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用董仲舒之策所谓“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从此儒家成为朝廷的意理。但汉代政治化的儒家杂入阴阳五行之说，在哲学上反而倒退；正好像罗马那样军功鼎盛，哲学上远逊希腊。经历魏晋玄学与隋唐佛学的阶段，宋明理学回应了二氏（老、释）的挑战，有文艺复兴的意味。清代儒家学由义理转趋考据。民国肇始，制度的儒家画下了句点，儒家由中心转为边缘。但新儒家作为一个精神传统还是一个充满了活力的思潮。大陆当前流行观点把西方自由主义、马列毛思想与现代新儒家看作当代中国哲学最重要的三个思潮，互相竞争、影响而往前推进。

    首先在概念与用词方面有所澄清，英文有两个词：Contemporary New Confucianism，我译为“现代新儒家学”，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ism，我译为“当代新儒家”。后者是狭义的意思，开祖是熊十力，港台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是第二代，杜维明、蔡仁厚和我等人是第三代。现代新儒家的范围比较广，任何以儒家有现代意义与价值的学者都可以包括在里面。大陆在毛泽东时代反孔，文革时代把一些人弄得家破人亡。但邓小平时代拨乱反正，不再取锁国政策，西学与儒家都得到平反。由一九八六年开始，大陆把“现代新儒家学”作为一个为期十年的国家重点研究计划。由一九九三年开始，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开始做当代新儒家学的主题计划，现在已完成了四个三年计划，正在进行第五个三年计划，虽然在名称上有所调整。海峡两岸互相竞争、合作，使现代新儒家成为显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年来甚至引起国际的注意，肯认新儒家为一个有活力的精神传统，在国际上有其发言权。

    现代新儒家学包括哪些学者本来并没有一定的意见。经过这些年的探索，主流意见提出了一个十五个人的名单，我将之整理成为一个“三代四群”的架构：

    第一代第一群：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

    第二群：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

    第二代第三群：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

    第三代第四群：余英时、刘述先、成中英、杜维明

    现代新儒家发展的过程，由1920年代到80年代，每二十年为一波，总共四波，掌握到这样的发展的轨迹，就可以有一全盘性的了解。

    20年代是第一波，关键性的人物是梁漱溟。一九一九年五四本来是学生的爱国运动，后来扩大成为文化运动，主流的思想是全盘西化，流行的标语是“打倒孔家店”。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儒学的浴火重生差不多就在同时。梁漱溟一九一七年进北大，就对校长蔡元培说要为孔子与释迦说几句话。1920《北大日刊》开始连载《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演讲记录。此书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立即洛阳纸贵。梁氏认为文化是意志的表徵。西方的意志是往前的，所以要戡天役物，发明飞机、大炮，实行民主制度。印度的意志是后退的，努力寻求解脱于轮回的系统。中国的文化是在两者之间，主要关注在人间社会的和诣。三大文化主流，西方是前进的，印度是后退的，中国是双行的。梁漱溟在北大与胡适同事，关系良好。他并不反对全盘西化。经他的反省，中国文化太过早熟，年轻时要向前，不走西化的路，将不能在现实世界中立足。但西化到一个地步就要转向，因为它不能解决人间社会和谐的问题，中国文化在这方面有巨大的贡献。但人到最后必须面对生死的大限，而必须转向印度文化。梁氏的说法虽然粗糙，在当时是空谷足音，发人深省。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残破，西化已不足为模楷。巴黎和会，梁启超率张君励、丁文江去欧洲，中国虽在战胜的一方，却得不任何权利，反而受到日本欺凌于是激发五四运动。1923年张君劢挑起了所谓的科玄论战，他批判科学不能解决人生的意义与价值问题。当时许多人参与论战，多数站在科学那一边，后来才明白张氏反对的并不是科学而是科学主义（scientism）.

    40年代是第二波。30年代尾抗战军兴，政府南移，北大、清华、南开也迁校到大后方组成西南联大。国难方殷，知识份子的精神并不因此衰颓。冯友兰著《新理学》，写所为“贞元六书”，取“贞下启元”之意，期待中华文化之复兴。钱穆著《国史大纲》，抱着稿子跑防空洞，阐扬民族史纲。业师方东美一向研究西方哲学，应电台之请向全国青年广播，讲中国人生哲学以激励民心士气，此后专心一志以英文写作中国哲学。贺麟提倡新心学，1941年为文首次打出“新儒学”的旗号。而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在194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被认为最有原创性的中国哲学论著，至此才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60年代是第三波。熊十力断定，终极的根源不能是佛教所说的无明，而归宗于大易，《易传》所谓“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人人内在都有“乾元性海”。他的三个大弟子唐、牟、徐都有精神上受到他的感召，但学问的入手却不是经由唯识宗。唐君毅讲道德自我之建立，牟宗三讲认识心之批判，徐复观更另辟蹊径，在义理与考据、学术与政治之间。大陆易手，钱穆、唐君毅到香港，方东美、牟宗三、徐复观到台湾，甘当孤臣孽子，维系中国文化的命脉。不意韩战爆发，港台得以苟安，海峡两岸成为长期对峙之局。港台新儒家由文化的关怀转往学术，有辉煌的成就。1958年元旦四位学者发表《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在当时未受到任何注意，后来被视为当代新儒家有关开创意义与代表性的文献。宣言提出“三统”之说：中国文化有自己的“道统”，道德心性必须加以肯定；但“学统”有所不足，必须吸纳西方客观的学术；“政统”更是缺如，中国传统如牟宗三所说，只有治道，没有政道，必须吸纳西方民主的架构。但西方文化也有其局限，可以向中国文化学习、吸收：（1）“当下即是”之精神与“一切放下”之襟抱；（2）圆而神的智慧；（3）温润而测怛或悲悯之情；（4）使文化悠久的智慧；（5）天下一家之情怀。近时尖端的西方知识份子批判启蒙的霸权，流行多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由现代到后现代（post-modern），重新肯定一些前现代的智慧。宣言由本土的立场吸纳一些普世的价值，拒绝一切跟在西方后面走，可为迈越时流，得风气之先，的确有其卓识。

    80年代是第四波。我们这一代生于战乱之中。不想却在宁静的校园之中度过了大半生。我们多受到上一代新儒家的教诲，出国留学，在海外谋求一技之栖，预设了多元、民主、自由、开放的架构。整个新儒学的潮流可为“生于优患”，故徐复观先生回溯中国文化的源头，突显出“忧患意识”，所谓“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到了当代，既充斥着危机，也蕴含着契机，这正是我们在今日必须面临的挑战。我们上一代适当国家文化面临生死存亡之机，自然而然会激越地谋求突显出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强调道统的尊严性。但到我们这一代美苏对峙的局面不再，我们的问题是，怎样让世界上不同的族群、国家、文化、宗教、精神传统和平共处，不要让日益狭小的地球村在矛盾冲突中毁于一旦。东方文化，特别是儒家，有重要的资源可以提供。海外新儒家如杜维明和我都认为，我们无须证明自己的传统比其他的传统更为优越。我们只需阐明我们的传统有自己的根源与立足点，就已经足够了。如何让不同的传统互相了解，彼此沟通，存异求同，这才是我们这一代步入新的世纪与千禧必须面对的核心课题。