“止而说”的生命之理,最终达到“享利贞,取女吉”的目的。“天地感而万物化生”是天道与地道自然流行的过程,而圣人立于天地之中,“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这是人道的自为。“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即圣人的“感人心”已经内含了天道阴阳、地道柔刚的自在流行,又超越天道与地道的自在而实现生命修养的自觉与自为。故“咸”卦《象》辞说:

 

     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

 

     就卦象而言,山本高耸之物,而泽为易流之物,高耸之山上何以能有易流之泽以润生万物呢?因为高耸之山上有中虚之处,才可以容下易流之泽而不动,且欲容此泽,山上不仅要有虚,且山必岿然不动,方能容此易流之泽,从而使山与泽阴阳相感,刚柔相交而生万物。君子正是观此阴阳、刚柔、天地、山泽之象而效法之,故能“以虚受人”。由山之静止中虚,涵摄易流易动之泽而生育万物,生生不息,正可见易道生生的本体支配下的生命流行过程,君子穷此生生之理,而尽自我生生之性,故有“咸”卦六爻所具体展开的生命内在之理与具体的修炼之道。

 

   “咸”卦六爻之中从初爻的“咸其拇”到二爻的“咸其腓”,再到三爻的“咸其股”,都是在言说少男少女的青春时期如何感于外在世界的诱惑而“志在外也”,因追逐欲望而消耗并损害生命,故警告曰“居吉”而“往吝”。九四进一步解释说,虽然人之青少年时期也知“贞吉悔亡”,但由于还“未感害也”,故而“憧憧往来,朋从而思”,奔逐于外而“未光大也”,无法光大自己的生命。那么怎么才能解决“憧憧往来”的问题,光大自己的生命呢?就要效法咸卦“山上有泽”所表达的“止而悦”的天地生生之理,使生命的盲动静止下来,排除外物干扰,“以虚受人”,以之增益自己的生命,光大自己的生命。

  

    而如何使自己生命的盲动静止下来呢?“咸”卦九五爻言“咸其脢,无悔”,即指导少男少女将所感所知反身集中于后背,即人体的督脉之处,使生命能量在自己的体内运行,而不会浪费奔逐于外,增益自己的生命。庄子言“缘督以为经,可以长生,可以延年”,亦是此意,此处已经与道家的修道相通。而人之生命的自我修养不能停止于“无悔”而已,故为“志末也”,故还要继续增益自己的生命,最终要达到上六爻的“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即使身体内部的能量上下自由流动,身心通畅,疾病自然难侵,从而身心康健,“滕口说也”。

 

    “咸”卦揭示的是少男少女的修身功夫,而“艮”卦则继言成人的修身功夫。“咸”卦卦象为“山上有泽”,卦理则为上兑下艮,揭示“止而悦”的生命修养之理。“艮”卦在卦象上则是“兼山艮”,山上有山,卦理则是“止而又止”,由“咸”卦的“止而悦”进而到“艮”卦的“止而又止”,最终实现“艮”卦上九爻的“敦艮之吉,以厚终也”,显然在功夫论的层次上又进一层,生命的盲动已经完全清除,身心合一,也就是中国哲学所追求的“天人合一”境界,达于生命修为的极致。中国哲学的儒、释、道三家都有各自静坐修心的功夫论实践方式,其本质都是为了实现“咸”、“艮”二卦“止而悦”与“止而又止”的生命修养原理,最终达于“艮”卦上九的“敦艮之吉,以厚终也”,也就是《大学》所言的“止于至善”,而至善者,生生也,止于至善,止于生生之至善也。

 

    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止于生生,“艮”卦的卦辞揭示说:“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 无咎。”“咸”卦的功夫是“咸其脢”,即感于后背,而“艮”卦的功夫是“艮其背”,即止于后背,在功夫论的层次上又进一步,使生命能量不盲动于外,完全在体内运行,故能增益生命,忘我而“不获其身”,进而“止而又止”,由“不获其身”的忘我再进一步达于忘情、忘物,即“行其庭,不见其人”,不为外物所限,身心自在合一,故“无咎”。这也就是孟子的“求其放心”与“善养吾浩然之气”,心止于内而忘我忘物,方能达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的生命修养境界。再看“艮”卦的《彖》辞:

  

    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

  

    “艮”卦的功夫论是“止而又止”,已经完全克服了“咸”卦揭示的“憧憧而来,朋从而思”的生命盲动性,从而完全身心合一,故而能自如、自在的展开生命活动,即“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即止于生生也,此生生为自我生命内在的生生,而不是外物的生生,故只能内求而得,而不可向外求取,内外不相与,故言“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的意思是说,只要我们明白了这一生命修养之理,就可以据以展开生命修养的具体功夫实践,最终会达于忘我忘物而与道合一,生生不息而“无咎”。是以“艮”卦的《象》辞又言: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君子观“兼山艮”之象,而体会生命运行的自在与自为之理,止而又止,止于生生之道,故而能“思不出其位”,自然合于天道,实现生命修养的功夫境界。也就是孔子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亦是老子的自然“无为”,亦是庄子的“逍遥”自在,亦是佛家的“觉”与“悟”。《大学》有言:“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知其所止”即止于生生之道,让生命的能量流行于自己的身心之中,而不是浪费于外物的追逐,自然“思不出其位”而“无咎也”。

 

                                        三、内道外儒的时代合法性

 

    儒学自近代以来退出了历史舞台,其外在的历史原因当然是西方列强的入侵与西方文化的侵入,但在文化自觉与自醒的进路上,更需要反思二千年儒学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实现儒学的自新、自立与自强。而上文的论述已经证明,儒学本来具有一个内道的生命修炼维度,虽然千古儒学都以“内圣外王”为终极的价值追求,但对于如何实现“内圣”却没有给出具体的实践道路。汉儒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整理国故,已经不理解儒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价值宗旨,董仲书只是以《春秋》经的政治儒学实现了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是为政治服务,而没有实现儒学安顿世人身心性命的文化使命,这是佛学在汉代进入中国的根本原因。以宋儒为代表的后世儒家主要将《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作为具体的修身之道的实践指引,但对“三纲领、八条目”的具体理解却各有不同,从而纷争不断,亦给不出具体有效的修身实践方法。从而有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纷争,朱熹以“格物致知”为修身起点,实已开启了生命外求的逻辑进路,已经落入与西方哲学的对象性思维相近的视域局限之中,而陆王心学以“吾心”与“良知”为修身起点,同样缺少具体的修炼生命的方法与路径,从而落入空谈心性的弊病之中。虽然宋儒在客观上对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生命安顿有千年影响,并在不同程度上践行了儒学的某些价值标准,但却是偏离孔子儒学“以易为宗”的儒学宗旨的歧出之路。这些儒学发展史中的硬伤决定了儒学无法真正解决现实之人的生命安顿问题,从而为儒学在近代以后的失败与退出历史舞台埋下了内在根源。

 

    站在当代的历史与文化结点上,我们要复兴传统文化,当然不能复兴汉宋诸儒所留传下来的问题丛生的儒学,而是要回归孔子儒学的本真宗旨,以真正可以安顿现代人身心性命的儒家文化来回答时代发展中的现代性问题,证明儒学在当代复兴的理论与实践合法性。故长白山书院的儒学复兴之路首先是对儒学的“正本清源”,指出千年儒学发展史的根本问题是对孔子的误解,表现为“知丘罪丘”的问题形式。在“六经”之中,只有《春秋》一经为孔子原创,其他诸经皆为孔子对古之遗言的编撰与删定,而孔子深知《春秋》作为政治儒学可能被后世统治者利用而使儒学宗旨发生偏离,故言“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汉儒正是在此进路上误读孔子,以《春秋》为宗,以政治儒学实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却远离了孔子儒学的生命宗旨,无法安顿世人的身心性命,外来的佛学正是乘此空隙进入。宋儒虽不再以《春秋》为宗,却没有回到“以易为宗”的儒学正途上来,而是以“四书”为宗,从而开启了作为孔子儒学歧出的“新儒学”。故近代以来儒学的失败与退出并不是对孔子儒学的否定,而是对偏离了孔子儒学宗旨的歧出之路的否定,故当代的儒学复兴必然要回归到孔子儒学“以易为宗”的生命儒学进路上来。而“以易为宗”的孔子儒学之所以能安顿现实人生的身心性命,就是因为其具有现实可行的生命修行、修为、修炼的方式和方法,此方式和方法与道家的内丹修炼相互贯通,故长白山书院以“内道外儒”立教,强调真正的儒家必然要具有内道的功夫,修炼生命,先行安顿自己的身心性命,然后才可能化成天下,安顿天下人的身心性命,实现真正的“内圣外王”。

 

    当代中国人的文化生命已经是西化的生命,而西方文化给中国人带来的是与西方人同样的现代性问题,各种资源、能源、环境危机及人性与人伦危机已经使现代西方文化笼罩下的世界失去了前进的方向,整个人类社会都陷入价值迷茫与生命意义的虚无之中。如此的人类生存境遇已经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异化生存,而作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并没有坚定执行马克思对现代西方文化的批判精神,相反是任由西方文化占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体制内的专家学者言必称西方如何,美国如何,完全是以文化侏儒的姿态推崇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而对于西方文化的问题缺少基本的反思精神,对于传统文化又缺少基本的认知与了解,从而盲目继承着五四以来的反传统精神,抓住传统文化的只言片语进行恶意解读和攻击。某些所谓专家学者只是对西方某个思想家或某种思潮有所研究,就自以为已经掌握了宇宙真理,反过来对自己毫无研究,更毫无同情的传统文化进行西方文化价值在先的批判和攻击。如邓小芒对“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批判,如李零对孔子是“丧家狗”的贬损,他们没有反思自己的生命境界与学识积累是否有能力理解圣人的言语,从而是否有资格仅仅从字面去展开对孔子与儒家思想的批判甚至是攻击,真是“无知者无畏”。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以此标准衡量之,举天下之学者皆小人也,更让人想起《易经》中的一句话:“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戒,小人之福也”。

 

    故当代文化是一个思想极度混乱,是非不分,善恶不明,价值错乱,虚无主义盛行的迷乱状态,极需圣人复起,正邪说,辟淫辞,正本清源,拔乱反正。而体制内学者及其学术研究囿于功名利禄的诱惑,课题研究与话语边界的限定,只能在学术话语圈内进行随波逐流的研究,而少有真正切入生活,切入实践,切入人性之本,切入现实生命安顿之中的学术研究。如此远离生命的学术研究只是一种人力与物力资源的浪费与学者生命的无意义损耗,此乃当代学术研究之最大堕落与悲哀。造成如此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今人之学问皆是谋取功名利禄的“为人之学”,而不是安顿身心性命的“为己之学”,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斯言在今犹为确切。故当代学术急需一个回归生命本身的价值转向,不能安顿生命的学问就是虚假无用的学问。当代学人应当自醒,不要把生命浪费在无意义的虚假科研之中,而是应当反观生命,对自我及他人的生命负责,真正做生命的学问。

 

    故长白山书院以“内道外儒”立教,就是要以“内道”安己,以“外儒”而安天下,不能安己,必不能安人,更不能安天下,故“内道”实乃“外儒”之前提。没有“内道”之“外儒”只能是空言无用,华辞以欺人之“贼儒”。

 

                                        四、儒学复兴的历史必然性

 

    在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时空结点上,儒学的复兴已经是一种正在到来的历史趋势,这种趋势的历史必然性不在于当代社会文化之中已经表现出来的从民间到官方兴起的儒学复兴运动,亦不在于当下中国政府与领导人如何提出了振兴传统文化的政策措施,而在于儒学的复兴是当代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世界未来发展的必然需要和必然要求。如果中国要有未来,世界要有未来,就必须要复兴儒学。从而长白山书院对儒学复兴使命的担当就不只是一种对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传统的自觉担当,更是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对人类大生命未来命运的自觉担当。这既是一种民族道义的担当,更是一种人类道义的担当。故当代的儒学复兴运动不能仅仅停留在民族文化复兴的狭隘视域之中,而是要在对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审视与反思中达于对儒学复兴的觉醒,儒学复兴不仅仅是中华民族之事,亦是关涉到人类未来与人类命运之大事。

 

    因为人类社会经历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在向外征服和占有的维度上已经达到了一个历史性的结点,引用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的一句经典台词,就是人类已经到了“存在或不存在”的历史选择期,人类社会对自然的开发和占有已经达到了自然所能承载的极限,有限的地球资源已经不能允许人类社会继续以如此奢侈的方式生存下去。而仅就人类自身的生命存在状态而言,人类社会的人文精神与伦理世界亦到达了脆弱的危机边缘,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并没有给人类社会带来真正的和平与幸福,无论是阿富汗问题、伊拉克问题、前南联盟问题,还是当下正在进行的乌克兰内战,都可以看到西方文化的自私自利,为一己之私而忍心让他国人民生灵涂炭。无论其如何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皆因其所宣扬的这些普世价值没有真正的本体论支撑,从而只能是一种骗人的口号而已。而当代中国步西方文化之后尘,在快步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几乎全面移植了西方文化的问题和病痛,当代中国的专家学者面对中国社会的文化问题往往站在反传统的立场上以民族的劣根性解释之,而无视中国社会与传统的彻底断裂和西方文化的全面殖民。几乎可以断言的说,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问题就是西方文化的问题,因为当代中国文化已经全面西化了,而中国人已经不知传统为何物,又有什么资格谈论传统的“劣根性”问题呢?

 

    而问题的关键是,全面移植的西方文化能够带给中国,带给中国人民以未来吗?西方文化早已宣布了“哲学的终结”,“上帝死了”,“科学终结了”,西方文化已经迷失了前进的方向,西方社会带给世界与全人类的除了财富的掠夺,并没有恩泽天下的福祉。所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仍然是有效的,在人类文明史上,只有马克思与孔子真正具有天下情怀,无论是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还是天下一家的大同社会,都是以人类的生命存在为核心,以人为本,以安顿世人的身心性命而设定的价值理想。故美国人福山所言之“历史的终结”实乃毫无人性考量的、冷冰冰的政治哲学的产物。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显然没有领悟到,更没有承担起马克思的济世情怀,更没有认识到孔子儒学对支撑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所具有的重要价值。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最大敌人显然是西方文化,而不是传统文化。虽然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但在社会文化领域真正处于主流却是西方文化,而体制内的学者、教授们亦无不以西方文化为崇,即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理论的研究者亦无不大量吸收与运用着西方哲学的话语与理论观点,大有“挂羊头,卖狗肉”的意味。故作为当代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到了应该觉醒的时刻,应当认识到无所不在的西方文化已经对中国社会的文化机体造成了本质性改变,以至西方文化的病痛已经全面感染中国,而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现实力量已经无力阻止西方文化的入侵,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作为传统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文化根本具有抵抗西方文化的天然合法性与充分自足的理论资源。故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急需与儒学进行融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应当具有儒化的内涵,从而才能真正解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合法性问题,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由西方文化带来的现代性问题,才能真正使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人的日用伦常与现实生命和生活之中,从而实现真正的中国化。

 

    以上仅仅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反思儒学复兴的历史必然性,下面再从儒学的自身品质反思儒学复兴的历史必然性。

 

    儒学复兴的历史必然性最根本的理论依据并不在于社会发展的外在需要,而在于人之生命自在的内在本质需要。儒乃人之需,儒学的本质就是生命的本质需求。《易经》给出的儒家价值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儒学就是生命安顿之学。只要生命存在,就有实现生命安顿的本质需求。而现实人类社会的一切发展,在本质的层面上亦无不是为了实现生命的安顿,只是在现有的西方文化进路上,其对生命的思考只有对象性的外在思维一个向度,从而以对物的占有及对外在世界的支配作为实现生命安顿的唯一方式与手段。而现实的社会发展已经证明,无论人类社会占有多少财富,具有多少支配外在世界的能力,都不能真正带给生命以终极的安顿。所以现代人在物质的创造之外都在寻找着心灵的归依,所以虽然尼采说上帝死了,但宗教并没有灭亡,因为西方人的精神与灵魂除了上帝之外还找不到另外一个可以依靠的归依之处。而中国人在毁灭了传统文化的精神信仰之后,亦处于游魂无根的状态,从而基督教开始在中国大地上快速传播,基督教堂从城市漫延至乡村。体制内的学校教育发展总是问题多多,困难重重,但民间自发的宗教信仰及其组织却可以在中国大地上快速发展,两相对立,意味无穷,亦堪忧虑,这才真正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顾炎武说:“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传统中国人之天下观实乃一文化概念,而非一地理概念,亦非一政治概念,文化亡,则天下亡,故天下兴亡实乃指文化兴亡。而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西方的文化及其宗教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人的生命问题,当代中国人的生命世界仍然处于盲目的寻求与迷失之中。

 

    而儒学以《易经》为宗,给出了安顿世人身心性命的系统理路与具体方式,儒学这一“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哲学理路由孔子开创,但在后世发展中却被后儒所异化,遗失了易道生生的尽性至命之路,在歧出的道路上先后开创出二汉经学、宋明理学及清代的考据之学,直至近代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开始,经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至文化大革命,使儒学最终退出历史舞台。长白山书院正是基于对儒学发展史的清醒认知,才对传统文化“正本清源”,回归“以易为宗”的儒学宗旨。经过鞠曦先生正本清源之后的《易经》给出的是以生命修炼为基础的生命安顿之道,而《易经》给出的生命修炼原理完全贯通于道家的内丹修炼,故长白山书院才有理由以“内道外儒”立教。而《易经》六十四卦的卦序排列,内含的文理章法,内化的哲学原理等,都紧紧围绕着生命现实存在的“损益之道”而展开,《易经》哲学整体就是一部指导现实人生如何实现避损行益,安顿自我及世人身心性命的生命哲学体系。而且《易经》的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体系,是对现实生命如何去存在的全方位人生指导,从而是一种理论与实践完全统一的生存论哲学,而不是西方哲学那种仅仅是理性逻辑与言说的学问。故就人类文化发展的各种样态及其具体的思想理路而言,只有儒学的《易经》哲学真正可以安顿世人的身心性命,真正具有现实可行的生命修炼之路,及可以推己及人以化成天下的可行进路。

 

                                               小结

 

    儒学复兴的内涵不仅是理论上的“正本清源”,更是实践上的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故对儒学的“正本清源”还只是儒学复兴的初始工作,或称前提工作,真正的实践工作是使儒学走入百姓的日用伦常之中,真正成为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文化根本。故真正的儒学复兴必须是可践行的,必须是真正切入个体生命与社会生活之中的。

 

    按照如此标准,当代的儒者在实现对儒学的正本清源的同时,还要真正践行儒学的修身理路,修炼自己的生命,培育自己的生命,在实现自我生命圆满的前提下,推己及人,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精神担当起化成天下的儒学使命。故当代的儒学复兴的逻辑起点是对儒学的正本清源,而其现实起点则是真正儒者的修身自立,为世人立范。故长白山书院以“内道外儒”立教,不仅注重思想与理论的传播,更注重儒者君子人格的培育与生命修为的锤炼。二千年儒学发展的歧途就在于儒者的生命修为缺少现实可行的功夫论进路,从而落入“袖手谈心性”的弊端之中。而在长白山书院的儒学复兴进路中,真正的儒者必先有内道修为,在安顿自我身心性命的基础之上才可能安顿他人之生命,最终化成天下。故长白山书院的每次研修班必强调打坐练功,静坐修身的实践功夫。

 

    但就当下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现实而言,儒道相黜的千载歧途已经根深蒂固,真正要做到“内道外儒”绝非易事,部分绝顶聪明者,只奔内道而来,只求解决自我生命安顿问题,而对外儒之事业则无意承担或不愿承担,而一部分具有儒家济世情怀者,虽心怀远大,以救天下苍生为己任,却又对自我生命修炼与安顿缺少现实切入,结果是无能安顿自我生命,自然无能安顿他人生命,从而空言济世,却不能真正实现儒者的担当。故鞠曦先生深知长白山书院“内道外儒”的事业尚任重而道远,从而强调“潜龙勿用”,不要急于用世,当下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内道外儒”的君子人才,以为往圣继绝学,以人载道,以人行道,以人弘道,以备天下之用。此为真正儒者的济世情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人不知而不愠”,修身自正,乐亦在其中矣。

 

    期望天下有道君子,会聚长白山,谈儒论道,以身证道,以使身心安定,天下太平。斯期已逝,以待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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